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孝平

　　我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庭生活困难，从小半牧半读。小学毕业后，我进入连江县初级中学。1944年连江县城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沦陷，百姓受尽亡国痛苦，学校迁内地续学，我辍学在家。1945年抗战胜利，我继续到连江中学续读。1947年毕业，我报考福建林森师范学校（公费生）。到福州读林森师范学校，每月供糙米24斤。当政国民党政府腐败，置人民于生活困难而不顾，当时省教育厅没有及时拨给学校经费，学生到省政府请愿游行。我们青年学生意识到，当政国民政府贪污腐败，要振兴中华民族，当代青年有责。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马列主义真理，唤醒了中国爱国青年，为振兴中华民族必须推翻腐败政府，我们在学校进步同学影响下，意识到要拯救中国危机，只有靠中国共产党。当时连江地下党游击队，在沿海一带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多次袭击日本侵略者，也曾多次与国民党反动派部队、保安队进行战斗，并参加了反抗反动政府利用苛捐杂税迫害、压榨人民生命财产的斗争。

　　一、参加地下党组织

　　1949年初，国内解放战争形势非常紧张，敌占区处在白色恐怖下，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我们在榕连江同学提早回乡，和初中同班五位同学在连江城关地下党中心组孙庭和家，进行阅读、讨论中央文件，提高对共产党认识，填写入党志愿书。由孙祖隆同志介绍，中心组组长孙庭和批准，我们五位同学（孙祖隆、林禾街、林孝平、陈禹元、郑挺锋）入党，代号是“为人民服务”。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福建。我们五位同学入党后，都积极投入地下活动中去，五位同学分头收集国民党的党、政、军情报工作，并筹集资金购买枪枝弹药、物资和药品等，送往山头游击队伍。

　　1949年5、6月间，国民党伪部队，从闽北败退到福州沿海地区，准备逃往台湾。我们同学在中心组领导下，以学生身份分头到学校、城市、农村发动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解放连江城。我当时负责收集驻扎在江南乡国民党伪军队师部的部队人数，枪械配备，通讯地址，营房驻地，人数配备等，并绘制路线图，提供给解放军和游击队进行作战部署和夜间打击。1949年8月初，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到城郊与游击队、地下党紧密配合，为解放连江城作准备。连江有条通往琯头方向的唯一通道江南大桥，国民党部队在江南桥面中建有两个碉堡。8月16日晨，解放军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到傍晚时以炮击摧毁桥面碉堡，反动派部队溃败，向南逃窜到琯头镇，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歼。连江城8月16日胜利解放，接而追歼残敌到马江，福州8月17日胜利解放。

　　二、参加土改工作

　　解放后，有三位同学入伍随部队参加解放厦门战斗，我留下搞支前工作。1950年3月我回校，林师学生会任联络部工作。6月和福州格致中学联合组织学生参加和平签名运动，抗议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屠杀朝鲜人民的恶行。10月在学校动员组织师范学生参加福州郊区土改工作，当时林师学生参加土改队20多位，全市动员大中学校学生参加土改有数百人。12月集中学习土改方针、政策和做法。学习结束后，我参加盖山区齐安乡的土改工作。我们小组六位同学在部队殷同志带领下，进驻齐安乡东斗、西斗、贾边三个村。进村后，进行调查摸底，访贫问苦，依靠贫下中农，住在贫农家。通过宣传发动贫苦农民投入土改工作；通过调查摸底访贫掌握地主，地霸和富农占有土地情况和迫害、压榨农民的罪行。三月初旬，齐安乡召开审判大会，批斗地主恶霸8人，批斗大会后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六人执行枪决，掀起土改高潮。没收地主土地、房屋及农具，征收工商业地主和富农土地，保留佃中农土地，分给贫下中农。东斗村有两户地主土地全部没收，住房除留给自住外，多余部分及农具均分给无房户和缺农具的农民。对全村各农户土地进行全面测量划分，并张榜公布分配方案，若村民无异议，确定分给各农户。同时成立农会，选举产生农会主席，还成立村民兵组织。经过三个多月紧张工作，土改工作取得圆满胜利。4月中召开庆功大会，我被评为“土改功臣”。

