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黄河流域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而福建偏处东南海滨，局势相对稳定；因此，北方汉族人大量移民闽中，进一步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福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孙吴进军闽中　三国时期，孙策崛起江东，统一吴会。在占据江苏一带地盘后，孙吴继续向东南扩展，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起，花了62年时间，五次用兵，才基本建立和巩固了对福建的统治。第一次，建安元年，孙策发兵进攻浙江会稽，会稽太守王朗抵御不住，弃郡从绍兴乘船逃到东冶（今福州）。吴军追随而至，侯官（今福州）长商升为王朗起兵。孙策派永宁（今浙江永嘉）长韩晏率领南部都尉兵讨伐商升，商升部将急起迎敌，打退了入闽的吴军。孙策又派猛将贺齐为南部都尉，领兵挺进福州。商升素闻贺齐威名，准备求降，但他的部将张雅、詹疆反对，一起把商升杀了。张雅自称无上将军，詹疆自称会稽太守。当吴军围攻福州时，闽军坚守拒降。贺齐使用离间计，挑拨闽军守将内部关系，瓦解他们的斗争，结果大破张雅，詹疆也率众投降。王良准备从海上南逃交州，因余部不愿同往，被迫也向贺齐投降。从此，闽江下游归属孙氏政权。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去世，托国事与其弟孙权。孙吴隔江与结大的曹魏对峙，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前线，针对福建的兵力则较为薄弱。侯官虽已平定，但建安、汉兴、南平又起暴乱、建安八年，孙权再次对闽中用兵，派贺齐进兵建安（今南平），平定了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以及吴五、邹临等反吴势力，并重新建立了县邑。

贺齐通过10年的征讨，占领了闽江上下游的土地。但是闽中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平静，于是又有了第三次用兵。建安十三年（208年），东冶吕合、秦狼等起义。孙权派余姚长吕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出兵讨伐，擒获了吕合和秦狼，东冶五县才告平定。

吴嘉禾四年（235年），庐陵的李桓、路合，东冶的随春和南海的罗厉等反吴势力一时并起，声势很大。孙权等四次对闽中用兵，派吕岱督率刘纂、唐咨等分兵讨伐，随春即时首降。吕岱任随春为偏将军，继续带领他的队伍，后来封为列将；而李桓、罗厉等败后都被斩杀。

第五次于吴太平二年（257年）。当时，会稽南部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吴派中书令钟离牧出任监军使者，建安等地的“山越”起义终被镇压下云，起义首领黄乱、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

闽中是东南沿海偏僻之地，孙吴几十年反复用兵，就是为了大力开拓疆土，建立强大的吴国，以便同魏、蜀争雄天下。

吴国治闽　为了巩固在闽中的统治，孙氏又先后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于建安八年把南部都尉从浙江迁至建安，驻兵5000名。二是增加县数；建安十二年，分东侯官之地为建安县，中南部都尉；闽中因而有五县，即侯官、建安、南平、汉兴、建平（后改建阳）。三是撤销南部都尉，于永安三年（260年）改设建安郡。这是福建最早设立的“郡”，从而实现了以文治代替武人统治。建安郡在三国时已相当繁荣，据《晋书》记载，当时有3042户、17686人。这是福建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口统计数字。

建安设郡前后，闽江下游的生产、商业贸易和海上交通得到较大发展。农业生产摆脱了西汉时期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提高了水稻栽培技术，也培育出一批优良品种。由于福州有丰富的林业资源，故孙吴时期福州造船业成绩显著。吴建衡元年（269年），朝廷在侯官（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内）设典船校尉，专门负责督造船只；在沿海设温麻船屯，这是个颇具规模的造船工场，一些北方的谪徙之人被遣送到这里造船。孙吴的造船工场不但规模大，而且所造船舶种类多、设备好。瑞的福州 及其所属的连江（旧时称“温麻”）、罗源、长乐（自古别称“吴航”）等地均为当时制造海船的地方。吴亡时晋将王濬缴获吴国的舟船达五千余艘，其中不少是侯官典船校尉和温麻屯制造的。《三国志》载，王朗从会稽航海前往东冶；许靖从中州赴交州，也路经闽地。这些反映了当时福州的海上交通已有一定规模。左思的《吴都赋》描写：“弘舸连轴，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说明孙吴时期闽中不仅是重要的造船基地，而且出了许多优秀的航海家。这不但加强了吴国的水军力量，也为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海运业的发展，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等率领万人甲兵，从海路到台湾、菲律宾等地。这是中原人民到达台湾的最早记录。从此，台湾与祖国的联系更加密切了。菲律宾人时有至会稽贩卖布匹的，东冶人也有航海遭风暴移至菲律宾的，福州与海外的交往逐渐加强。

