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共福建省委、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大力发展外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和抗敌后援会，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组织。

　　左丰美、林琼（林白胞妹、又名林君玖、林秋若）、康金树（又名“高原”）等人，前后到闽侯、连江、罗源以及大湖、铁坑、小北一带活动，先后发展林克俊（老吴）、林庆祥（老刘）、张树雄、朱云年、郑其土、张经仙、王汉平、王金钿等人入党，撒下了革命火种。

　　1946年4—6月，朱云年和郑其土先后发展铁坑陈昌铿、陈依四入党。1946年5月，朱云年、郑其土在北峰汶石，向省委领导左丰美同志当面汇报工作之后，根据左丰美同志指示，成立铁坑党支部，由陈昌铿为书记；同时成立上保、蔡丰、铁坑、大湖、白沙等地下联络站，要求迅速往古田、闽侯（林森）、小北、罗源拓展；并且任命朱云年、郑其土为大湖工委正副负责人和游击队长，直接领导铁坑支部工作。

　　1948年2月底，林森（闽侯）县委书记林克俊（老吴）带王汉平来谢坑（现改名“社安”），传达省委高湖会议（1947年10月）和闽浙赣省委城工部“龙山会议”精神——撤消中共闽江工委，成立城工部，任命庄征为部长，李铁为副部长，孟起、林白、杨申生为委员；提拔庄征为省委委员，李铁、孟起为省委候补委员。成立五县中心县委，由林白任书记，领导各县农村工作。成立地下军司令部，由林白任司令员，曾焕乾任副司令员，庄征、李铁任正副政委，下设闽海、闽东两个纵队，统领各县游击队开辟“第二战场”。

　　林克俊传达林白同志指示：派王汉平到铁坑加强领导，铁坑、日溪、汶洋、寿山等地区划归王汉平领导并兼任北峰游击队长；西区游击根据地（洪山、荆溪、竹岐、甘蔗等地区），由池治光领导兼西区游击队长；大湖、谢坑、洋里、廷坪、大桥、下祝、白沙等地由郑其土、朱云年负责兼任游击队正副队长。要求分工不分家，3 支游击队要紧密配合，争取把3个游击区尽快连成一片。

　　郑其土回忆说：当年，朱云年和我领导的大湖工委，虽然发展党员数十人，建立支部十几个——谢坑支部林斯胞为书记、东墘支部施华钟为书记、上保支部薛仁元为书记、大湖支部陈文勇为书记、墙坪支部王正秀为书记、白沙支部吴桂弟为书记、铁坑支部陈昌铿为书记、官山少数民族支部雷水俤（弟）为书记、山东支部张华纯为书记、六锦支部张元龙为书记；还有罗源边界的樜上（际上）、堡岗、嘉湖三个支部，分别由张道禄、许守椒、张孝彬（张生）等人为书记；但是，这都是以扁担、锄头、大刀、长矛为常规武器，未经训练、学习、实战，也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乌合之众”。真正形成战斗力，大力建党、建军、建立政权搞武装割据，是在划归城工部副部长、五县中心县委书记、闽浙赣地下军司令林白同志直接领导之后——我们在反围剿斗争中越战越强。

八路围剿

　　1948年2月，王汉平同志进入铁坑之后，立即将大湖地区战斗力较强的何经永武工队调到铁坑，以增强防卫力量，并调整铁坑支部领导班子——由何经永任书记，陈昌铿、陈依四为副书记，武工队副队长余赞来为支委——这是建设咽喉雄关，千锤百炼中的第一招（回合）。因为还没等你准备就绪，敌人的“八路围剿”就已开始了。

　　1948年3月，敌人在大、小北岭分界处的宦溪，成立清剿指挥部，由国民党第25集团军80师239团团长陈维钧（金）坐镇指挥，以省保安四团（龚向部队）为主力，又纠集林森、连江两县保安大队及贵安、潘渡民团约两千人，分八路围剿五县中心县委游击根据地。敌人的八路围剿，对于五县中心县委来说是第一次反围剿。

　　在陈维金“限期剿灭”的严令下，伪参议员、双北乡主席、自卫队队长王依宝充当“急先锋”，带领保安团（易自修部队）首先发起进攻，在江洋、小北一带进行反复扫荡和破坏，抓走革命群众四十多人，关在下寮严刑拷打。王伙仙同志被押到古田县罗桥割耳朵、割鼻子，逼供不成而被活埋。

　　林白同志指示：“务必尽快干掉王依宝，以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可是王汉平带领北峰游击队和何经永武工队（铁坑游击队）组织5次“暗杀”行动均未成功。

　　1948年4月，林白同志指派王金钿率主力游击队来执行这项任务。理发匠出身的王金钿，挑着理发担走街串巷，很快摸清了王依宝（又名王万全）每月定期去福州嫖戏子的活动规律。1948年4月16日，王金钿带领王汉平、张经仙等人在上寮与落坪交界的试剑石设伏，击毙王依宝，缴获左轮手枪1支、子弹30多发。保安团（易自修部队）闻讯，连夜撤出小北，粉碎了敌人针对小北的“第一路”围剿。从此，王金钿同志经常带领五县中心县委主力游击队来铁坑活动。

　　第二路围剿，是由大湖乡江洋大湾村的地主恶霸陈炳林（霖）带领县保安队奔袭谢坑，杀害大湖工委书记朱云年和谢坑支部书记林斯胞（又名叫“思炮”）。

　　1948年5 月，郑其土和王金钿带领五县中心县委主力游击队100多人，在江洋大湾遭遇国民党保安队搜山。我方抢占有利地形，激战三小时，击退保安队后，乘机将游击队拉回，攻打大湾村民团，活捉持枪顽抗的地主恶霸陈炳霖，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将其就地枪决，将其所有财产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当场就有几十名农民报名参加了游击队，大湾村一带一下子就成为我游击根据地。

