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秀英

　　我是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走的每一步路，靠的都是党的指引。

　　一九二七年我出生在福州郊区三角池的贫农家庭，家里靠祖父母和母亲务农，父亲做工维持生计。随着弟、妹的出生，一家九口的生活更加困难，父亲被迫把姐姐嫁给闽北山区沙县农民，又将小妹送给别人，我知道后，哭喊着把小妹抱回家。这一切都给童年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抗日战争救亡的影响，热血方刚的大哥刘捷生，弃笔从戎，参加了革命队伍。迫于生计，才十四岁的我也停学进了工厂当童工。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所得的却是低廉的工资，在人格上不公平的待遇，这使我心中愤愤不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产生了要求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思想萌芽。

　　一九四一年，大哥刘捷生从闽北游击队回榕开展地下工作，经常带一些同志在家里开秘密会议，我的家就成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父亲、母亲非常支持大哥的工作，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靠变卖、典当、借贷为同志们提供三餐伙食，甚至路费。我感觉到大哥所做的事很神秘，但崇拜大哥，认定他做的事不会错，大哥的朋友就是自己的亲人。记得当时来我们家的有苏华、陈贵芳、王一平、杨兰珍、杨人屏、江国荣、李青等同志。他们还经常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逐步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提高了阶级觉悟，自觉地为他们的地下活动充当耳目，站岗放哨，通风报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福州地下党组织不断扩大，地下交通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于一九四五年正式参加地下党交通工作，走上了革命道路。

　　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我单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送一份机密文件给闽侯县兰圃乡区委书记林开正同志。当时，必经之路是乌龙江渡口，国民党设有检查站，严密检查来往行人。我装成走亲戚模样，手提装有水果、饼干、香烟、鸡蛋等礼品的竹篮，头上戴着一朵精心制作的花，机密文件就巧妙地藏在花里。渡船靠岸时，我看到国民党兵检查非常严，个个要搜身，我急中生智，把篮子紧紧抱在胸前，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竹篮子上面来，他们看到有吃的、抽的，一个个伸手又吃又拿，我看时机到了，就乘势把篮子往地下一放，装做委屈的样子说：“你们把我的东西都吃掉了，我怎么办？”我哭喊着要他们赔，他们看我哭闹不休了，就挥手喝叱说，还不快滚，我装成很不情愿的样子，走过关卡，把信安全送达目的地，并带回口信，完成了任务。经过这次考验，组织上认为我年纪虽小，但胆大心细，善于观察。因此，除了送信外，还将传送枪支弹药的重任交给我。一九四五年春末，我化装成卖菜农民，把一支驳克枪和两千多发子弹藏在青菜底下，顺利地送到福州水部香巷尾粪船，交给了地下运输粪船队支部书记林森官同志（即地下航线书记）。

　　一九四六年初，组织决定把我调到中共福建省委电台担任译报员。于是我跟随闽北山区游击队的李青同志，一道从福州坐南平特快前往。当时，南平码头检查很严，为了减少麻烦，我在南平前一站上岸，然后绕道到南、古、瓯游击区。到那里之后，我和左丰美、陈贵芳、刘捷生、叶明根、杨兰珍、周道纯、陈庆明、李青等同志一起工作。在游击区虽然不像在白区那样担惊受怕，但任务十分繁重，日夜站岗放哨，生活非常艰苦，食不定时，有时甚至断粮，只能以野菜山菇充饥；住的是草棚或竹棚，四面通风，夏天蚊虫多，冬天由于缺乏棉衣棉被，只能靠芦草卸寒，常常半夜冻醒。队伍转移时，为避免敌人发现，多是白天不走晚上走，睛天不走雨天走，大路不走小路走。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们非常团结友爱，互相关心帮助，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大家都坚信斗争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