　　土改结束后，动员学生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我回福州市小桥区，参加城市、“镇反”和抗美援朝工作。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福州市小桥区政府做民政工作。我前后做了三十年民政工作，省民政厅授给我荣誉证书。首先进行民主建政工作，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居民委员会。小桥区建立12个居民委员会，246个居民小组，选出居民委员会委员200人，居民小组长491人。并选出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办公委员。接而为全区烈军属、贫困户做了大量社会福利工作。从1952年开始，为解决烈军属，贫困户和盲、聋、哑、残的人的生活困难问题，组织创办各类社会福利生产单位，进行生产自救。1952年-1958年创办烈军属印刷厂、植物代乳社、麻袋厂、盲人竹器厂、棕麻厂、纸盒社等20个单位，职工1241人，年产值245.6万元，利润20多万元。各街道也兴办各类社会福利生产单位44个，职工1125人。1964年，全区社会福利生产自救单位290个，参加人员有6151户，7375人。1965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民政部门办的社会福利生产厂社，全部移交市、区工业部门领导，从此以后民政部门不再管理社会福利生产单位。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区贯彻第七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精神，1980年根据中央和福建省、福州市民政部门决定，重新创办社会福利生产单位，至1990年陆续创办8个社会福利生产单位，职工259人，年产值300万元，利润20多万元。生产单位安排的职工中，聋哑残人员占50%以上，免征税收。同时还办民政社会福利门市部数家和一家民政经理部。

　　创办福利院，收养社会孤寡残老者。1958年在台江区义洲伙贩街创办台江福利院，收容社会孤寡老人20人。1987年由台江区房地产公司赞助土地近一亩半，建立占地面积850多平方米的台江区福利院，主楼四层、副楼二层，使用面积1466平方米，设床位40多位。收养社会孤寡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

　　在做好民政工作的同时，组织筹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951年10月至1953年10月，前后筹备召开福州市小桥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一届五次会议。1953年10月，全国开展普选工作，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召开台江区（包括小桥区）人民代表大会至1990年，参与筹备组织召开一届至十届人民代表大会。我当选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十一次当选为人民代表，为台江区政府建设工作作出贡献。

　　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1958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主要讨论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速度问题。八月中央政治局在北载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全省各级领导，在思想上以高速度为指导，提出高指导，大跃进。1957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1958年提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贯彻执行“左”的路线，脱离客观实际。开展“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办工业”、“大搞三化”，“一平三调”、刮共产风等强迫命令，严重地挫伤群众生产和工作积极性，破坏正常生产秩序，搞乱了人民生活，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一）“大跃进”运动的形成。

　　1958年2月，台江区委召开11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传达省委电话会议和福州市委扩大在会议精神，讨论生产“大跃进”的计划，部署开展“双反双比”运动，发动干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区写出数万张大字报，运动形成高潮。农村六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开展整社工作，干部中对“大跃进”思想认识糊涂的进行批判，错误地处理了10个“白旗”干部。

　　1958年7月，台江区四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立“七一联社”，后来星光、台三两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也合并进来，共有六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福州市人民公社台江分社，年底改为台江区人民公社。

　　在1958年“大跃进”形势的鼓舞推动下，全区医生掀起大联合高潮，在原诊所基础上成立台江联合医院后改为台江区医院、台江妇幼保健院、台江牙病防治院，以及按街道成立九个保健院“文革”后改为街道卫生院。

　　（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大办“三化”、“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办工厂”。

　　台江区委1958年10月制定《组织人民公社初步工作意见》，要求在第四季度内实现公社化，争取明年之前，全区实行供给制。区委成立领导小组，决定以瀛洲、后洲街道为试点。

　　1、在大跃进高潮中，干部群众情绪高涨，开展大办“三化”运动，短短时间内，全区办起公共食堂217个，在膳人员达31879人，托儿所92个，入托儿童1893人，还组织洗衣组、缝纫组、供给部等服务性组织。

　　2、全民“大炼钢铁”。

　　10月中共福州市召开全民炼钢动员大会，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全区机关、街道、工厂、学校、财贸、农村公社等各行各业都投入大炼钢运动。动员全区居民各家户，铁床、铁门、铁栏杆、废铁、破锅等都拿来炼钢。全区各街道、各单位，掀起全民大炼钢高潮，白天黑夜都在炼钢，捷报频传。全区组织两个高产周，11月13日高产日，共炼出钢533.089吨，其中有5万5千多人参加高产日炼出钢190.59吨，但炼出的钢多是废钢。11月16日又组织炼钢高产日，建土炉191个，有5000多人参加，炼38.32吨铁，劳民伤财。