　　另有三路，是由坂头自卫团团长刘钦带领县保安队和省保安四团龚向部队约两个团的兵力，向铁坑、谢坑、仁洲三个游击根据地同时发动进攻，采取抢、烧、杀“三光”政策、使游击区遭受严重损失：惨遭杀害的有施犬妹、危曲妹、陈彦魁、徐文来、张华纯、潘先灿等十多名骨干；放火烧了郑其土、陈昌铿、陈世养等同志的房屋；还抢走郑其土家里的两头牛、两头猪、衣被和谷子等物；抓走何经永、何兰弟、何开根三人……（还有3路围剿是针对大北地区的，对小北、大湖以及铁坑影响不大。）

　　五县中心县委针锋相对地给坂头反动头子刘钦、刘居友、何红红等人发出通牒：“限5天内将3人释放，否则你们的家人和房屋难保”。

　　第四天，何经永等3人安全回来了。可是，保安队却把河洋交通站站长余福祖的爱人陈八妹、儿子余慈锐又抓走了，我们又通过伪保长如法炮制地迫其释放。

　　1948年3、4月间，在五县中心县委及其各支游击队与敌人浴血奋战反“八路围剿”之际，中共福建党内发生了震惊党内外的“城工部冤案”——先是城工部两任部长庄征、李铁先后被错杀，紧接着又错杀城工部市、县、区领导骨干100多人。

　　为了避免革命队伍溃散和思想混乱，林白同志决定利用反围剿战斗的间隙举办学习班和培训班，先是在五县中心县委所在地小北岭的下分（奔）洋和上分（奔）洋召开五县中心县委扩大干部会和集中学习班，对五县中心县委主要干部和各游击队骨干进行轮流集中学习，要求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持武装斗争，努力扩党练干，坚决打击敌人，以实际行动向党表忠诚！”

　　林白同志从1947年10月带不足10人枪上山打游击伊始，就做好马革裹尸的最坏思想准备——在五县中心县委成立由林白（老张）、张元筹（老林）、刘文耀（老郑）组成的“3人领导小组”。因张元筹与林白体貌特征相似，林白与张元筹“身份互换”——在公共场合，张元筹作为林白的替身来主持工作，发号施令。当时，绝大数人都把张元筹误认为“林白”。

　　1948年8、9月间，林白同志又在上寮的高山顶举办培训班，闽古林罗连五县、福州、平潭、霞浦等地县、区、市级党组织负责人60多人参加培训。培训由五县中心县委秘书长、政治部长张元筹，军事部长刘文耀，组织部长陈屏繁主持。林白（老张）象学员一样坐在台下，系统地学习中共“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方针和政策以及游击队战争理论和战术，总结、交流斗争经验和建立、巩固游击根据地的措施。

培训班原定要学习一个月。临结束前，林白派老交通员王振祥去高湖取回从台湾买回来的枪支，准备发给来学习的各县、区、市工委领导带回去组建武工队和游击队；然而，王振祥没有按时回来。是否被捕？有否叛变？!

　　警惕性极高的林白决定：培训班提前两天结束，各县、区、市工委领导立即返回原地去组织武装斗争，以配合五县中心县委主力游击队粉碎陈维金策划的“八县围剿”——对于五县中心县委来说是第三次反围剿。

　　根据刘文耀城市游击队情报：八路围剿失败之后，陈维金组织了四县围剿。四县围剿失败之后，又策划八县围剿——这回，打头阵的是林森（闽侯）县清剿总指挥（陈）冷生带领正规军一个团，再加上县保安大队（林德清部队）和民团约两千余人，从白沙向大湖进发，想配合已行进到下寮的大北清剿指挥部的陈维金部队和姚崇部队（正规军一个团、加上县保安大队、民团等也有2000余人），前后夹击五县中心县委机关和主力游击队，然后再配合福州周边8个县保安大队逐个消灭各县游击队。但是，冷生所带的是被解放军打散后收编拼凑起来的杂牌军，虽然号称正规军却胆小如鼠。

　　郑其土迅速查明：冷生全名“陈冷生”，系大湖洋下人；县保安大队长林德清是大湖双溪人。因此林白同志决定：给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的冷生和林德清各写一封警告信，由大湖支部、马墘支部分别派人送给他俩亲属，告诉他们：“解放军先遣队和游击队要先打大湖，再进军林森（闽侯）县”。然后，命令郑其土带领大湖游击队、铁坑游击队和贫农团300多人去佯攻大湖，布下疑兵阵。郑其土带人用麻（毛）竹制造许多假大炮（装上土硝，点的响就行），准备了许多洋油桶和鞭炮（在洋油桶里放鞭炮冒充机枪声）。陈冷生和林德清率队刚在大湖立脚扎营，拂晓时分就听见枪声四起，里面还夹带有机枪连发和炮声阵阵，大雾中只听见杀声震天，也不知“解放军先遣队”来了多少人马，急忙率队往白沙撤退。五县中心县委机关和参加战地培训班学习的各地骨干带着游击小分队（五县中心县委给他们配备的武工队）也趁机跳出包围圈，按预定计划去创建更多的游击根据地。

　　护送各地战友安全离境，分别返回原地（籍），成为郑其土、王汉平、池治光3支游击队义不容辞的重任，铁坑充分发挥了转运站、桥头堡、咽喉雄关的作用。

　　因铁坑游击队去护送各地战友未归，敌人于1948年“白露”那天（9月8日）乘虚袭击铁坑，所幸留守人员和群众见势不妙，全部从天险“乌石巢”突围出去，下山渡过日溪，登上大王岗，从外围向铁坑开枪，敌人以为游击队援军来了，放了几把火就匆匆忙忙撤走。这次虽被烧坏几处房子，但人员却无一伤亡。经过血与火洗礼的铁坑游击队大部分人马被整编到五县中心县委主力游击队中去。

