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国18年后，在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才取得对福建的统治。至道三年（997年），设福建路，下辖六州二军——福州、建州、泉州、汀州、漳州、南剑州和兴化军、邵武军。这时，福州更成为福建的中心，地位日益重要。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年）诏全国二十一州“与三司判官转运使、副使一等差遣”。其中，福州已与大名（北京）、江宁（南京）、苏州、杭州并列。

在两宋的三百多年中，由于宋初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也因地处南疆，免遭兵燹之祸，福州百姓基本过着平静的生活，福州经济又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耕地扩大，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更加丰富，手工业、采冶业、建筑业、交通业等都有较大的发展。尤其北宋末年，由于北方大部分土地被金兵占领，中原汉族人民第三次大规模南下入闽。从此，闽越人、汉族人完全同化。随着全国政治重心的南移，福州在继承五代闽国的基础上，经济、文化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张宁在《谕除知福州府到任表》中说：“忆昔瓯粤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朱熹在《跋吕仁甫诸公帖》中也说：“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

扩展“外城”  两宋时期，福州人口、户数都在不断增加。宋初（960年）为94510户，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为114862户，治平年间（1064～1067年）为197176户，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为211576户，至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又增至222201户。福州城池也有所扩展。《三山志》载：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刺史钱星为加强防御，在唐末罗城、五代夹城的基础上，又扩展了城池，增筑东南夹城，就是“外城”。南自光顺门（合沙门）而西，城329丈，门楼6间，敌楼30间；东自东武门（行春门，后称东门）而北，有安道、临江二门，楼3间，敌楼皆5间；便门二（汤井门、船场门），敌楼9间，城274丈，开沿城河2900尺；自东武门而南，门楼3间，敌楼24间，城310丈，开沿城河3600尺。城高1.6丈、厚8尺，下用坚石为墙基，上垒砖壁，而且覆有屋盖。这是在福州历代城垣建设中第一次出现建敌楼的记载。其扩展范围，南面至合沙门（今洗马桥北边）；东南至通仙门（今通仙境）；东面至行春门（亦名东武门，今晋安桥西头）；东北至汤井门（今汤门兜和船场门（今井楼门兜），西面至怡山门（今西门兜）。外城建成四年后，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王朝顾虑当时割据在闽、浙一带的吴越可能反叛，因而下令废制城垣，仅余下残高数尺；但各城门的礁楼仍保存。至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太守程师孟又就子城旧址加以修复，扩展西南隅，周围950丈；将西门扩展到今鼓西路元帅庙河沿，取名丰乐门，门外为定远桥；并将都仓（今旧米仓）围在城内，又在城上修建楼阁9座。同时，疏浚护城壕，架桥12座。他写诗描绘说“七重楼向青霄动”。后因防务需要，又于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用夯土修筑外城。咸淳九年（1273年），再次就外城加以修复。直至南宋末年，元兵攻破福州后，因其城坚固难破，害怕为起义军据有，于是又下令拆毁城墙，福州城垣再次遭受劫难。

两宋时期，特别是北宋，不仅修复城垣，而且重视绿化。宋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任福州知州时，下令福州12个县，包括闽县、侯官、怀安、连江、罗源、长乐、福清、古田、永福、闽清、宁德、长溪，在大道两旁空地遍栽松树（有的说就是种榕树），从福州郊外大义渡口，一直种到泉州、漳州。这不仅可以防止水土流失，而且树荫可使过往商旅免受骄阳暴晒之苦。因而，后人写诗赞颂他：“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福州古产榕，唐末即有“榕城”之称。

宋治平年间，太守张伯玉到任福州，号召按户种植榕树。熙宁以后，福州出现“绿荫满城，暑不张盖”的景象。于是，福州这个榕城的美名更加广泛流传。程师孟到福州任太守时曾写诗道“三楼相望枕城隅，临去犹栽木万株。试问国人来往处，不知曾记使君无？！”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  两宋时期，扩大耕地，兴修水利，提高耕作技术，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宋史·地理志》说：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原浸灌，回畴膏沃，无凶年之扰；而土地迫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褥殆尽”。当时，福州城郊许多淤塞的天然湖逐渐改作田畴，土质十分肥沃。熙宁年间，福州平原出现废湖为田的情况。淳熙十年（1183年）赵汝愚奏请复垦西湖，“接濠而通南河”，可见此前部分湖面已改为耕地。南宋末年，东湖、南湖也相继退水复耕。绍圣年间，朝廷还下令将闽江下游及入海口所形成的沙滩和海涂辟成良田，“海退泥沙淤塞，瘠卤可变膏腴”之地，“许多陈请依法成田请税”。《三山志》称：福州周围“弥望尽是负郭良田”，“土厚而腴润，故五谷皆宜”。福清县（今福清市）的围垦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开宝间（968～976年）开凿东禅塘，溉田32顷；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始，花九年时间围垦绵亭祥，筑堤810丈，灌田40顷；天禧二年（1018年）又花十年时间，围垦番岩上下洋，筑堤900余丈，溉田20余顷，同时还围垦黄蘖郑渚，筑堤320丈；元丰间，开垦灵石蟹屿塘，筑堤1500丈，还围垦灵石白麟洋，筑堤1100丈，灌概田种600石。