八姓入闽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西晋在统一全国之后，即于太康三年（282年）从建安郡分出部分地，新置晋安郡。晋安郡的辖地包括闽西和闽东沿海一带，分为侯官、原丰、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罗江等八县。郡治设在原丰县，也就是今天的福州 。在西晋的短期统一中，福州已成为福建第一大城市。早在三国以前，北方汉族人就已向福建迁移，但为数不多。到了西晋末期，中原地区更加动乱，南迁入闽的汉人更多。据清乾隆《福州府志》引宋路振《九国志》载：“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历史上称为“衣冠南渡”。当然，入闽的汉人并非都是在永嘉二年突然蜂拥而至的。但是，这条记载反映了一个事实；大规模的北方汉人入闽发生在永嘉年间及其以后，永嘉年间是北方汉人入闽的一个高潮。这时入闽的中原人民中相当一部分定居在福州地区。据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载，这时晋安郡的人口激增一倍以上。因此可以认定，这是中原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南迁福州，也是闽越人与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融合。大批中原人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推动了福州 地区经济、文化的日益发展。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生产得到发展，商业贸易和海上运输也逐步繁荣。

晋建子城　西晋太康三年，首任郡守严高见无诸的旧冶城规模狭小，而且地势不平，就延请地理专家勘测设计，在越王山的南麓建了“子城”作为郡城，面积比冶城大几倍。晋安郡城北枕王山，东、西、南三面绕以护城河，城内有官衙、庙舍、坊市、城隍庙等。据《三山志》记载推知，子城的南沿在今虎节路口，东南在今卫前街，东至今丽文坊，西至今旧米仓附近，从而奠定了福州城池的雏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重要，自晋至南朝仍其旧；而且从此相沿，成为唐代福建观察使署，五代十国王审知的威武军衙署，宋代安抚使署以及明、清布政使司署。对于子城的八优美景色，唐代诗人陈翊在《登郡城楼》这首诗中，曾这样描写：“井邑白云间，岩城远带山。沙墟阴欲暮，郊色淡方闲。孤径回榕岸，层峦破枳关。寥寥分远望，暂得一开颜。”尤其是“沙墟阴欲暮”和“孤径回榕岸”二句，描绘了子城之南不但有大片“沙墟”之地，而且绿榕茂盛的秀丽风光。

两晋南朝的社会发展　两晋、南朝时期，先民在山陬海澨间，辟草莱，尽地力，增加耕地，并开始兴修水利。这时福州已不是原来林深竹茂、蝮蛇猛兽出没之地，而出现了无数田园村落。太康三年（282年），严高为了保证农田灌溉以及郡城免受水灾，发动群众在福州子城的东西两翼“凿东西二湖，周围二十里，引东北诸山溪水注于东湖，引西北诸山溪水注于西湖，二湖与闽海潮汐通，所溉田不可胜计”。陈太建元年（569年），官府又发起在长乐县（今长乐区）挖了方圆二十多里的“严湖”；连江县也先后开辟了“东塘”。这些水利设施的兴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两晋、南朝时期，福州一带有了早熟的粳稻，还载种了橘、柚。《晋书》里就记载“东南以水田为业”。闽江沿江河谷地带，水量充足，灌溉便利，适合水稻的种植和生长。葛洪《抱朴子》说：“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这不是指水稻一年九熟，而是说有多种不同时期成熟的水稻品种。南朝宋时，福州已有早熟粳稻的种植。刘宋诗人沈怀远《次绥安诗》云：“闽方位阻狭，兹地亦丰沃……阳亩秔先熟。”（“秔”即“粳米”）南朝人所著《闽中草木状》，描述福州栽培的各类植物“结茎吐秀，数千余类。”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收入的福州水果品种，有杨桃、橘子和正檀子（黄皮果）等等。

这个时期，福州手工业相当发达，有建筑、烧灰、砖瓦、金银首饰、蚕丝等行业，尤其是纺织业和陶瓷业，更是空前地发展。福州自古有“丝城”之称，在南朝时，织出的锦缎以质量上乘著称。福州二凤山出土的朝朝寿山石猪俑，证明福州工艺美术名产寿山石雕最迟始于南朝，距今1500多年。福州北门外、西门外、长安山、桃花山等地发掘的两晋和南朝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青瓷器，其特点是品种多样，造型优美，釉色晶莹，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相当高的制作技术水平；说明当时福州已有规模较大的瓷器制作工艺。从建新怀安窑址考古发现的青瓷更表明南朝时福州陶瓷工艺已居全国先进行列。宋《三山志》记载：“闽之浮屠，始于萧梁，高者三百尺，至有倍之者，铦峻相望。”这则是福州建筑技术进步的表现。