　　敌人的十县围剿，对我们来说是第四次反围剿。

　　临阵易帅，历来是兵家大忌。1948年底，就在第四次反围剿关键时刻，林白却接到去省委“开会（接受审查）”的通知。

　　临走前，林白在魁岐村后山烧灰楼（又叫“草灰楼”）召开五县中心县委主要干部会议，对军事指挥机构、各工委、各支游击队领导班子进行紧急调整：任命刘文耀为主力游击队司令员，要求更猛烈地打击敌人；任命王金钿、张元筹分别为小北游击队总队长和总政委兼司令，并特批张元筹（体貌特征与林白有点相似）在他（林白）不在期间，可以打着林白的旗号进行革命活动，以稳定军心和民心

　　此时，大家才惊奇的获悉：自己心目中的“林白”原来竟是张元筹，“老张”才是真正的林白。

　　会后，林白征求大家意见。郑其土汇报说：“自从大湖、铁坑、小北游击队被提升收编为五县中心县委主力游击队后，我仅剩下5人枪，粮食是向坂头地主王廷生借的。最好能派张元筹同志来指导、来协助打开局面。”

　　为此，林白决定：集中领导分散工作，由张元筹兼任小北工委书记，王金钿任副书记，郑其土任组织部长，郑粦如（女）任宣传部长，朱德安任委员。下设七个工委：王汉平为北峰工委书记，张经先、王天元为高山顶工委正副书记，池治光为西区工委书记，王依潘为副书记；薛仁元为闽林边境工委书记，张华纯、施华钟、薛仁钩、陈文勇为副书记；张元龙为林罗边境工委书记，杨立弟、何善锐为副书记；何经永为铁坑工委书记，陈昌铿为副书记；吴桂弟为白沙工委书记。

　　林白同志走后，张元筹带领小北工委机关（2支长枪、1支左轮、几颗手榴弹和二、三十名老弱病残以及几名女同志）进驻铁坑。铁坑不仅成为小北工委驻地，还是五县中心县委“常设机构”所在地——周边各县、区工委经常派人来联络、汇报，要求“林白同志”指导、决策、协调和援助，这可把张元筹同志苦死了。无枪无粮怎么办？让大家研究，最后取得共识：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有办法。因此张元筹决定：让几位女同志回娘家去发动群众，想办法打通与闽清的联系；派郑其土回谢坑，重建 浮边洋据点和大湖、洋里联络站；派张善容和魏宜芝回古田开展工作，接通古田经廷坪、大湖到铁坑的交通线；派陈昌铿向日溪、连江小沧方向发展；派朱德安向六境（锦）、官山发展，负责打通与罗源交通线；派王金钿回上、下寮开展工作，向大北发展，负责打通与魁岐、马江、亭头的交通线……张元筹身边只留6个人，留守铁坑当特务队，负责打土豪、镇压反革命和支援各方面的进展。

　　但是，更苦的是：在林白接受审查期间，闽中党组织于19 49年2月公布了由黄国璋、林汝南、陈亨源3人署名的《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公告》，指出：“特务头子王调勋（国民党福建省调查室主任）、林白（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游击队负责人）、刘文耀、郑崇德（林白游击队干部）、黄玉树（原海匪）、张天昊、张强（军统特务）、郑德明（原海匪）、庄晓芳（情况不明）等盗用游击队名义活动，立即知罪停止欺骗，解散组织，缴出武装、财物。否则，务将其缉拿归案法办。”布告散贴到福州、厦门、泉州等城市。与此同时闽中党组织还秘密派人到林白领导的队伍中进行“瓦解”活动。闽中地委对继续在各地活动的林白领导的城工部基层组织采取“瓦解”办法，要他们动手处决自己的领导，以作为对党是否忠诚的考验和参加闽中组织的条件。

　　所幸林白同志早有防备，张元筹以“林白”名义到处活动，因此才未引起大的骚动和混乱——因为只有参加魁岐“草灰楼”会议中的极少数人，才知道张元筹是林白的替身；就连朝夕相处的铁坑群众，也一直认为张元筹就是“林白”。

坂头大捷

　　小北岭大湖坂头村，是国民党正规军团长、林森县参议员刘钦的老巢，他利用自己的势力，勾结周边村庄的恶霸、地主，在村里组织自卫团有100多人枪，在山头修建碉堡，构筑完善的防御体系，成为大、小北最大的土围子，号称“小美国”。刘钦还兼任小北民团总团长，小北民团的兵力总和据说有1000多人枪。但是，解放军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连告捷，北平和平解放的大气候；保安团长龚向因剿共失利，被其主子撤职禁闭，其部下侦察员刘城弟等向我部自首投诚的小气候；迫使刘钦通过伪保长刘秋妹和伪乡民代表、开明乡绅陈华华来寻找共产党五县中心县委搭线。

 　　陈华华即去铁坑找陈昌铿同志（系陈华华的表弟）“搭线”，要求与林白和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讲和。当时，连陈昌铿同志也误以为张元筹就是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林白，立即向其汇报、请示。

 　　张元筹立即召集小北工委3人核心领导（张元筹、王金钿、郑其土）会议研究。根据刘钦在释放我被捕同志（何经永、何兰弟、何开根）时的表现，张元筹、王金钿和郑其土3人一致同意搞统一战线——就以“林白”名义与刘钦谈判，争取也要像刘文耀收编天台山惯匪组织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

 　　鉴于当时小北工委只有张元筹一人还像个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其他同志一看就像“山沟（深山）农民”。会议决定：由张元筹代表五县中心县委去谈判，由王金钿去福州调郑粦如（女）和在邮电局工作的郑抚伯来协助谈判，由郑其土带特务队在谈判地点周边掩护。敌人若变卦，由陈昌铿负责控制陈华华；张元筹、郑抚伯负责制服刘钦；郑粦如负责对付其内眷，10—30分钟要结束战斗撤离。

 　　1949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四）晚上十点，由张金锦同志带路，张元筹带警卫员刘光华（张善容）和郑抚伯、郑粦如按时到坂头，与陈昌铿和陈华华接头证实安全无事后，张元筹带刘光华、郑抚伯、郑粦如3人进去谈判。谈判出奇成功，双方达成四点协议：捐献（赔偿）粮食600担，给游击队和农民抗灾度荒，聊作坂头自卫团参与“血洗铁坑”的补偿；荒年粮食不得外运，同意协商借粮，要求不要打土豪；民团与游击队双方停止对抗，两不侵犯；保证不请兵保护，永不报官；县里布置围剿时，朝天开枪假出击，不打游击队，并让游击队秘密过境来去自由。