两宋时期，福州兴修水利成效显著，还出现了担负修筑木兰肢重任的水利专家李宏。首先，福州西湖进行了两次疏泼。第一次在嘉祐三年（1058年），工程较为巨大。除浚湖外，还疏浚河浦176条，受益田亩多至3600顷。蔡襄两次任福州知州，都大兴水利工程。庆历四年（1044年），蔡襄第一次出任福州知州，不久改任福建转运使。时值福州一带旱情严重。他立即组织百姓修复古五塘，以灌溉农田。五塘在东湖，位于福州城东北郊，周围约23里，是晋代严高初筑子城时，与西湖同时开凿的。至宋时，由于东湖渐塞，直北自莲花峰、北岭、长箕岭、升山、凤池、贤河，数十里溪涧无所归宿，每逢淫雨，则淹为泽国；偶遭亢旱则涓滴无资。蔡襄倡修古五塘之举，大得民心。古五塘修复之后，大片农田受益，沿用至清代。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任福州知州，次年即下令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闽县为扩大东边的护城壕，沿乐游桥向南垂直方向挖河，北至北岭下，南经水部门，东边抵象园，通向闽江。这就是今日的晋安河。怀安知县樊纪为向架桥13座。为了满足农田用水，福州又沿护城壕周围挖渠浦，闽县、侯官共挖245条。

同时，长乐县于宋咸平年间，设田为桃坑湖，灌溉田种千余石；元祐间，知县袁正规开浚元祐潢；绍兴初，修浚湖塘陂堰150余所，沟渠3700余丈，建立斗门104所；乾道四年（1168年），知县徐谟又建斗门及塘陂堰104所，灌田3083顷。福清县，大中祥符间知县郎简筑祥符陂；从祥符至元符间，又两次修建唐天宝陂，因而又名元符陂。福清还建有苏溪肢，等等。

南宋时期，福州不仅推广了龙骨水车，而且还有以抵亩为动力的“牛车”。

两宋时期，福州农业耕作技术大有进步。首先双季稻已普遍推广。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福州太守谢泌《福州即景》有“湖田种稻重收谷”句，马益《咏福州》也有“两熟潮田世独元”句，这些都说明福州及其周围已广种双季稻。《宋会要稿》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遣使往福州，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这就是说，祥符四年以前，福州已从越南引进占城稻，并大面积推广。据《三山志》载，到了南宋，福州一带种植的水稻良种已达三十多种，并从“早占城”培育出“晚占城”的良种。鲍抵诗：“两信潮生海涨天，鱼虾入市不论钱”，李弥逊《咏连江》诗“潮田岁再获，海错日两渔”，林亦之诗：“树树悬鱼网”，“海熟抵岁丰”，都说明两宋时福州地区不仅农业生产发展，而且渔业已经做到一天两潮水。福州的罗源、连江、长乐、福清又都是产盐县，而且大面积推广滨海晒盐技术；更重要的是食盐转运自成系统；福建较大的盐仓南台仓和水口仓，都在福州和福州附近。

两宋时期，福州已经有多种经济作物，出现连片蔗园，大量种植甘蔗（包括果蔗、糖蔗），而且开始生产“糖霜”（冰糖）。龙昌期于天圣元年（1023年）来福州讲学，有《三山即事》诗：“苍烟巷陌青榕老，白露园林紫蔗甜。”苏颂《本草图经》说，甘蔚“出于福州者，皮节红而淡”。《太平寰宇记》载，福州有干白砂糖，土产最饶。