　　3、全民办工厂。

　　街道工业始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当时全党动员全民办工厂，在“家家搞生产，户户无闲人”的口号下，全区九个街道发动居民群众，自筹资金，自找厂房，自制工具，自找业务。仅三个月时间，先后办起街道场组1414个（主要是加工性场组），后经整顿，至1960年，全区九个街道实有工业企业64家，职工5870人，年工业产值1375.13万元。在街道办工业同时，台江商业系统，民政、卫生、公安等部门也纷纷组织各自工业企业共六个单位办工厂24个，参加人员3278人，年产值2211.76万元。仅民政系统就办起10家社会福利生产单位，参加生产人员1505人，其对象是复退军人、烈军属、社会贫困户，年产值607.96万元。各街道贯彻“家家搞生产”的方针，成立9九个街道劳动站，31个大队，共1052人。

　　1958年全民办工业，台江区瀛洲街道组织街道贫困户参加生产，做到“家家搞生产、户户无闲人”。全街道10个居民委员会，一个农业大队共计5045户、20843人，全街道救济户61户168人，临时救济65户、219人，月发救济款703元。至7月底组织福利生产40个，安排社会贫困户239人（能参加生产的人，全部组织参加生产）。8月份不向国家领救济款，全省第一个实现无贫民街道，省民政厅在台江区瀛洲街道召开全省城市街道现场会议，总结经验全面推广。

　　1959年10月，全区开展“反右倾”斗争，区委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组织全区党员干部学习，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发动党员干部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区委领导右倾思想和言行，受批判49人（其中县级干部6人，区级24人，一般干部19人），6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农村大队也开展反右倾斗争，凡是对“大跃进”以及对“五风”有抵触情绪和言行的生产队长、老农都受到批判，斗争人数达数十人之多。中央文件规定“反右倾”只搞到县级机关，而实际上扩大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群众。1961年中央才通知甄别平反。

　　（三）成立城市人民公社。

　　1960年3月31日，台江区成立“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各街道以居民为主成立“城市人民公社”。辖区内机关、团体、工人也加入公社，活动归公社领导负责，行政业务由本单位负责，要求80%居民入社，90%居民参加公共食堂，每个居民委员会要办两个以上公共食堂。5月全区成立九个街道和机关、工厂、财贸、文教系统，共十三个“城市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全区有95106人入社占，总人数96%，选出社员代表1261人。街道办事处改为“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115个（千人以上一个，500-1000人七个）在膳人数36328人，占总人数20.5%。

　　苍霞公社，正义居委会实现千家一本证，后洲公社大桥居委会办起千人食堂，入膳居民1100多人，占全会居民数92%。瀛洲公社办公共食堂21个，在膳人数3671人。建海居民委员会一夜之间拆190多个厨房办食堂。全区还办起托儿所131个，入托儿童4676人；办幼儿园142所，入园儿童10381人，占街道儿童52.3%；办各种服务站192个，服务人员2412人，安排“三化”人员9630人。全民办工厂1001个，参加生产人员16764人。历时三年，至1963年城市人民公社取消，恢复街道办事处。

　　1960年6月，台江区成立“新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整风办公室，区委书记参加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以台江房管所、台江第一铁工厂、台江贸易总店，新港人民公社、祥坂农业大队为“新三反”试点单位。区委召开机关干部、各公社、各口领导干部动员大会，开展“新三反”整风运动，通过学习鸣放揭发出有问题的26165人，共揭发计254183条。其中，属于官僚主义的有121409条，占47.8%，贪污2772条，浪费73689条，盗窃、违法乱纪、资本主义活动等103368条，占51%，其余属于合理化建议。

　　通过“新三反”整风运动，群众精神面貌进一步发扬，发生深刻变化，推动了当时的生产和工作。如工业生产10日前日产值30万元，10日后日产值达到90多万元，最高达到127万元。九个街道“三化”工作有很大发展，公共食堂入膳由35885人增加到48082人。商业、财贸、教育、卫生都出现新的气象。

　　4、“五风”方面。

　　1958年大跃进以来，全民大炼钢，全民办工厂，“平调”居民钢铁砖瓦等。1960年“刮共产风”比1958年都大，都严重，主要是从房屋、家具到工具，从国营到集体。如瀛洲街道，拆房子办公共食堂、办工厂，没有和群众商量应如何妥善安置等价交换处理的。就有10多万元。

　　1、办公共食堂，没有按照中央关于“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当时区委领导半夜开会，提出“高指标”、“高速度”、“高要求”，苦战三天办起千人食堂，如瀛洲街道建海居民委员会一夜之间拆居民厨房190多间，办起千人公共食堂，要求入膳居民100%；义洲街道拆居民房子70多间办公共食堂，而不解决个人食堂问题；新港一个大队被区平调仅工具一项，价值2万3千多元，一片不给。      