 　　这种统战关系，有利于弱小游击队迅速壮大成长，有利于反围剿斗争，有利于分化敌人而最后各个击破。小北游击队从此转入半公开活动，揭开了全面反攻的序幕。

 　　1949年2月底，东墘民团团长兼大地主刘若桃害怕粮食会被穷鬼（游击队）借光，偷偷运粮去福州出售，先是雇本地挑夫，被发现禁止后，又改雇新店妇女半夜来挑运，被贫农团拦截禁止后，竟然动用民团武装押运粮食到福州出售。地主和民团胆敢违反“荒年粮食不得外运和协商借粮”的约定，东墘贫农团向“林白同志”紧急报告。

 　　小北工委决定：乘机夜袭东墘民团指挥部后房寨，收缴民团武装，当晚张元筹、郑其土率队悄悄包围后房寨，由郑其土、陈昌铿、施华钟等六人翻墙入屋活捉刘若桃。然后，押着刘若桃去收缴民团枪支，共缴获长短枪36支，开仓分粮600多担，贫农积极分子当场有100多人要求参军（参加游击队）。

 　　第二天，刘钦亲自出马指责游击队违约，要求释放刘若桃、退还枪支和赔偿损失。我们提供了刘若桃，违约在先的证据——一次次偷运粮食出境的记录，驳的刘若桃和刘钦等人哑口无言。几天后，刘钦趁夜色溜去福州请兵，负责日夜监视的贫农团积极分子发现后，立即上报“林白同志”。张元筹、王金钿、郑其土立即发动大湖、铁坑、小北游击队和群众千余人乘夜幕包围号称“小美国”的坂头村。

 　　按照事先布置：张元筹每朝天放一枪，大家就要齐声高呼一遍“缴枪不杀”！连呼三遍之后，由铁坑工委书记何经永敲锣沿街通知：“保长、甲长、各家各户听着，限今晚9点之前，将所有武器弹药送到何氏宗祠，上缴给游击队，否则责任自负。”

 　　大地主刘钦跑了，地主们群龙无首：几个月的统战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伪保长刘秋妹和开明乡绅陈华华带头交枪。当晚，小北工委不费一枪一弹，共收缴步枪102支，短枪2支，各种子弹2000多发。

 　　与此同时，小北工委辖区各地缴枪工作大有进展。如陈文勇、王正秀等人先后收缴墙坪国民党上尉连长王祥坛步枪1 2支、郎官少校保安大队长林祥步枪27支；六境（锦）张元龙也收缴步枪30多支、子弹数千发，使我党组织力量和游击队伍得到迅速壮大。小北工委党员迅速发展到达400多人，建立支部80多个、30多个地下联络站、农会、贫农团等基层民主政权，先后开辟、发展和控制了福州郊区、林森、连江、罗源、古田、闽清等县边界地区；还建立了妇女队、儿童队，妇女队长陈（林）妹英、王春誉，副队长何连英、杨建英；儿童队长余金玉，副队长张章和。

 武装游行

　　坂头大捷之后，在小北、铁坑、关源一带，敌我武装力量对比态势发生根本变化。如何发展大好形势，小北工委决定：再搞一次疑兵计，组织夜间武装示威游行。

 　　当时，游击队缴获的枪支型号很杂，有的子弹不匹配奇缺，更缺机关枪。我们用毛竹套上枪套伪装机关枪，用鹅卵石装进子弹盒冒充各种子弹，进行夜间武装游行示威。上千人游行队伍，举着火把、扛着枪，从铁坑游行到坂头、河洋、东墘、上下保、左白等村庄，在各村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地主罪恶；到处发传单，贴标语，“打下大湖，迎接大军解放福州！”“活捉蒋光头（蒋介石），解放福州！解放福建！”的口号此起彼伏。武装示威游行取得意外效果，迫使常驻大湖的保安队连夜撤退到白沙。

 　　坂头大捷，武装示威游行，使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林白”和小北游击队威名远扬。方圆几十里内的地主都主动献枪献粮献金，要与游击队搭线。小北游击队因此又先后缴获地主武装各类枪支600多支，开仓分粮3000多担。小北游击队原来仅有几十人，却是“人多枪少（武器奇缺）”，只能隐藏在铁坑“下荒田”、“一坪垱”等天险之处。现在发展到800多人，反而变成“人多枪少”，已可公开进行武装割据。

 　　小北游击队已成为当时五县中心县委旗下最强大的一支游击队，已可派人送枪来支援周边古田、罗源、六境（锦）、关源等弱小的游击队。如一次就送20多支长、短枪给王汉平的北峰游击队；派5名神枪手参加敢死队，协助连江县委书记郑荫敏消灭北茭水警（福建省水上警察三都大队第八中队）……

 　　 小北游击队所开创的游击根据地，也成为当时五县中心县委的最大游击根据地，东抵连江（小沧、中房、漳后）、罗源（嘉湖、摭上、堡岗、峰里），西连闽清大、小箬，北到古田大、小冬，南逼市郊（战坂、新店）、林森（闽侯）县白沙、甘蔗、大湖的成片红色区域；村村成立党支部、贫农团、武工队，成为贯通连江、罗源、古田、林森、闽清各游击根据地的“红色通道和巩固后方”——掌控了东拓连江、罗源、古田，西进林森（闽侯）、闽清的主动权，实现了林白同志的当初设想：“用红色游击根据地包围省会福州”。

 　　到铁坑参观的每个人，都感到就像进入了解放区：18座军营引人注目，400多人集训大练兵，十分壮观扬我军威。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青壮年30多人全部参军（游击队），贫农团、妇女队、儿童团各就各位，农民掌权大快人心。