朱维干《福建史稿》说，闽中富于水果，到了宋代，已发展为全国有名的果园区。福州一郡，就有八种柑、九样桔子，还有杨桃、黄淡子、金斗子、菩提果，为外地所罕见。丁香橄榄，比四川所出者，风味尤为隽永。《三山志·物产篇》记载的福州水果就有荔枝、龙眼、橄榄、橙、桔、柑、香缘、批把、李、梨等26种，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荔枝。蔡襄《荔枝谱》说：“福州种植最多，延迤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城中越山，当州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雾，晚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炮如星火。”又说：蜀粤荔枝“其精好者，仅比东间之下等”。程师孟诗也有“一等翠林元别木，四边唯有荔枝园”之句。《闽书·方域志》说：“鸡冈山西为凤冈，周围荔枝数十里，中有三十六宅。宋刘彝诸贤所居，曰刘宅。闽中荔枝谱：郡之附郭，独凤冈一村，种类甚夥，不少数百万株，大者十围，高三十丈，皆王氏植，至今蕃盛。”据说当时福州荔枝就有25种，而以江家禄最为上乘。此外，宋时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福州方山的露芽茶仍然闻名。莱莉《太平寰宇记》将它列为福、泉土产；《三山志》则说“末利独闽中有之”。

各业齐兴　长足进步　两宋时期，福州的手工业、采冶业、建筑业、造船业等都有新的发展。《太平寰宇记》载，福州有苎布、轻绢。1975年，福州出土南宋黄升墓的三百多种服饰与布匹，为研究宋代福州丝织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实物资料。出土的丝织品种类有：罗、绫、绮、绢、纱、绉纱、锦等。其中一件牡丹花罗背心重仅16.7克，质地之轻薄，手感之柔韧，远胜江苏武进县金坛宋墓中的丝织品。当时，农民还种植从东印度群岛和阿拉伯引进的棉花，以满足纺织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在城内官办的文绣局，聚集工匠达百人以上。福州手工业造纸兴于唐代，宋代更加普及。《三山志》载：“楮纸出连江西乡，薄藤出侯官西岸，漂藤出永福辜岭。”这时，还会制造竹纸。

宋代，福州陶瓷业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分黑瓷、白瓷、青瓷三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连江、福清、闽侯都发现青瓷窑址。福清东张窑山上产黑袖器，山下产青瓷器。闽侯的黑袖瓷窑址，主要分布在尚干尤<木臭>，范围颇大，黑轴器的造型、袖色与福清东张的相似。闽清县东桥乡义窑、青窑、安仁溪村一带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宋元时期古瓷窑密布，其规模之大，足以说明宋代建瓷生产的盛况。福州古代陶瓷工艺最有价值的要算两座“千佛陶塔”：它们造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高约7米，九层八角形，塔身雕刻有千尊莲花座佛，还有其他的动物花木等图案。原置于城门龙瑞寺，现移于鼓山涌泉寺前。福州的玉灯，享有盛名。宋周密《乾淳岁时记·元夕篇》说：“禁中一入新正，灯火日盛……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玉器雕刻，一直传到现代。

宋代，福州印刷业的发展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最早官版雕印的道教总集——《政和万寿道藏》，就是在福州于山天宁万寿观（即九仙观、天君殿）镂刻的。宋徽宗曾多次下诏搜集道书，进行编校，在《天宫宝藏》的基础上，增补至5481卷，于政和六七年间，派人送到福州天宁万寿观，命知州黄裳监工镂板刻印，分装540函，然后运进京师。

两宋时期，福州的矿冶业也在发展。福州有银矿，玉林场年产银2821两。炼铁技术已有很大提高。《三山志》载：福州产铁量蔚为可观，有铁场19处。所产铁器浮海而去两浙诸州，远销温州。福州各县有上、中、下等矿冶户，上等矿冶户如福清县东窑铁场，佃户岁纳钱达746千文。还有中等矿冶户69家，其中49家拥有高炉，14家拥有平炉；而下等矿冶户所占比例最大。《榕城纪闻》载：铸于宋元丰六年（1083年）以前的福州开元寺铁佛，是我国东南各省最大的铁佛。这不仅要精确计算各铸件接口处的尺寸，而且制作必须十分精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大容量的化铁炉，才能一次性熔化大量的铁水。

