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萨本珪（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市社科所所长）

｜整理：陈晨

【编者按】民国以降，萨氏一门人才辈出：萨镇冰、萨师俊、萨本栋、萨本铁、萨本远、萨福均、萨支平等。对近代国人尤其是福建人而言，如雷贯耳，史志存名。作为福州人，我无缘领略这些萨氏先辈的风采，却有幸聆听萨本珪老先生的闲叙。萨老先生亲历新旧两个时代，坎坷一身，奋斗一生，闻之令人唏嘘不已，也颇有感悟。入胜之时，清晨的一束阳光射入书房，照在萨老的身上，恍如神来之笔，不可言传。我快速按下快门，记录下这难得的光影。在今天盛行“图说”的时代，用照片来补全文字无法描述的那部分真实。也许，这能够丰富“党史摄影”的内涵。

我先祖是蒙古色目“答氏蛮氏”，传至萨都剌（约1284—1348年，山西雁门人），萨仲礼为入闽始祖，我是长房第十八世孙，蒙古族，福州是我的出生地。我是1929年5月30日（农历四月二十二）出生的。小时候在东街大根中心小学读书，初中是在福州市立初级中学（今福三中前身）读的，高中则在省立福州中学（今福一中前身）。此期间，中共党的地下组织的几个分支同时在学校内开展活动，但是又互不联系。我从小受到家族长辈的影响，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深感忧虑，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让我找到了救国救亡的希望。我逐步向党靠拢，并于1948年5月由魏世英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参加的党组织属于中共闽浙赣省委（区党委）城工部领导。

解放前夕，我在高中毕业班就读，在省立福州中学党支部的领导下，参加了“反美扶日”“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民主运动。忆峥嵘岁月，感慨万千。

1949年入春之后，福州经济恶性通货膨胀，学校虽已开学，而教师们已有几个月未领到本就难以糊口养家的微薄薪水。敦厚的美术老师林鸿翥家中已经几天掀不开锅了，某日清晨，他从南门兜家中步行来三牧坊学校时，因饥饿而在半途晕倒街上。有不少家境困难的同学半饿着肚子来校上课。

3月下旬，全市文教系统教职工代表和文教公务员代表数百人在省福中聚会，商讨向当局索讨欠薪。省立福州中学党支部连夜召开会议，决定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发动广大同学开展“反饥饿、争温饱；反迫害，争自由；反独裁、争民主”运动，做老师索薪斗争的坚强后盾。由高二班的林永森和林信潮率先带领全班同学在学校“民主墙”上贴出《声援书》，各进步学生社团和各班级同学迅速响应，壁报、快报、标语、声援书、公开信顿时贴满民主墙，民主歌声响彻校园。由于全市的索薪斗争会议在我校举行，因此，许多兄弟学校如高工、高商、福建学院等院校的学生社团也不断送来声援书，三牧校园再次成为福州市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

市文教联谊会在我们省立福州中学大礼堂举行，同学们围绕在礼堂内，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吃饭”“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游通镛带领同学们控制住极少数敌对力量（校内少数“三青团”分子）企图破坏阻挠索薪斗争的活动。同时，离大礼堂仅数十米的理化阶梯教室内，来自福州各校学生社团组织的代表百余人召开联席会议。省福中学生社团联是“东道主”，我和高工社团联代表王镛共同主持会议。代表们发言热烈激昂，誓以实际行动支援老师们的“索薪”斗争。两个会场，一个心声，师生心连心。

会后连续几天，各校同学组织了示威游行。省立福州中学的同学们还自编自导自演反饥饿街头活报剧，化装游行，并沿街发表演讲，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这场解放前夕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持续一星期，迫使国民党当局给文教人员补发了欠薪，斗争取得了胜利。

4月份，人民解放大军已经饮马长江。根据国民党省政府命令，全市中等以上学校提前放假，我们毕业班则提前考试，提前毕业。同学们合办了三年同窗共砚的最后集体留影纪念和毕业酒会。由于物价飞涨，国民党银元券等同废纸，印毕业证书、拍毕业照和筹办毕业酒会的开支，都要同学们缴交大米来折算，家计拮据者只好向亲友借米抵数，但是还有少数几位同学因为交不起而放弃参加酒会。有的同学为答谢老师的三年教诲之恩，只能请老师到东街的小吃铺吃一碗清汤面聊表心意。

22日傍晚的毕业酒会上，喝的是老酒，配几碗简易的菜肴，校长朱民生和应邀的老师们分散在各桌就座。酒未过三巡，忽然工友来告诉校长有紧急电话。朱离席接电话时，大家心思疑惑而稍有紧张。机警的刘秉琼同学亦离席而去。少顷，刘秉琼回席举杯向游通镛用不熟练的英语小声说道：“God bless you！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my crose over the Yangtse-RiVer。Justnow！”(上帝保佑！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渡过长江！)真是天大的喜讯。其他同学并没在意刘对游讲了什么，而同桌的体育主任却留意地听到了。体育主任马上举杯对游、刘二人：“庆祝！庆祝！”游通镛立即起立举杯说：“祝贺！祝贺！”。这“祝贺”之意双关：酒会在祝贺我们“毕业”，竟如此凑巧地在祝贺人民解放军“渡江”！此时，朱民生校长也回到席间，神情严肃，过一会儿，他起立致词，祝贺同学们完成学业毕业离校，并说：“国事多艰，情势危急，望同学们毕业后，珍重前程……”青年人的“前程”，毕竟与国家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当时我们青年学生的心愿就是渴望光明，我们的前程寄托于解放。