 紧跟林白

 　　1949年3月底，五县中心县委主力游击队副政委、沿海工委和连江县委书记郑荫敏到高山顶通知张经仙（9号）：林白已安全回来，要召见小北工委领导，传达省委处理城工部四点指示：1、不许以党的名义活动；2、停止发展党员，不许与党的任何组织发生关系；3、全体党员停止党籍；4、原城工部党员应做对人民有利的事情。要求大家：在同国民党斗争中说明自己，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向党表忠诚，全力发动群众迎接解放。

 　　张经仙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青盲崙遭遇突围战中，将林白交其保管的印信、档案和两颗地雷跑丢了，被林白同志“撤消闽侯县委代理书记职务而降级使用”。因此，他对林白有看法，认为：“一、去省委开会审查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林白可能已死，要警惕这个通知有诈。二、林白回来途中可能被捕叛变，这是特务要将小北工委领导一网打尽的圈套，要去你们去，我可坚决不去。三、如果郑荫敏说的全是真话，城工部有问题，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全白干了，赶快要另寻门路，寻找上级党组织，否则我们都要死定了”。所以，张经仙先把郑荫敏（三丁）看押起来后，才跑到铁坑向张元筹同志汇报。

 　　在省委突然断联之后，在此“情况不明信息不灵”之际，张经仙的分析和顾虑也不能不认真考虑，小北工委立即召开核心领导紧急会议讨论研究。

 　　张元筹主张：“我要亲自去查明情况，争取与上级领导恢复联系”。郑其土说：“每次战斗都是由我打头阵的，这次还是让我去打头阵，要死就死我一人。”

 　　王金钿认为：“今天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全靠张元筹运筹帷幄；他是外地人，需要郑其土配合。论打战（武功），我不如郑其土；论人缘地缘，我也不如郑其土；还是我去，就是牺牲了也无碍大局。”

 　　3人研究约定：一、由王金钿跟三丁一起去福州，代表小北工委去向林白汇报工作，听取省委最新指示。王金钿务必三天内返回，没有按时返回，小北工委及其下属7个工委、游击队的常设机构（联络站等）都要全部疏散、转移。二、回来时，王金钿务必独自一人走在前头；进入防区，要先向潜伏哨发出“安全”暗号。否则就意味着王金钿已失去自由（或被捕、或被劫持），小北工委要相机营救或采取果断措施！三、与林白见面，要不露声色地做到“枪不离身、枪不离手”，谨防有诈；务必听清楚林白所说的每一句话，回来后要一字不漏地如实汇报。

 　　第三天，王金钿如约地安全返回铁坑，郑荫敏带几个人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张元筹一边派人“陪同郑荫敏同志到各处转一转参观”，一边立即找地方与王金钿密谈。

 　　据王金钿说：他对省委的四点指示也是半信半疑，省委怎能这样蛮狠地对待城工部同志？连续两天，林白都与他深谈到半夜，他就睡在林白对面，彻夜枪不离手而不敢合眼。林白也看出反常，就问王金钿：为什么要这样？

 　　王金钿拿出街头公开张贴的黄国璋、林汝南、陈亨源3人署名的《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布告》给林白看；并明确告诉他：“枪不离身，枪不离手，是小北工委组织的决定。我已两个晚上没合眼了，如果3天内我不能安全返回铁坑……”。

 　　林白听完，立即把郑荫敏叫醒说：“乘天还没亮，你立即带人护送王金钿同志返回铁坑”。

 　　临别时，林白动情地说：如果，你们相信黄国璋布告是真的，可以把我的头割下来去献给黄国璋。如果，你们相信我是革命的，就准备跟我去打罗源！因为铁坑现在太红了，要谨防敌人重兵包围剿灭！你一回去，就要把郑粦如（55号）、张仁腾（小高）、王建勳（张仁）3人遣散回去，要他们“先掩藏起来，等候组织的审查”。

 　　小北工委再次召开核心领导紧急会议，经研判取得共识：“林白一贯带领我们干革命，至今还找不出他是特务、叛徒的证据。只要他能带领我们狠狠地打击敌人，我们就要坚决地跟他走”！

 冤案阴影

 　　当年，在五县中心县委、小北工委、铁坑工委三级党组织内部，都对城工部冤案有所怀疑却又不甚了解。

 　　一、战争年代怎能开长会和办长期学习班呢？为什么被省委调去学习、开会的人一个也没回来？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二、调去省委学习、开会的，都是大家公认的骨干和领导，怎么一下子都成了敌特和叛徒？

 　　远的不说，就以郑粦如（55号）、张仁腾（小高）、王建勳（张仁）3名大学生为例，他（她）们上山以来的表现，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怎么也变成了“特嫌”？既然是“特嫌”，为何不立即隔离审查？却要他们“先躲起来，等候组织的审查”？若不是“特嫌”，为何又要把他们立即遣散呢？按惯例：“可疑人员一遣散，游击队就得立即转移”，林白同志因何没有要求小北工委和游击队要随之立即转移呢？

 　　小北工委3人核心领导小组，对此反复研讨，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事后才获悉：林白接到省委的指令是：要杀掉他们3人。这是林白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救人措施——若不把他们马上遣散，小北工委和游击队若有任何闪失和挫折，省委都会怀疑与他们3人上山有关，那就谁也救不了他们了。只有让他们马上悄悄地消失（藏起来），一切才有转机。

 　　这种非常的救人措施，让小北工委3人核心领导（张元筹、王金钿、郑其土）都感到城工部冤案的压力。

 　　在王金钿下山去见林白期间，总交通员王振祥从敌人监狱释放回来。遍体鳞伤的王振祥扶着拐杖，好不容易撑熬到铁坑，向小北工委要求工作和复仇。张元筹收留了他，并给他治病疗伤。

 　　据王振祥同志说：1948年9月底在高山顶举办培训班期间，奉林白同志命令，去高湖取回用同志们捐款从台湾购回的枪支。他把长短枪放在两个长麻袋里挑着走，也不知道特务从哪里开始盯梢，到南门斗池附近被捕了，我一口咬定“是一个读书人雇我挑去新店的，约好脚伕费壹个银元，到新店时付费，一路上他在我后面跟着，这会儿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半年多来，不管敌人如何严刑逼供和威胁利诱，我都坚持原来口供不变，因此才获释。