宋代福州的造船业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手工业生产，福州工匠掌握了当时全国一流的造船技术，并逐步转向民间造船。当时制造的“三千斛”大船，载重量大，尖底造型，多根桅杆，构造坚固，隔舱防水，利用指南针辨认方向。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曾下令在福州一次治办海舟至千艘。可见福州当时的造船生产能力之高。由于海船制造业的发展，福州已出现了为外商提供舶船的“番船工”。《宋会要辑稿》载：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绍兴三年（1133年）前后，仅福州一地，船宽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300艘以上。

当时，福州已有开往海外的航线，海外贸易也更加发展。福州港进出海舶很多，成为“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伏”，“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荣的港口城市。蔡襄《荔枝谱》说“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可见海外通商之广。此外，福州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天禧三年（1019年），就有福州商人虞瑄等100人到高丽进行贸易，还有林振从南番（南洋）购入香药而归。宋仁宗时有陈文祐、神宗时有潘怀清等福州商客从事中日贸易。

人文荟萃达到鼎盛　经济发展，人文荟萃，福州文化发展到两宋，已经达到全盛时期。北宋有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等名吏出守福州。福州出现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等提倡道学的大学者，人称“海滨四先生”。陈襄，字述古，号古灵先生，庆历二年进士。为浦城县令时，摒绝县里世族的请托、胁持，秉公断讼；又捐募资金修筑学舍，亲往授课。知河阳县时教民种稻，发展教育，很受郡守富粥的器重；知常州时，教民疏浚运渠，灌溉田地。郑穆勤奋好学，诲人不倦，从学门人数以千计。为皇祐年间进士，召为诸王侍讲，拜国子祭酒，除宝文阁待制兼国子祭酒。元祐六年以老请归，师生数千人联名递书请留，不从。还乡之日，师生空学送至东门外，观者如堵，盛况空前。蔡襄任福州太守时，兴学重教，专门聘请“海滨四先生”执经讲问，课徒授业，深受学子尊敬。于是，文风昌盛，福州更成为文化之邦。南宋时期，民族英雄李纲、文天祥，著名诗人张元干、陆游、辛弃疾，著名理学家朱熹、黄勉斋，名臣赵汝愚、黄龟年、张浚，著名学者杨时、王十朋、真德秀等，音乐理论家陈旸，都在这里生活或任职过。他们以自己的著作和讲学活动，有力地推动福州文化的发展。尤其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他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思想，建立起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后来居上，与濂溪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一并成为宋代四大学派。福州市郊、闽侯、长乐、闽清、福

清等县都留下他的足迹和讲学的遗址。鼓山风景区水云亭，内嵌朱熹刻石自画像；喝水岩有他的题名石刻；绝顶峰还有他所书的“天风海涛”四字崖刻。南宋丞相梁克家（1128～1187年），于淳熙六年（1179年）改知福州。八年，复官观文殿大学士，仍知福州。任政之余，寻无诸以来旧事遗闻，搜集材料，加以核对，在林世程旧志基础上，编成《三山志》40卷（后人增补为42卷），内容包括当时福州十二属县的珍贵史料，成为福州的重要文献。南宋著名词人张元干，祖籍福建永福（今永泰嵩口）人。曾为李纲部属，后因作词赠送遭贬的抗金将领胡铨，被秦桧借故削官。生平博览群书，其学问与品格均为时人所称许。张元干的词反映了时代、社会的重大主题，表达了对中原被占、人民流离失所，朝廷苟且偷安、志士报国无门的悲愤之情，词风雄浑沉郁。这些词的题材和风格对后来的辛弃疾词派产生重要影响。有《芦川归来集》10卷，其中词3卷，计有180余首。南宋学者吕祖谦的一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福州文化昌盛的情况“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袍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

宋代，福州中进士人数居全国第一。嘉定元年（1208年），“一榜三鼎甲”全系福州人，这是古代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乾道二至八年（1166～1172年），永泰县七年中出了三个状元，实属罕见。

鲍修让与华林寺大殿　《八闽通志》记载：华林寺在越山（即屏山）南麓，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郡守鲍修让建，号越山吉祥禅院，有环峰亭、绝学寮、胜会亭；明朝宣德六年（1431年）重建。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建寺的目的是为祈求佛法庇佑福州这块宝地的安宁。至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经右参政司宋彰奏请，始改名为华林寺。据王应山《闽都记》载：“西廊有转轮经藏，今圮；东廊有文昌阁、普陀岩，今也废；正殿之后为法堂，法堂西为祖师殿。”现存华林寺大殿一座，为重檐歇山顶，面宽七间，进深八间。虽经明、清两代重修，但其主要结构仍为宋代初年的建筑原物。华林寺大殿在我国现存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中，仅晚于山西五台县的南禅寺大殿（建于782年）和佛光寺大殿（建于857年），芮城县的广仁王庙（建于831年），平顺县的天台庵和大云院（建于940年），平