　　2、街道全民办工业。产值天天翻，有的街道提出“每日百元运动，造成弄虚作假。乱报产值如运输作业，运物资只能算运费。而报全板车物资总值，修理房子算整座房楼的价值，后洲街道月计划产值8万元，提高到80多万元，最高提到一亿五千万元。街道工业1959年4月-10月产值只有1300多万元，而报一亿五千元，这明显是乱报，但不这样报高指标，会被认为无干劲，保守、右倾思想，就以拔“白旗”的名义拔掉。区委袁书记说：“蹲坑不拉屎干脆拔掉”。当时洋中街道党支部书记曾文基，实事求是地报产值，结果就被调整出去。

　　3、区属工业。

　　台江区委为了追求高速度，高产值，强迫命令作风更严重。1958年工业总产值4200万元，1959年提高到7400万元。后来提出搞一亿二千万元。为了达到高产要求，采用半夜召开会议，压产值，压任务。瞎指挥也很严重，如台江化工厂职工只有200-300人，提出超福建第二化工厂产值的目标（1960年省二化力争产值达到千万点），台江化工厂1960年提出指标力争千万关，区委认为保守，后来提出3千万、6千万关都不行，最后区委书记提出搞一亿元。台江木器厂，职工只有230多人（手工业生产），1959年计划产值74万元（已有虚报），区委扩大会加压力，又提出140万元，报区委认为保守，后来区委领导提出1000万元，接受任务才能下台等事例。

　　（四）大办农业，上山开荒。

　　以粮为钢，大办农业。1960年春，区委王汝贤副书记带领机关、工交、财贸、农业和九个街道上万人，开赴鼓岑，开山造路，开辟“万宝山”，开荒种植（主要种地瓜），无偿劳动20天才回来，劳民伤财。

　　（五）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9月，福州市全市郊成立 “人民公社”。台江区成立 “福州市人民公社台江分社”年底改为台江人民公社。

　　1959年3月，召开台江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中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和贯彻省委六级干部扩大会议，纠正过去统得过严、管得过死的现象，实行所有三级大队为核算单位。

　　台江区委抽调干部到农村大队，发动社员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批判农村中资本主义倾向和右倾保守思想，通过批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掀起生产大跃进高潮，接而发动农民大炼钢铁，大办“三化”，大放“卫星”。当时各级干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以“左”的思想为指导，认为产值越高越好，卫星越大越先进，也就是“红旗”，实事求是就是“白旗”。1958年公社化以来，经过大炼钢铁，全民办工业，大办“三化”， 大搞大兵团作战，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办农业，开发万宝山，办万猪场，大搞车子化等。历次运动，都有进行“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破坏农业生产，挫伤社员生产积极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带来巨大损失。

　　1、平调方面。

　　公社化后，认为一切都是公的。在“大跃进”劲风推动下，省、市、区机关和各系统都伸向农村“平调土地、劳动力、工厂、房屋、物资”等。省、市、区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部队、公社大队，上层调下层，下层调社员，年年刮，平调手段层出不穷，平调内容多，范围广，包括土地、劳力、农具、农械、工厂、房屋、鱼池、果树、物资以及现金等。1958年来据11个大队统计，被省、市、区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342个单位平调土地3269亩，社员劳动力外调210人，无偿调用劳动力119463人，粮食1029担，种子663担，耕牛22头，生猪109头，房屋182间，工厂7座，还有蔬菜、种苗、果树、农械、肥料、砖瓦、生活用具、征用款115126元，总计被平调土地，实物和现金折人民币340972.7元。

　　2、大办“三化”

　　公社化，一切强调统一行动，按时出收工，各大队要大办“三化”，办“千人、百人”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不管社员愿意不愿意，方便不方便，都要集中厨具、炊具、桌椅、碗盘筷等，11个大队共办公共食堂58个，多者千人，少者百多人。

　　3、“五风”方便

　　1958年公社化后，大刮不正之风，“五风”非常严重，破坏了生产，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1）生产瞎指挥风

　　干部中盛行主观主义，不深入实际，不了解情况，不相信群众，不懂装懂，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如鼓山公社杜肖书记，在连潘大队搞高产田试点，搞“天下第一田”，仅凭个人主观臆想，不是从实际出发，每亩田用骨粉100斤，豆子250斤，羊毛200斤，人粪100担，肥田粉50斤，糖1200斤，河泥土等，提出要求每亩产量确保“15万斤”，力争18万斤的指标，社员纷纷提出意见不接受，结果造成一无所收，损失晚稻108亩，包菜10亩。再如台江公社帮边大队，不懂技术、时间、气候，盲目推广新品种，社员不接受不愿种，就说他们保守。结果种了18.6亩西葫芦，长出来是南瓜，全部绝收。为了完成福州市下达养猪任务，一翻再翻，幼母猪，一年也要产二胎，南公大队把不到30斤幼小猪也进行配种，一次不行，二次打针，三次吃桃树根，结果把猪搞死了。