 　　对于郑荫敏同志父亲郑朝柱老伯和女儿郑碧香（当时才两岁多）被抓一事，王振祥解释说：当时，特务们押着我去指认受雇地点和挑枪的起始地点。我因不知道何时被特务盯梢，只好说是在三叉街路边受雇的，从高湖河边开始挑——我假装不识路，带着特务们顺高湖河边小道绕圈子。突然，其中有一个特务叫起来：“河对面那一座，不是匪首“三丁”的老宅吗？”结果，就冲过河来把郑朝柱、郑碧香祖孙抓走了……

 　　林白获悉小北工委收留王振祥之后，立即派郑荫敏去通知张元筹：在敌人的“十县围剿”期间，要提高警惕，要注意一切反常现象。不该收留王振祥，更不该让他留在小北工委和铁坑基地，要把他驱逐出去，要让他去开辟新区来说明自己！

 　　林白还要郑荫敏代表五县中心县委和林白本人传话，正式通知王振祥：“王一平代表省委通知我，要在同国民党斗争中说明自己。现在我也要求你们要在同国民党斗争中说明自己，人人都要成为过河卒子，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我已授权张元筹和郑荫敏：任何时候发现你有自首变节行为，随时都可以将你就地正法！

 　　王振祥听后痛哭流涕地表态：“我被捕之后，受过（灌辣椒）水、（烙铁烤）火、（老虎凳添）砖、（竹签钢）针、夹（棍）、（钢）鞭、吊、薰、电九大刑，都没透露党的机密，没有一个组织被破坏，我若叛变投敌，怎敢再回到组织来？我若来当内奸，又如何瞒的过大家？现在我遍体鳞伤，再把我赶出革命队伍，只有死路一条。我要死，也要死在对敌斗争中，只求组织能给我一个工作机会来说明自己”！

 　　一贯提倡要爱兵如子的林白，这次捎话为何如此严厉、冷酷？除了城工部冤案的巨大压力之外，是否还话中有话呢？

 　　当初分析“王振祥没有叛变”的是林白，理由是：王振祥若叛变，我们在高山顶办学习班早被一锅端了；他是总交通员，所有交通站全完了；他若想抓郑荫敏一家老小，一个也别想跑……现在要“将王振祥驱逐出去”的又是林白，该如何理解和贯彻由郑荫敏传达的林白指令呢？如何安置才不会让王振祥本人和同志们心寒？

哀兵必胜

　　张元筹决定：给他配个可靠的警卫员（张爱），带长、短枪各一支，跟王振祥去罗源边境山区去开辟新区，实际上是让跟去的罗源同志监督他，随时向小北工委汇报。但是，自古以来哀兵必胜。王振祥不到半个月，就开辟了仙洋、王廷洋、西峰、南墘、东西宅等一大片新区，并组织了一支有10多人枪的武工队。

 　　1949年4月初，林白带刘文耀、郑荫敏、周则霖、凌尚武等人来铁坑，研究“组织反十县围剿大会战”，决定以小北游击队为反攻主力，协助各游击根据地转入反攻态势，要打几个漂亮仗，让敌人顾此失彼，以粉碎十县围剿。为此，林白任命张元筹为“反十县围剿总指挥”，任命王金钿为主力游击队总队长、郑其土为副总队长。在会上，林白再次强调：现在，是反十县围剿决战时刻，人人都要当过河卒子有进无退，对临阵脱逃、畏难不前、不服从总指挥调度者，都要严格执行战场纪律！张元筹以非凡的组织能力，不负重任：

 　　一、从铁坑、大湖、关源、北峰等各支游击队抽调精锐人员近200人去魁岐、定安，协助凌尚武定安游击队组织农民暴动，先后开仓分粮2万多担，镇压罪大恶极反动分子200多人，把游击根据地从魁岐拓展到连江，与郑荫敏的北茭工委（又叫沿海工委、连江工委）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封死敌人海上退路。

 　　二、 抽调9名猎户出身的游击队员去连江，郑荫敏从中选出陈利锵、王义民（明）、肖文山、郑英许、张则贵5人，与北茭游击队郑崇德、林落影、杨孝基等组成13人的敢死队，于拂晓乘雾发起奇袭，全歼北茭水警（福建省水上警察三都大队第八中队），小北游击队来增援的王义明阵亡，现场总指挥郑荫敏负伤。共缴获步枪50多支、驳壳枪4支、机枪1支、弹药9箱等军用品，立即被运到魁岐，又新组建游击队1个连，由陈秉、杨孝基正、副连长带领迅速转移到铁坑集训。

 　　以少胜多全歼北茭水警已是不易，冲过层层关卡、检查站、封锁线把缴获枪支弹药和近百名新兵以及伤员郑荫敏转移到铁坑根据地更不容易。

 战略转移

 　　抗战以来，大湖辖区在林森（闽侯）县各区中面积最大，从新店、大北、小北、洋里、廷坪直至雪峰、大小箬，大湖粮库也是全县最大的粮库。如何才能击中要害，调动敌人？小北工委一班人大都主张：集中全力攻打大湖粮库。

这个作战方案，被林白所否定，理由是：“敌人两大主力——96军驻守大湖、雪峰一线，独立50师布防于大、小北和宦溪一线，肖兆根副师长亲率一个主力营扼守坂头，已在大湖粮库周边摆好布袋阵。这也是敌人对铁坑只围不攻的原因，目的是逼你跳进陷井”。

 　　林白再次强调：现在，铁坑太红了，会成为敌人重兵围剿的重点，小北工委和游击队主力务必像凌尚武从魁岐挺进定安那样，尽快往新区转移。

 　　张元筹说：“五县中只有罗源边境新区，目前还没什么目标（暴露）；是由王振祥最近刚播种发展起来的”。

 　　林白同志听完后半信半疑，要张元筹“带一个中队去看看，要为五县中心县委和小北工委全面转移做好准备”。

 　　张元筹说：“不要那么多人，游击队主力要留着打仗反围剿，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林白说：“这不行，至少要带一个班。”