遥县的镇国寺大殿（建于963年），居全国第七位；也是目前我国长江以南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物。1982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禅寺和蔡襄《荔枝谱》　西禅寺，位于福州西郊怡山，为福州五大禅林之冠。该寺占地约一百亩，殿宇巍峨，布局匀称，清幽古雅。大雄宝殿比鼓山涌泉寺的大殿还大。现存天王殿、大雄宝殿、罗汉阁、法堂、藏经阁等四十余座建筑，大部分是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由微妙禅师从海外募集巨资重建的。垣内寄园，花木似锦，尤擅池馆之胜；垣外有古荔百余株。古时寺僧年年举办荔枝会，邀集施主，吟诗作画，“怡山啖荔”成为韵事。

说到荔枝，人们不会忘记《荔枝谱》的作者蔡襄。蔡襄（1011～1067年），字君谟，福建仙游枫亭人，宋代著名的书法家。《宋史》说“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他曾两度在福州做官，关心人民疾苦，深得民心。他所著的《荔枝谱》一书，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各地的荔枝品种，并对当时福建的32个品种加以比较，指出它们的不同特点和栽培方法，是世界上第一部荔枝专著，至今还有科学价值。

曾巩与《道山亭记》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散文成就卓越，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长期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后出任地方官。熙宁十年（1077年）移知福州军州事兼福建兵马钤辖，时年已58岁。在他到任的前一年，福建人民因不堪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起来暴动。他认为暴动“出于饿旱之后”，主张不宜滥杀饥民，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使混乱局面很快地平静下来。几个月后，“山海安谧，千里晏然，里闾相安，粟米丰羡”。他还扭转社会上的贪污风气，惩办企图逃脱的奸民和不法僧侣，废除太守与民争利的规制，这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负担，因而得到了人民的好评。后人在福州乌石山西麓建立了南丰祠，纪念他的政绩。

曾巩在福建前后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他在改革弊政的同时，还写了16篇文章、36首诗词，留下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道山亭记》就是一篇传诵很广的名作。它不仅记述了乌石山的风景，而且描写了福州山川形势、风土民情。道山亭也借此文而传名，至今还列为名胜古迹。另外，他撰写的《荔枝录》，搜集了闽荔30余种，可补蔡襄《荔枝谱》的缺漏。

辛弃疾与福州西湖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宋绍兴十年（1140年）生。这时家乡已被金兵占领，他不堪民族压迫，21岁时，聚众2000人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人民武装。不久，耿京被叛徒张安国出卖，惨遭杀害。辛弃疾率领50名骑兵冲入金营，俘获张安国，带回上万人马归宋。此后，他一直在南宋朝廷担任佥判、通判、知州、安抚使等职。

辛弃疾两度在福州任职，时间不过两年，但却给福州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动人的诗篇。仅收在《稼轩词》的《七闽之什》中就有32阕，对福州西湖的吟咏尤多。《贺新郎·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主相经始》三首都是名篇，其一曰“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滟滪，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浩难写。诗人例入西湖社。记风流，重来手种，绿成阴也。陌上游人夸故国，十里水晶台榭。更复道横空清夜。粉黛中洲歌妙曲，问当年鱼鸟无存者。堂上燕，又长夏。”

李纲和西湖桂斋　李纲（1083～1140年）为南宋爱国名相，字伯纪，福建邵武人，政和年间进士，靖康初年为尚书右丞。金兵入侵，以主战被滴。南宋高宗即位，迫于舆论，召他为宰相。他主张用两河义军，荐举宗泽、张所等抗金将领，力图收复中原。在职仅70日，又被投降派排斥落职。晚年退居福州，后葬于闽侯县大嘉山南麓。墓高约丈余，周围十二合抱，用陶砖砌成，三面围有短墙，人口有石坊，额题“古社稷臣”。坟前并有石碑，上书“宋丞相李忠定公之墓”。墓道离墓园百余步，有翁仲、石兽、望柱、旗杆石等分立左右，颇为壮观。清道光八年（1828年），由林则徐主持在西湖荷亭北皇华故址建李纲祠堂，并在祠旁架屋三椽，植桂两株，取李纲晚年住所名称，亦名“桂斋”。