到了南朝，福州地区“断发文身”的习俗已不复存在，中原文化更深地濡染闽中百姓。两晋、南朝时，有好几位学者名流曾在晋安郡任职，他们对于传播中原文化、推进闽中社会发展者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些人中，除了前面说到的晋高以外，还有一位东晋晋安郡太守陶夔，编纂了第一部《闽中记》，填补了福建史志的空白。南朝宋 晋安太守虞愿，创立郡学堂，教授中原文化。他敢于面谏宋明帝，直陈葺盖湘宫寺用的都是“百姓卖儿贴妇钱。”其后任琅琊王秀之说：“此郡承虞公之后，盖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可见其影响之大。梁晋安太守范缜，是个大哲学家，他不信鬼神，盛称无佛，著有《神灭论》。他为官清廉，不取俸外之禄。另一位梁晋安太守刘鬷，也以廉洁著称。文学家江淹曾任过晋安郡内史，给后代留下吟咏闽中风物的优美诗篇。

道教和佛教在福州兴起　两晋、南朝时期，作为文化现象的佛教也传到福州。太康三年（282年），福州兴建了福建第一座佛寺——乾元寺（绍因寺）。随后相继兴建了东禅寺、南禅寺、西禅寺、玄河寺、开元寺、法海寺和北郊的芙蓉山寺、九峰寺、瑞峰林阳寺、象山崇福寺，以及闽侯的发峰崇圣寺、十一都灵塔寺、十四都药王寺等。福州的佛教大寺院都拥有大量田产。这一时工作服，佛教与玄学相结合，深入广大人民的思想、生活领域。福州佛教除寺院中皈依佛门的僧众外，社会上还有信奉佛教的居士林，所发展的佛教弟子俗称“林友”，为数不少。南朝虞寄流寓闽中时，就曾“为居士服”，“常居东山寺”。谈到佛教的传入，不能不提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早在三国时，侯官（今长乐）有个道人叫董奉，他少时就开始学医，医术精湛。他采集各种药物，通过动物试验，获得丰富知识，有“神医”之称。由于他隐居山中，又称“董仙”，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相传交州刺史杜某患病“死”去，其家人请董奉救治，董奉果然把他救活了。董奉医德高尚，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但病重者痊愈后必须植杏五株，病轻者植一株。数年后，累计有杏树万株。每年杏子成熟，董奉便在树下盖草仓，以杏换谷，赈救穷人，供给行旅。后人称颂良医美德为“杏林春暖”，即源于此。到了晋太康年间，又有道人任敦人升山岩洞中修道，得传《金丹秘诀》。南朝王霸好神仙术，时登怡山、于山炼药，终在怡山升天。后人于其地建冲虚观，祀之。

随着中原地区人民的南下，中州方言也传播到闽中。至今，在福州话中仍保留许多中州古汉语的痕迹。这给研究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活化石”。由于闽越人和汉人的逐步融合，闽越族的名称渐渐地从史书上消失，汉人逐步成为福州地区的主要居民。

孙思、卢循海上起义　从西晋到东晋初期的150年间，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但是，东晋政权代表着门阀世族利益，统治者封山占田，兼并不已，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到了东晋末年，东晋内外危机四伏。安帝元兴元年（402年），孙思、卢循借人民对朝廷抽丁的不满情绪和三吴灾荒、百姓生活痛苦之际，以五斗米道为掩护，在浙江海上发动起义，很快登陆攻占上虞。旬日之间，三吴八郡（吴、会稽、吴兴、义兴、新安、东阳、临海、永嘉）有数十万人响应。各处守令，有的被杀，有的逃跑。孙恩领导农民群众，前后奋战四年。东晋朝廷靠首以刘裕（后来的宋武帝）为首的北府兵镇压，才转败为胜。孙恩在攻取临海时牺牲。义军公推孙恩的妹夫卢循继任领袖。卢循“雅有材艺”，自称“征虏将军”，继续率领农民军占领东阳、永嘉，第二年攻入晋安（今福州）。晋安太守张茂度和建安太守孙蚪之者接受他的符书，供其调役，义军一时声势不小。八月，刘裕讨伐军追至晋安，卢军坚持了三年。因时日旷久，寡不敌众，赵义军于义熙元年（405年）乘船去番禺（今广州），卢循在交州战败身亡。余部则漂泊江海之间，散落于福州地区沿海一带，称为“泉郎”，又称“游艇子”。他们以船为家，或兼结庐江畔，随时迁徙。据传，福州的疍户（一种水上居民）即始于此。孙、卢领导农民军，转战东南半壁，建立起自己的船队，溯洄赣东，出没江湖，乘风破浪于海疆，可谓农民革命史上的奇迹，卢循之余部——泉郎对后来福州的海运事业和国际贸易也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陈宝应叛乱　两晋至梁、陈的300余年，是门阀世族统治的时期。门阀统治延续至梁代时，已经腐朽到极点。晚年的梁武帝，腐朽昏庸，最终酿成侯景之乱。侯景判军在江东一带烧杀抢掠，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南朝世族也受到严重打击。陈霸先以吴下寒族，岭表卑官，纠合粤峤之民，以匡扶困难为名，取萧皇朝而代之。梁、陈之间，豪强乘机割据的很多。其中和闽中有关的有留异、周迪、陈宝应三人。留异，东阳人，世为郡中大姓；周迪，临川人，世为大姓；陈宝应，侯官人，世为闽中四大姓之一。