 　　当天晚上，张元筹把小北工委和主力游击队的领导权全部移交给王金钿和郑其土，仅带张道禄（春俤）、张爱和刘光华（张善容）3人，连夜翻山越岭步行去罗源。

 　　身为“反十县围剿总指挥的张元筹”，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五县中心县委、小北工委的全面转移，静悄悄地赶去与王振祥会合后，立即布署大家全力向林森（闽侯）、罗源交界部山区发展，迅速在罗源的仙峰、塘下、船头、老汉洋以及林森县的后溪、古田县的深洋、善德陇等地发展党组织，组建贫农团、武工队、游击队和五县中心县委下属的各游击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为五县中心县委、小北工委的战略转移奠定基础。

 三打戈口

 　　原拟乘罗源守军大多调去参加十县围剿之际，乘虚解放罗源县城。张道禄同志向林白反映：今年，罗源春荒绝粮，饥民就像枯草堆一样一点就燃，所以游击根据地发展很快。群众强烈要求开仓分粮解救灾民。考虑到断了敌人粮食供应，进山围剿的敌军就会不战自溃；而且，就是我们攻下罗源县城，缺粮也不行。林白同志果断决定采纳群众意见，“先打戈口、再打县城”。

 　　1949年6月7日（农历五月初一）拂晓，张元筹、王金钿、郑其土率小北游击队主力400余人和北茭游击队主力200多人，兵分三路进攻戈口，包围守仓的国民党部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拔掉国民党炮台据点，消灭和俘虏敌一个排，解放了戈口；开仓济贫分粮5000多担，还摧毁一个伪乡公所。我方牺牲了张章绵（北峰岭头人）、陈若生（大湖东墘人）、陈林春（黄岐北茭人）三位同志。

 　　为了调动参加十县围剿的敌军，支持、带动周边地区饥民暴动开仓分粮，3天后王金钿、郑其土、陈昌铿等人率队再次攻占戈口，逮获国民党副区长、民团团长、保长各一名，带动了新区的开辟，又开仓分粮约6000担，罗源西部山区（约占全县面积三分之一）宣告解放。

 　　开辟新区攻坚战弹药损耗极大，铁坑支部陈敦梓带领18名游击队员充当运输队，昼伏夜行把枪支、弹药等急需军用品，从铁坑安全运送到罗源仙洋（五县中心县委驻留地）。关源游击队伏击敌人军车所缴获20多箱手榴弹，也是通过铁坑支部、小北游击队开辟的地下交通线，运送到罗源前线。

 　　6月15日，郑其土率小北游击队100多人，第三次攻占戈口，是为了造墓立碑埋葬烈士。返回时遭遇来增援的敌军，但因暴雨（戈口）河水猛涨，在我猛烈反击下敌军无法渡河，两军隔河对射，相持3个多小时。敌军误认为我方是故意要拖住他们想打歼灭战，在河对岸放火烧民房后急忙撤退。

 铁坑被剿

 　　三打戈口，引起敌人高度恐慌，参加十县围剿的保安团、民团纷纷赶来增援。敌独立50师是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的精良美械装备师，也从大湖出发赶来增援，但一路上遭到沿途贫农团、游击队的阻击，还没赶到戈口，战斗早已结束。

 　　三打戈口，不仅实现战略转移，帮助农民渡过饥荒，罗源新区要求参军（游击队）的贫农团积极分子就有400多人，还为上千人的主力游击队解决了后勤给养难题。

 　　三打戈口，为粉碎敌人“十县围剿”，也为20天后与解放军三野前哨部队侦察排在戈口会师以及会师后五县中心县委在戈口设立支前总站奠定基础。

 　　1949年5月29日，身为十县围剿总指挥的陈维金恼羞成怒，竟带领独立50师增援部队绕道袭击我铁坑基地——在坂头地主刘景修（还乡团）和惯匪关依七手下匪徒的带路下，独立50师悄悄渡过日溪，从前后两面包抄血洗铁坑——郑敢等13名留守人员被捕，陈敦梓、陈新锦、陈祥乐等同志22座房子被焚毁……仁洲、山东两个据也被攻占，池治光等人的祖厝也被焚毁。

 　　陈敦梓、陈新锦等同志突围出来找林白同志反映，林白同志不主张武力营救，而要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先赎回（保释）被捕的同志。”

 　　铁坑支部将全村仅有的21头耕牛、200多担谷子及其它贵重财产全部变卖凑齐35亿元（金元劵）的赎金，才赎回13名被捕人员。但是，不论是铁坑支部成员、还是被保释回来的同志，都想不通：为何只隔几天，林白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再强调要当“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过河卒子的林白，为何变的如此萎萎缩缩？

 　　但是，他们哪知道：就在这几天——在全面反攻大好形势下，又出现了意外变故，五县中心县委和小北工委以及主力游击队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意外变故

 　　三打戈口之后，林白决定要乘胜解放罗源县全境。五县中心县委在仙洋召开战前动员大会，经大会选举决定：由张元筹、郑荫敏任罗源县委正、副书记；周则霖（19号）任组织部长、王振祥任宣传部长、杨孝基为公安部长、应许为军事部长……准备攻陷罗源县城后立即接管政权；会上通过了“三路并进”解放罗源的攻城计划。

 　　会议还研究决定成立了林森县委：由王金钿任县委书记、郑其土任副书记、张经仙为组织部长、池治光为宣传部长、王宗义为军事委员……林白同志原计划：先攻打敌军兵力较弱的罗源县城，再奇袭闽侯县城……