南少林寺　指的是1993年在福清东张镇少林村（旧新宁里）发现的“少林院”（宋时福建寺庙多称院）遗址。位于弥勒山南麓，坐西北朝东南，依山势而筑，共分9层，成梯阶状，由若干殿宇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院的前殿至后殿进深175米，主座及两旁厢房宽67.5米，占地面积约1.18万平方米。自1995年7月开始考古发掘，共出土了数百件珍贵文物，除地面上已发现的有关石桥上刻有“少林院”和一件大石孟口沿上刻着“少林当山僧月休为考妣及自身舍石盂一口，大观四年（1110年）十二月显门”等铭文外，在发掘出土文物的残瓷片上，还有墨书“少林”“少林院用”“少林会司”“少林大王”“少林常住”等文字。由此证明宋淳熙梁克家《三山志》所记载的福清“少林院”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该遗址的地层关系是：“第三层”属“南宋时期”，“第四层”为“北宋时期”。说明它的繁荣是在两宋时期，据传后来因为少林寺僧的反清斗争，遭到清廷的剿灭，寺庙亦被毁。故当今拟议中的重建南少林寺模式也是以宋代为准的。

福王赵昰即位福州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蒙古贵族铁骑南下，攻破首都临安（今杭州），恭宗赵显被俘。益王赵昰、广王赵昺浮海南下，三月到达福州，五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拥立赵昰在福州即位，改年号为景炎，提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将城内大都督府作为垂拱殿，便厅作为延和殿，号召恢复宋室江山。福州一时成为南宋政权抗元救亡的中心。民族英雄文天样也从永嘉南下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矢志抗元。可惜，他在福州候命一个月，许多建议都不为陈宜中所接受。他只得辞去丞相职务，以枢密使同都督兵马的名义，离开福州，到南剑州（今南平）去直接组织抗元斗争。十月，元兵攻破邵武、南剑州，逼近福州，福建制置使王积翁、闽府尹王刚中开城投降。陈宜中同张世杰护送着景炎帝赵昰乘船仓皇逃往泉州、潮州。三年（1278年）四月，端宗病逝于碙州（今广东省雷州湾中的一个小岛）。最后演出了陈宜中避走占城（今越南）、张世杰战死崖山、陆秀夫背幼帝蹈海和文天祥壮烈牺牲的历史悲剧。

元朝统治福州衰退　元代时期，中央设中书省（政府），地方设行中书省，下设路、府、州、县。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设福建行中书于泉州，三年后迁至福州。原来宋时六州二军的建制，被改为路。对于作为南宋抗元根据地的福建，管制尤严。因此，在元代统治的九十多年中，闽中进步不大，有的方面甚至倒退。

元代以前，闽中是世外挑源，成为中原逃难人民的乐土。到了元代，反而出现闽中人民大量流亡的局面，各地人口和田亩大减。福州在宋时有人口32.1万余户，元时不足18万户，减了四成以上。耕地面积：宋时，永福有田2828顷，园6693顷；元时，田只有1594顷，园25顷多；田减了1234顷，园减了6667顷。

元代统治者为了控制所征服的地方，在南方实行分封宗王国戚政策，分封于福建的计有9个宗王、2个公主及驸马和1个千户，分封有19县。其中在福州路的有3个县。同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社会地位以蒙古人居首，色目人次之，汉人第三，南人最低。色目人是元朝的西夏、西域和欧洲人；汉人即中原遗民和不通鞑靼语的契丹、女真、高丽人；南人即南宋遗民。福州人属南人，即使在自己的故乡，地位也是最低的。据志乘所载，当时福州路共有“北户”——蒙古和色目人等5158户，南户85391户。对于南户，除了课税酷重以外，还有许多歧视政策，如禁止民间私藏武器，不得传学拳术；杀死一个色目人，罚黄金40巴里路，而杀死一个汉人，仅偿一匹马的价钱，等等。

郑思肖和《铁函心史》　宋元之际有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诗人、画家郑思肖。他字忆翁，连江人。本是南宋末年的太学生，宋亡后，改名思肖，寓思赵（趙）之意。隐居苏州，寄食城南报国寺，坐卧必向南，又自号所南、本穴国人。岁时伏腊必望南野哭，誓不与北人交谈。善画墨兰，但入元后皆不画土、根，谓“中国地为蕃人夺去”。著有诗集《心史》，旧无传本，明崇桢时从苏州承天寺井中发现，因有铁函封缄，世称《铁函心史》。