　　（2）强迫命令风

　　干部一道命令，社员都得服从调动，鼓山公社书记对干部说：“现在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大胆干，社员不干，你们可以夺他饭碗，造成强迫命令。如要完成蔬菜上市量，半夜三更叫社员去割菜，量不够，下令说，不管大小一律要割；而紫阳大队则强迫社员密集种值，社员不愿干，谁不干就要保证亩产三万斤稻。这一讲，社员硬着头皮搞并坵，17亩并一亩，用蚬子、红糖、连夜挑粪肥料。密集不通风，就叫社员用鼓风机吹风，社员思想不通，生产不积极，劳动态度不好，就发出“抓懒汉”运动，有的甚至把社员拿去游行。还有黎明大队强拆农民房子20多间办“万猪场”等等事例。

　　（3）浮夸风

　　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表面化，不深入实际，不与群众商量行事，给生产工作造成严重损失。如双丰大队58年种“泽泻”，放卫星，把几亩泽泻草挖到一亩去，所谓高产，得到冠军。

　　大跃进期间，指标越高越好，产量越高越先进，提出什么亩产多少万斤等。干部在上面敲锣打鼓插红旗，结果一事无成。使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群众说：“红旗飘飘，白旗丰收”，台江几个生产大队被插上“白旗”，秋收时全社水稻平均亩产达到千斤以上。这充分说明，浮夸作风，使生产受到严重损失。

　　（六）整风运动

　　1961年2月，根据省、市委关于城市开展整风运动的号召，发动干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对市、区委领导提意见、揭发问题、总结经验，检查批判领导工作作风，纠正错误。根据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指示》，台江区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期间，对农村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对工业强迫命令、瞎指挥，对街道全民办工厂，全民办“三化”等等，区领导实行官僚主义，成严重损失，挫伤干部、群众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此后对农村11个大队、城市各街道居民委员会被平调土地、工厂、鱼池、农机具、房屋、平调劳动力、物资以及被拆房子办工厂，“三化”等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予以退赔处理。

　　四、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5·16”的通知，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它是在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台江区饱受其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安和人民生活上都出现严重的混乱，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现归为四个时期加以叙述。

　　（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期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6月初，中共台江区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成立台江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召开全区机关干部和基层干部动员大会，动员干部学习中央通知，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机关干部写大字报揭发问题。错误地批判、审查了原区委办公室、宣传部、区人委办公室、区人委劳动科四位中层干部。

　　北京高校部分学生来榕串连，住中医学院宿舍。台江地区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组织迅猛发展（台江地区的造反派有“原子兵团”、“氢弹兵团”、“飞虎大队”、“山莺战斗队”等等群众组织。1968年8月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红卫兵”上街破“四旧”，8月19日，台江地区掀起破“四旧”，所谓（旧传统、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狂浪和“大串连”高潮。全辖区内主干道和单位院内一片“红海洋”。一些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上街入户，查抄居民住宅，搞毁文物字画，焚烧古典书籍，冲击教堂寺庙，至11月上旬，全区2013户被查抄。在破“四旧”中台江区发生两起大事件，一是洋中街道高弄11号林其富家，其母信佛教日常拜佛念经，大门紧闭，“红卫兵”为破“四旧”到该户敲门甚久，其富开门，几十人蜂涌而入，当场批斗其富，双方推拉，其富恼怒，持刀行凶，当场重伤2人，轻伤11人，被群众制服，公安干警闻讯赶到拘留林其富，民众公愤要求处理。福州市检察院，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后，以现行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林其富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案件量刑严重，经复查，不予杀属对待，善后给予抚恤金500元。二是义洲善良巷11号老婆婆汪玉莲，因放高利贷，在经“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时受恫吓上吊自杀身亡。其子张洪涛，日常夫妻关系不和，借其母自杀，扬言其妻任玉香虐待婆婆逼死汪玉莲，张洪涛追到娘家大闹，玉香祖父任守桂（80岁）讲些公道话，受到造反派打击，要揪斗任守桂。义洲派出所干警对此案件进行调查，澄清事实。张洪涛急于达到与任玉香离婚目的，邀请高校学生和社会不明真相群众，到义洲派出所要求所长林影同志公布任玉香案件和交出任守桂批斗。这时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派出所，打伤所长，还用石头砸烂派出所门窗户玻璃，同时张洪涛组织群众冲击福州市委接待站，并贴出海报，动员十万人集中原省体育场（今五一广场）批斗任守桂，公安机关为保护任守桂绝不交出其受批斗。