　　为了加强城市对敌斗争，省委决定派有经验的骨干到福州建立联络总站，指挥城市斗争工作。当时，派往福州的有苏华、饶刚生、陈德义等同志。他们以贩卖板皮为掩护，先在粉干道（即今五一广场）搭了小木棚屋开展联络站工作。后因来往接头人多，出入频繁，南腔北调引起了国民党注意。为安全起见，联络站又迁到太平山双斧头。就在此时，组织决定派我和部分同志从游击区回榕加强地下交通工作。当时，在联络站工作的有苏华、饶刚生、五姐、黄丁香等同志。经常来往联络的有高振诚、黄榕英、陈德义等同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避免国民党的怀疑，我们都成立了临时家庭，报上户口，苏华大姐扮成我的婆婆，我和饶刚生同志假扮夫妻。饶刚生同志则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主要负责和各地区地下党的联络工作，并发展党员，成立地下党支部，（闽轮公司地下党支部，书记梁宝通，闽江下游地下运输船队党支部，书记林森官）。支部组织发动码头工人，护送过往同志，为游击队输送枪支弹药，并在解放前夕，发动群众护厂、护船、护桥、护路、保护旧档案等。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传送信息信件，搜集情报和输送枪技弹药、医药，同时负责护理从游击区来的伤病员。当时，黄国璋同志要到苏区开会，由我用一包160斤的大米到水部警察局通过关系换取了一张去香港的通行证。我还利用当时省盐务局局长蔡光洲是莆田大洋人的关系，经常到光禄坊省盐务局找他拉关系，套取一些信息。此外，当时负责联络的还有黄依四同志，他在大桥头美打道大利肥皂店做炊事员，晚上住在中亭街炭店（联络点）。我经常到炭店取情报、送信，接送我们的同志去那里住宿。吴赋敏同志在小桥延平路开的门诊所，实际也是一个省委的地下联络点，我根据上级的指示，负责接头、取药等。这些药是治疗伤病员及打摆子的药。

　　解放前夕，组织交给我护送一把轻机枪的任务。我从洋中状元亭铜店取出机枪，把它拆散装在麻袋里，子弹装在篓子里。然后我雇一辆黄包车，准备把枪送到龙潭角轮船公司青岛船上的地下党支部梁宝通同志处，再转送到南平游击区。路过解放大桥至仓前，突遇国民党巡逻队检查，我心中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我急中生智，从身上取出手帕擦脸时，故意带出伪币散在地上，趁国民党兵争抢落地伪币之际，我让车夫快速闯过关口，终于平安地把机枪送到目的地。

　　福州联络总站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记得一九四八年底的一天傍晚，饶刚生同志获悉省委有一批枪支，要通过闽江这条地下航线运往南平，立即叫我通知林森官同志召集船员行动。当时，敌人在闽江码头戒备森严，到处明岗暗哨。为了确保安全，饶刚生同志带病亲临码头指挥。就在林森官同志的船只驶离第四码头，准备与闽江上游轮船公司地下党支部派来的江依取、卞本胞同志交接时，被伪侦察队林天枢盯上了。正在冷冻厂门口指挥的饶刚生同志，见情况危急，立即示意在码头以卖饼为掩护的郑灼生同志上前纠缠林天枢，林大为恼火，推翻饼筐，刚生立即示意我和埋伏在周围警戒的同志围住林天枢，要他赔偿，与他争吵。林天枢为了跟上已发现目标，无可奈何地拿出一块银元甩在地上，急朝码头赶去，但为时已晚。就在郑灼生与林天枢争吵之际，地下党接头同志赢得了时间，甩掉了尾巴，胜利地完成了交接枪支任务。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到轮船公司送情报，往回时被特务发现跟踪，怎么办？我急中生智转到台江三保与二保转道比较多的地方，经过几个弄巷我把身上衣服脱掉一件，头发改装一下，甩掉跟着的特务，乘三保过江渡船到仓山白鹭岭家。

　　由于联络总站来往人多，敌人又经常半夜突击检查户口，为了避免敌人发觉，我们先后搬了几次家，有水部土山、双斧头、仓山白鹭岭园垱及其附近农民家，直至解放。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我站在万寿桥头原交通行（现为医药站）前面，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时，心情无比激动兴奋，高喊“福州解放了，全国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万岁！”就在解放第二天，我们从白鹭岭搬到台江汤口里4号（即黄扆禹同志祖屋）台江旧区委办公楼，迎接新省委派来的张鼎承、叶飞和地下省委曾镜冰、苏华、王一平、陈贵芳、饶刚生等同志，在这里办理移交手续，并召开会议布置福州解放之际的工作。从地下到地上，从受压迫奴役成为新社会的主人，我们意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继续奋斗。所以解放后不久，我就服从组织分配深入农村进行剿匪、反霸、土改、镇反等各项运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持旺盛的斗志在革命的通路上继续前行，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