赵氏君臣与濂浦平山行宫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今杭州）陷落。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拥益王赵昰浮海南下，入闽江口，在福州立国称帝，升福州为“福安府”。赵昰君臣曾在福州市郊闽江南岸的濂浦（今林浦）村平山驻跸，建行宫，号令天下，坚持抗元。元兵占领福州后，濂浦乡人怀念赵氏君臣，为避开视听，巧妙地改行宫为“泰山庙”，仍塑赵昰像为“泰山”，其余陪祀的还有“二爵主”赵昺，“丞相”陈宜中，“信国公”文天祥，“赵国公”张世杰，“洋澳状元”陆秀夫等。入明之后，每年还定期举行“迎泰山”活动。

萨氏家族与清真寺　当元朝灭亡时，有一些色目人和蒙古人继续留居闽中，且逐渐与当地人同化了。如福州的望族萨氏家族，渊源于“答失蛮氏”，大约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纥人。其始祖萨拉布哈，又名思兰不花，转佐蒙古人建立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赐他符节和斧钺。子阿鲁赤，在硕德八剌汗（即英宗）时，镇守云代（今山西大同市）。孙萨都剌，是元代著名诗人，官至南台侍御史。元泰定皇帝赐其姓萨，改名天赐。这是萨氏家族正式立姓的开始。萨都剌之弟萨野芝，汉名天兴，任江西行省建昌郡总管。野芝子仲礼，是元末葵酉年间进士，任福建行中书省检校，全家迁来福州落籍。明朝宣德时礼部侍郎萨都琦和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都是元色目人的后裔。正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兆户”众多，福州在元末明初便出现了首座清真寺，当时占地面积，深广各三十余丈，东临大街（南街），西至民居，南自官贤坊（今道山路），北至万寿巷（今安乐巷）。据明《闽都记》云“国朝初建，名真教寺，俗呼礼拜寺，色目人礼拜诵经于此”。后改名清真寺。嘉庆二十年（公元1541年）毁于火，当年冬重建，经过八年才落成。重建的清真寺仍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原有石华表，左茶厅，右房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其规模基本上和现存的一样。现萨氏家族繁衍至广，清真寺大部仍保存完好。

王法助与万寿桥　元朝时期，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使福州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但因没有直接遭到战争的破坏，福州的社会生产力依然向前发展。元朝在福州建设中值得称道的有交通和海上航运。南宋时，福州闽江上建有木船浮桥，以沟通城内、台江和仓前山之间的交通，但时常被洪水冲断。元大德年间，万寿寺头陀僧王法助倡造石桥，得到成宗铁木耳可汗的嘉许。从此，法助四方劝募得建桥经费数百万贯，从大德七年（1303年）开始动工，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石桥终于落成。全桥长570米，29孔，立28个舟状石墩，承托石梁。桥上铺石板，砌以石栏。桥栏石柱上雕着形态各异的石狮。桥南北各建有风雨亭。翰林学士马祖常于桥上题刻“万寿桥”三字。这是福建有史以来，闽江上最大的一座石桥（即现在已经改建的解放大桥）。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到过福州，并在他著名的游记中描绘了当时福州的美丽富庶。他说：“福州有一条大江（即闽江）穿城而过。江面宽1.6千米，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制造大量食糖……这里各种物资供应充足，还有许多赏心悦目的园林，出产优质味美的瓜果。”

吕伯恭与瑞岩弥勒石像 　在福清海口瑞岩山上有个瑞岩寺，寺的右侧有一尊顺着山岩雕刻的巨型弥勒石佛坐像，高6.4米，宽8.9米，厚约8米。佛像盘腿而坐，双耳垂肩，左手捻珠，右手抚腹，笑容可掬；在其腰腹之间，还雕有三尊小佛。整尊雕像造型生动，构图布局也颇有特色，是福建省最大的佛教造像之一，被誉为“江南第一佛”。该雕像造于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为邑人吕伯恭鸠集工匠雕琢的，堪称元代佛像雕刻的杰作，可与泉州老君岩石像相媲美。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撰有《瑞岩寺新洞碑》文，称这里有三十七洞天胜景，并记述了他在弥勒岩旁设宴庆功的盛况。（严祥钦）

（本文来源：《福州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