　　1966年8月以后，台江区委、区人委机关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冲击，陷于瘫痪。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煽动下，区、街机关被“红卫兵”、“造反派”冲击、砸烂，区直至基层单位负责人普遍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抄家、扣押、审查。

　　受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即上海造反派向上海市委夺权）影响，台江区1月24日夜，台江区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同区委、区人委以及各部门委、办、局、科的夺权，并查抄档案，拿去印信，此后各级机关陷于瘫痪状态，领导干部靠边站。随着“1·24”事件暴发，“好得很”与“糟得很”，“保”和“革”分岐，两派严重对立，武装斗争升级，甚至冲击军事机关，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支。1967年8月，台江公安分局的群众组织“干警联合总部”一批人前往金鸡山军区仓库，抢夺解放军枪支、弹药，途中发生翻车事故，当场死亡3人，重伤3人，轻伤30多人。

　　1967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3月2日台江区成立以台江区人民武装部部长为组长，区人委领导、区委有关部门领导、区人委有关科局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共7人参加的台江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设有办公室、抢救组、治安保卫组、生活组。领导小组召开公工交、财贸、农业、街道系统动员大会。大会后，各停产闹革命的行业都恢复生产，台江中小学复课。196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台江区军事管制小组，对台江区实行军管。

　　1967年8月，台江区人武部，从区机关中抽调57人，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各街道、农业大队，宣传毛主席批示的“七·三”和“七·二”两个布告以及“七·二三”协议，促进两派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

　　（二）台江区革命委员会主政时期

　　1968年9月31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台江区改为赤卫区。10月30日成立赤卫区革命委员会，由军队、区机关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联合组成，共有委员37人。台江区人民武装部政委徐鹤轩为主任，人武部副部长郑明武、地方领导干部孙荣桂、群众组织代表林章洛、杨海官为副主任。革命会下设三大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政工组下设人民保卫组，生产指挥组下设支农办公室。革委会成立后取代台江区委、台江区人委职能。1968年10月至1969年上半年，经福州市赤卫区革命委员会批准，赤卫区人民公社及其各大队、各街道办事处和工交系统、城建系统、财贸系统、卫生系统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的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11月29日以后经区革命委员会批准，街道名称更改为七一（原名新港），四新（原名义洲），红榕（原名茶亭），赤卫（原名后洲），兴无（原名双杭），战斗（原名帮洲），新风（原名洋中），解放（原名沄洲），长征（原名苍霞），九个街道各设革命委员会。各居民委员会则改为连、排、班、编制。设连排长，指导员。1968年下半年起，辖区内掀起群众“三忠于”活动。

　　1、“斗、批、改”运动。

　　赤卫区革委会，推行中共中央九大的指导方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斗、批、改”运动。各单位在支左解放军帮助下，举办各类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1970年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揪出所谓“阶级敌人”、“特务集团”。台江工商局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查封地下工厂、茶摊、小人书出租店、赌场、无证商贩共计1360家。同时开展“以红带黑”内迁山区工作，至1971年共内迁山区1226人。

　　2、省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台江区开展划分阶级成份工作。

　　1969年7月，福建省、福州市革委会抽调省、市机关干部1190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赤卫区，进行全省“斗、批、改”的试点工作。认为台江区“清队不彻底，整党走过场”，要用万吨炸弹炸开台江区阶级斗争的盖子。省、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兴无街道为试点划分阶级成份。1970年2月，宣传队全面进驻台江区八个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普遍开展划分阶级成份工作，至1971年初全区共评出各类阶级成份57970人，其中划为小业主、资本家以上的剥削阶级成份有6047人，占10.4%，导致人心惶惶。同时又在各单位举办学习班，重新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工作。1970年2月，省、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突然通知，区委宣传部、区人委文教、卫生、防疫站、卫协会到北郊华侨农场办学习班，实行“三不”经过三个月学习，未见揪出阶级敌人。赤卫区从1968年底至1971年，全区共办1052期学习班，揪出所谓“阶级敌人”1106人，死亡21人，破获“反革命集团”案件三起。