 　　然而，正在调兵遣将之际，五县中心县委内部却发生了两件意外的事情：杨华（翁绳金）听信了闽中支队的谣言，竟杀害了林白派驻在该部的五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陈屏繁和军事教官白武德（老钟）等人，带着300多人枪脱离林白，转归闽中支队领导；紧接着，林逸森也杀害林白派驻该部联络员和领导刘德康等人，夺取东岭游击队领导权，带领300多人枪投入闽中支队怀抱。与此同时，古（田）罗（源）宁（德）三县中心县委书记陈健生（刘捷生）来假传省委指示，他一会儿说：“古田魏宜芝队伍有问题，要全部缴械、遣散回家”；一会儿又说：“（张道禄的）罗源游击队和原城工部有号数的人也有问题，也要缴械遣散”；并要林白同志带主力游击队1000多人枪（8个连队及罗源新参军的400多人）去古田杉洋，移交给陈邦兴的闽东游击支队。林白信以为真，解散了一部分队伍。6月间，林白率部在古田杉洋与陈邦兴、黄垂明的闽东人民游击队会合，林白奉命交出8个连队。

 　　所幸，时任主力游击队总政委、反十县围剿总指挥的张元筹同志，及时发现陈健生（刘捷生）假传圣旨的破绽，当场抵制说：“把人扣起来解除武装可以，但人员不能解散，有问题要（送）去省委审查”；并暗中交待负责留守罗源的周则霖和王振祥：“把被解除武装第四、五连两个连队的300多支长、短枪连夜藏起来，以备后用”。

 　　虽然，林白率队去古田移交，只离开罗源几天，但是敌人已风闻中共游击队内部发生火拼，又乘虚组织第五次（水陆夹击）围剿——敌海上保安总队纠集溃退到连江、罗源的国民党第100军、74军残部和海匪陈为庆及保安团、民团乘机反扑，因主力游击队是五县中心县委各游击队精锐中的精锐，1000多人枪刚被调去古田整编、移交，使五县中心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去了主动权和全面反攻的大好形势——小北老根据地告急、定安游击根据地告急、罗源和六境新开发的游击根据地几乎丢失殆尽。罗源假（加）洋少数民族贫农团团长雷明法（又叫雷鸣发）等人被杀，敌人和地主恶霸猖狂地反攻倒算、报复杀人。

 　　面对各地纷纷告急、身边又无兵可派的困局，林白心急如焚，却只能让铁坑支部“要不惜一切代价，先保住被捕同志的生命，以后再来报仇”！

 力挽狂澜

 　　张元筹建议：“可以再次发动贫农团积极分子参军和动员被陈健生（刘捷生）假传圣旨遣散的古田魏宜芝队伍、罗源张道禄队伍指战员归队。”

 　　林白叹息说：“有人没枪也没用。”

 　　张元筹叫周则霖和王振祥把那藏起来的300多支长、短枪搬出来，林白极为高兴。五县中心县委主力游击队又迅速恢复到300多人枪，对外只叫“第九连”，由王俊义、周则霖分别任连长、指导员。为什么近400人却只成立一个连队？只因怕陈健生（刘捷生）眼红，又会节外生枝。

 　　第九连肩负起收复失地、保卫老区、开辟新区的主攻任务，配合各游击根据地开展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搞好支前工作。第九连一成立，林白立即从中抽选出精锐50多人，由王金钿带领日夜兼行返回小北，收复、重建铁坑基地和仁洲、山东两个据点，处决“还乡团”头子刘景修，找惯匪关依七股匪算帐……仅一个多月，第九连又发展到1000多人。

 　　林白同志和五县中心县委，就是在这种“上级断联不信任、同级党委搞瓦解、敌人反复围剿”的内外交困、极其险恶环境里，于1947年底带不足10人枪上山打游击，到1949年8月福州解放，先后仅20个月，仅五县中心县委就建立和发展了成百个县（区）工委、总支、支部，100多个游击区和基点村、11支游击队3600多人枪、发展党员近4000人、组织贫农团、妇女队、儿童团达10多万人，建立起包围省会福州的成片游击根据地。

 全力支前

 　　1949年6月底，五县中心县委在戈口与解放军三野侦察排会师之后，立即在戈口成立支前总站，负责解放罗源、连江、林森（闽侯）三县支前工作。随后，林白同志又带领游击队主力赶去古田杉洋等地，与解放军31军、29军、28军先头部队接头。从此，五县中心县委中心任务开始全面转入支前工作。

 　　郑其土回忆说：当年，林白同志指定由我负责林森县支前工作，我在戈口、洋柄、大湖、坂头、白沙、下寮、西区等地设立七个供应站。站长分别由陈文辉、陈彦标、薛仁元、叶中钦、吴桂弟、王金钿、池治光担任。我们还在坂头成立一个临时民主乡政府，由铁坑工委书记何经永任乡长，负责协调各支游击队和供应站为南下大军解放福州日夜奔忙——收集情报当好向导、筹集粮食马草食品、拦击溃敌收缴武器、架桥铺路出担架队、发动群众支前参军，清除土匪确保运输……五县中心县委还在连江县小沧成立支前办事处，负责马尾、福州的支前工作。

 　　解放大军日需粮食40万斤、柴草60万斤，五县中心旗下的各工委、游击队、供应站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地保障供应。

 　　解放大军辎重部队途径古田、闽清、进入林森县下村、后垅、廷坪、后洋头、尾桥直至东元桥一线时，五县中心县委积极发动沿线群众，连续奋战三昼夜，抢修一条长80多华里的山路，保证解放军重炮部队顺利通过。同时，廷坪联络站还担负为解放军先头部队作向导，沟通林森、连江、罗源三县的前线联络以及护送解放军伤病员和押送俘虏等繁重任务。西区工委也广泛发动群众，踊跃投入支前，及时完成了筹集军粮3万多斤、蔬菜300多担、猪肉5000多斤，以及马草等物资的任务。张经仙等派出干部为解放军当向导、侦察地形、搜集情报；后又在廷坪、白沙设立交通联络站和军民联合办事处，全力以赴地帮助过境的解放大军顺利地完成征军粮30多万斤和大量柴草等支前物资的任务……

 　　为此，31军在向中央军委上报《福州战役总结》中，称赞城工部林白（五县中心县委）游击队是“质量好、成分纯、战斗力强”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