陈宝应的父亲羽，是晋安豪霸。晋安屡次反判，杀害郡将，都是陈羽在其中煽动的；而后他又勾结官府进行剿灭，以取得官府的信用，从而逐渐攫取了一郡兵权。侯景之乱时，晋安太守萧云彻底交出政权给陈羽，陈羽年老，故只主持郡务，而把兵权交给其子陈宝应。陈霸先为梁执政时，就授宝应为晋安太守，又封为侯官县侯。陈王朝建立后（557年），升晋安郡为闽州，又授宝应为闽州刺史，领会稽太守，并编入宗室属籍。宝应是缙州刺史留异的女婿，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留异策反，宝应出兵援助。次年，侯安都打败留异，留异逃往晋安，宝应收留了他。留异与临川周迪早有勾结，两人同反，陈王朝派兵讨伐。周迪败后也投奔宝，宝应以兵力支援周迪反攻临种。天嘉四年，陈将章昭达击溃周迪部，俘获周迪。接着，陈王朝发兵，海陆并进，讨伐陈宝应。陆路由护军将军章昭达统率大军，从东兴岭（今江西黎川）越过杉关进攻邵武，夺取建安。水路由信威将军余孝顷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由海路攻晋安。宝应在安湖漈，依山临水立栅栏以阻止陈军前进。章昭达率军伐木为舟，顺溪洪而下，冲倒栅栏，乘势前进。这时，除孝顷也率军入闽江口，从福州登陆，赶到建安和章昭达会师。陈宝应前后受敌，全军覆没，星夜逃到莆口（今莆田），被擒获；留异也被俘。两人一并被押解到建康斩首。章昭达继任闽州太守，从此结束了梁末以来闽浙赣的割据局面。到了陈后主至德三年（585年），丰州（今福州）刺史章大宝（章昭达之子）反叛，袭杀接任的李晕，但不久即被陈景祥平定。

高智慧割据　陈王朝只统治短短的33年，于祯明三年（589年）被随朝所灭。隋建立中央集权统治，裁并郡县，大力削平各地豪强，引起了地方势力的武装反抗。婺州（今金华市）汪文进、越州（今绍兴县）高智慧、苏州沈玄桧等，皆举兵反叛，自称天子；泉州（即福州）王国庆，自称大都督。高智慧占据越州，拥有船队千余艘，自称东扬州刺史。隋行军总管杨素从京口一直到松江，沿途扫荡江南豪强武装，然后南攻高智慧。高智慧在浙江被杨素打败，乘船走海路，从余姚到永嘉，而后到闽中。高智慧入闽后，先是攻打泉州（今福州），刺史刘弘守城100多天，双方屡次交战，守兵伤亡大半，援绝粮尽。这时，王国庆乘机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杨素沿海路紧追不放，国庆仓皇弃州逃跑。当时南海有卢循余部五六百家，号称“游艇子——高智慧想去投靠。杨素秘密派人劲说王国庆，要他斩智慧以自赎。王国庆于是斩高智慧于泉州（今福州），余党全部投降，江南大定。

闽中农民起义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结束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但嗣位的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百姓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福建也爆发了历史上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业十年（614年）夏，郑文雅、林宗护等3万余人占领建安（今福州），太守被杀。十三年，刘元进又在晋安起事，自称皇帝，至武德五年（622年）才被招安。

频繁的建置沿革　两晋、南朝至隋代，是福州地区建置沿革较为频繁的时期，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部分地设立晋安郡，并调整建置，分出侯官部分地设原丰县，治所在原丰县，福州始为郡治，郡属扬州刺史。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改属江州刺史。南朝宋初继续设晋安郡，仍属江州。元嘉中改为昌国郡，泰始四年（468年）改名晋平郡，仍属江州。齐建元二年(480年)复称晋安郡。梁天临中分出南部地设南安郡。普通六年（525年）改属东扬州。陈永定元年（557年）升晋安郡为闽州，领晋安、建安、南安三郡，福州始为刺史治所。天嘉六年（565年）撤销闽州，晋安郡又属东扬州。光大二年（568年）升晋安郡为丰州，福州优为州治。隋开皇九年（589年）改名泉州，唐原建安、南安二郡，隶属泉州。大业二年（606年）复名闽州；大业三年废州，改名建安郡，治所在闽县，福州为郡治。（宋建兴）

（来源：《福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