　　1969年底，福州市革委会宣布街道工业有“资本主义十大罪状”，全区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兴办的工业厂、场、组全部解散，街道工业办公室也被撤销，厂、场、组生产人员解散回家。有三个街道工业厂、场被迫迁往山区生产，至1971年各街道才开始恢复生产。
    1969年强调“以粮为纲”，围垦造田，赤卫区革委会，将风景区南公园改为台江区“五七农场”，把园地改为种稻田、麦田，风景区遭到破坏。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1970年初，赤卫区革委会决定“备战夺粮”，围洲造田，由省、市区抽调干部，组成赤卫区围垦指挥部，在鳌峰洲，魁岐洲围垦造田一万多亩。1970年动员上山下乡工作。全区下放机关干部86人，下放小学教师61人到农村参加劳动，同时动员社会青年上山下乡（包括知识青年和以红带黑内迁）。

　　1970年1月，全区有4519人到山区插队落户参加劳动生产。

　　3、改组赤卫区革命委员会。

　　1970年2月28日，福州市革委会主任贺梦先突然到赤卫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全体机关干部和街道、公社、学校、医院、工厂、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大会，宣布改组赤卫区革命委员会，由刘捷生主持赤卫区革命委员会工作。原区领导到农村蹲点，机关干部除留一部分外都进学习班。原区革委会主任徐鹤轩（区人武部政委）不服，向福州军区、省革命委员会反映，省革命委员会纠正这起事件，历时11天，“2·28”改组事件结束。3月，原赤卫区革委会继续进行工作。6月，省革命委员会决定，由省、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党委和赤卫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合并成立赤卫区党的核心小组，张宝仁为组长（部队），蔡长椿（部队）、王克（地方领导干部）为副组长。1971年6月，中共赤卫区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台江区委。

　　（三）区委恢复时期。

　　1971年6月25日，中共赤卫区委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选出中共赤卫区第二届委员会委员22名，常委7人，蔡长椿为区委书记，王克为副书记。8月，省革命委员会任命蔡长椿为赤卫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克、张恒昇、官可人为副主任。赤卫区委成立后，落实干部政策，全区中层以上干部197人，至1972年8月已有184人陆续分配到相应工作。

　　1971年5月，赤卫区377名党员干部参加学习班，进行“批陈整风”学习。学习10月中共中央68号文件《关于林彪判国出逃的通知》和中共中央71号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1974年中央1号文件号召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区委贯彻中央1975年9号文件精神，从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入手，在思想上、组织上开展整顿工作，认识到派性的严重危害，全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大会，清理台江区内的资产阶级派性问题，全区局势逐步稳定，抓革命，促生产。

　　1974年赤卫区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代表大会，掀起工农业生产热潮，使工农业生产逐年有所增长。被定为“十条罪状”的街道工业至1973年已恢复生产，又发展284家。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1、开展大批判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区委召开全区干部群众大会，传达中共中央（1976年）24号文件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并召开6000人大会热烈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举办机关科、局长、街道党支部书记参加学习班，开展“讲清楚”活动，并揭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全区重点审查牵连人事的共计19人，均属一般性错误。全区上下解放思想，振作精神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落实政策

　　1977年，台江区委根据中共福建省委有关文件规定，纠正“左”的错误，召开落实工作会进行议彻底平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全国“四大运动”中的冤事、错事，“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1266人，改变结论1130人，占89.3%，维持原结论136人，占10.7%，原定敌我矛盾68人，改变定性67人，受党处分54人，改变处分52人。被迫离开单位工作的干部、职工全部收回安排，被迫至死21人，均给予平反昭雪。文化大革命中受各种冲击，被错判为判徒、特务、反革命“三反”分子的929人，均予以平反；以红带黑内迁山区1226人（含家属）全部迁回福州恢复原单位工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分子、不纯分子的予以纠正，在反右倾拔“白旗”中立案审查的30人予以平反，受处分也予以彻销；“四清”运动中立案审查的分别予以彻销或修改原结论。召开平反大会，宣布1969年以来全区评出的各类成份无效，全部作废，当场烧毁了划分阶级成分档案，纠正了这个错误做法。总之，“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空前浩劫，严重破坏了正常社会秩序，破坏了生产力，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军管会支左解放军进驻，社会形势渐趋平静。经过“斗、批、改”运动、“清队”“批林批孔”运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向前发展。

　　五、围垦工作。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台江区鳌峰洲（过去叫鸭牳洲），地处台江区东部、地势低，居民住是棚屋，船厝，人民生活在闽江边，靠摸鱼摸虾，抓蚬子过着生活，潮涨一片水，潮退一片荒芜沙洲，杂草丛生，蚊虫多，只能种一些水钻水稻（这种水稻不怕水），有些高地种水稻十年九无收。鳌峰洲河川多，死猪、鸡、犬、以及落水尸体都漂到那里，所以这个地方又脏，又臭，蚊虫又多，走一步都要用小船代步。该地区有暑光，六一村，水上渔民几十户，靠养鸭，养鹅，和摸鱼虾抓蚬子为生，生活极为困苦，是在50年代是无人去的地方。1969年福州市赤卫区决定在台江区沿江边建造11公里的长防洪堤，并建一座九孔闸和一座排涝站。1970年赤卫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下设赤卫区围垦指挥部，抽调省、市、区公社干部18人，由蔡光洲、郭怀玉、孙在柱等负责围垦工作。在开始围垦前由我和陈相霖、郑依银负责，组织鳌峰洲地区进行全面勘察测量工作，为围垦工作做准备。

　　1971年，指挥部住在省木材貯木场，开始围垦工作。整个鳌峰洲沿光明巷至九孔闸长5000多米，建造堤坝，发动全区九个街道居民和七个大队农民数万义务工来支援。，经一年时间奋战，围垦面积8千余亩，把沙洲变良田，把河川截成若干鱼塘养鱼。过去仓山江边大队和鼓山远东大队，因洲地纠纷进行海斗，打死远东大队一个农民。经围垦后七个大队对占有使用地重新测量并进行土改，分片划给七个大队。过去七个大队占有使用地2552亩（包括洲地），经调整后分给七个大队5999亩，比原来多出2447亩。除分给大队外多出土地，分给跃进大队100亩，分给九个街道1350亩（包括可平整河浦地在内）。区政府留大片河塘约1000亩，作机关养鱼场，保留两条河流。经围垦后，当年各大队街道粮食、池鱼大丰收。

　　1972年鳌峰洲围垦结束后，转到魁岐洲开展围垦工作。魁岐洲靠闽江下流，也是一片荒洲，杂草丛生，低洼地，烂泥土遍布，涨潮一片水，退潮一片荒草地，整个洲都是河川。该地区属六个大队（魁岐、快洲、龙门、双协、于江、林浦），整个洲为河流，贯穿每日下工地要过十八条河。造坝工程比较艰巨，义务工一万多人，抛石二万多立方，用土方三万多立方，建起四公里长土堤。光是17号港就抛石方一万多立方，用船一百多艘，建造水闸三座。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围垦面积近万亩。经围垦后，魁岐州的面貌改变了围垦工作不仅为人民造福，也为今后福州市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地皮。

　　80年代后，改革开放，鳌峰州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第三大桥建成，鳌峰大道和江滨大道拓宽，数十座8-10层的新型居民住楼拔地而起。成立鳌峰街道办事处成立，设六个居民委员会，一个村委会。州市水产、蔬菜、果品、禽蛋、农副干杂等专业批发市场建成。还有大型工厂，如福建造船厂、纤维厂、省木材综合厂、福州冷冻厂等，此外，还有亚峰公园、鳄鱼公园等，鳌峰成为福州市集贸市场批发交易中心。

　　六、台江区大变化

　　福州解放后，台江区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和对私人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台江区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尤其是全区工业生产，1978年台江区76家工业企业年总产值13080.77万元。当时福州市进行工业体制改革，台江区工业除街道工业外全部归市各专业公司管理。1983年全区工业总产值58696.85万元，利润367.61万元。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至2007年，全区工业企业共计95家，年总产值118亿元（其中亿元以上企业13家），财政收入10.8亿元。分别是1983年的207.13倍、293.78倍。在城区建设方面，变化巨大。台江区是福州市木棚屋最多一个区，全区有54片木棚屋。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旧城改造，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全区普遍建起8-10层楼新型村群。经调查全区17层以上大楼有180多座，其中30层以上有50多座，正在建设的茶亭街，270米高楼一座（全省最高楼），170米高楼6座，其余沿街楼宇都在10层以上。817中路、中亭街、横街、茶亭街路面拓宽到40-60米。台江区纵横大中马路50多条，江滨路宽40—50米，长11公里，长40-50宽大道，沿江滨大道闽江之滨建起17层以上高楼86座，其中三十层以上有26座，同时建起8个公园（不包括江滨公园），新建扩建北南大桥7座（解放后只有一座万寿桥），建有码头20处，生产性泊位120个，台江区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十分方便。台江区东部建有福州市十大专业批发市场，还有七大商城（鞋城、家具城、特艺城、宝龙城、服装批发市场，茶亭街水街商场，台江古街等），台江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建设，已成为福州市商贸中心区。台江区越来越美好，是现代化城区。

　　1990年我离职休养，接而参加编写《台江民政志》、《台江区志》、《台江人大志》、《台江区党史》工作，同时参加台江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