5、6月间，人民解放军已进入闽北。由于学校提前放假，住校寄宿生的津贴米也停发了，家住闽北的留校同学暂时回不了家，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无法维持。省立福州中学地下党支部决定让姚知行同学和我以原来学校合唱团团员为基础，成立省福中民歌社，并与在反饥饿运动中成立的民舞社密切配合，继续在校内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成立民歌民舞社的意图有二：一是可以公开地在放假期间和毕业以后经常来校开展秘密工作并保持与同学们的密切联系；二是通过排练民歌民舞，面向社会开展义卖活动，用义卖得来的全部收入支援生活陷于困境的留校同学。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我们决定上街义卖纸扇，此举得到许多同学的踊跃参加，包括不少初中部的同学。这样，虽然放假了，校园依然热气腾腾。留校同学中，爱好歌舞的都踊跃加入民歌民舞社，积极参加排练；缺乏“艺术细胞”的，也积极地投入义卖的宣传、募捐、票务等服务性工作。每个人都为能给生活困难的同学出点力而倍感欣慰。在当时的局势下，聚在学校，信息也通，情绪也舒缓，大家都为义卖尽一份力。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利用来校碰头联系的机会，在同学中传播秘密报刊《解放之声》（后改为《小火星》）及其丛书，如《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反对自由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小册子，这些书报我都参加编印、装订工作。当然，校内的另一支地下党支部也在此时秘密印发《大众报》等小刊物，革命火种在地下传递、蔓延。

7月，迎接解放的秘密工作更加繁忙了。根据中共福州(地下)联合小组的部署，省立福州中学支部接受了一项秘密任务，投寄由地下印刷厂印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政策》(即“八项政策”)，简称“双八条”。参加这项任务的，除几位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新青年学会成员，还有年仅十三四岁的两位初中女生唐文英和薛昭楣。联合小组还部署地下党支部书写几幅巨型“双八条”，为解放之日张贴于街头之用。

大约是7月末的一个炎热天，我被通知到地下党上级联系人游通镛家。游宅在后曹巷，是古式建筑，前后好几进，其中有一进是空屋，我们就在此空屋内秘密书写“双八条”。每幅“布告”或“政策”，用6张白色道林纸写，先是计算每张若干行，每行若干字，摺好格子，每字碗口大，然后用朱红颜料书写。主要是由游通镛书写，我做些褶纸、打格等辅助工。我们把写好而未干的一张又一张“双八条”，铺满地板上，酷暑炎热，整天干下来，两人都汗流浃背，但却兴奋愉悦，心中渴望着黑夜逝去，黎明降临。“双八条”写好晾干后，游通镛将它们藏放在家中两堵夹墙之间。解放后我才知道参加此项秘密书写任务的还有省福中地下党员彭世柽、魏燕钝等同志。当时是在不同地点分别书写，互不通气。8月17日在福州城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如大桥头、小桥头、南门兜、东街口、鼓楼前等都张贴出巨幅手写的“双八条”，十分醒目，围观朗读布告的市民甚众。

义卖纸扇告一段落后，即转入“义卖公演”的准备工作。公演场所最后定在城内南华戏院和南台的大罗天剧场；公演需要的整套道具，如布景、灯光效果以及少数民族服饰等，全由我们分头筹措；公演需经国民党当局“戒严司令部”批准，我们用“救饥义卖”名义申请，但入场券上还是印为“为留校同学活命义卖歌舞会”，同时用“中性”的“民歌民舞”印在节目单上应对审查，而将《山那边呀好地方》《光明赞》等作为正式演出时临时添加的备用节目。年轻人缺乏生活体验，智慧都在实践中砥砺而生。

第一场公演在南华戏院，演出中途遭到几个国民党伤兵的骚扰，但很快得到平息，演出取得良好效果，社会反映强烈。当时形势已十分紧张，大家都在猜测解放的日子。但第二场8月16日晚的南台大罗天义卖公演歌舞会仍按原计划有序举行。

若干节目演过后，大罗天剧场的工作人员进入观众席通知维持秩序的“戒严司令部”小头目到放映电影的机房内接电话，又是负责监视的刘秉琼同学机警地紧随而去，在机房边厕所内偷听到“城内已经大撤退”的对话，马上将消息告诉游通镛。游通镛决定演出提前结束，但命令却未能及时传递到我手中（我负责后台）。这时“戒严司令部”的人已陆续逃离。程振同学赶往城内“戒严司令部”核实情况，见到昔日森严的“戒严司令部”大门口已没有了岗哨，进院一看已空无一人，就火速赶回大罗天剧场。此时我在台上，看见观众渐渐稀少，感到义演可以提前结束，于是向观众谢幕。大家立即登车返校，此时已近夜半，漆黑的天，阴暗的路灯，一路上只见一队队国民党败兵向南疾走。不知是哪位同学在挤得紧紧的敞蓬车上小声领唱起：“年轻的朋友赶快来，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千万个朋友一起来，唱出一个春天来……”。大家都默默地为新时代的到来祝福。“八·一七”我们用歌舞迎来了榕城的新生。

解放后，每逢欢庆福州解放的“八·一七”日子里，曾参加过当年大罗天剧场演出的同志们、同学们心情总难以平静，追忆往事，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因为在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的同时，有这样一支小小的队伍——省福中民歌民舞社，高歌达旦，起舞黎明，用自己的歌舞配合人民子弟兵迎来了榕城的解放。

9月，我参加中共福州市委第一期青干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在小桥区搞社会调查和疍民救济工作；年底，调市教育局。此时，我作为文教战线的新兵(时21岁)和许多年轻的同志们一样，经常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怀着火热的心投身到火热的工作中去。

当时，市军管会对旧教育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的方针，接管公立小学，9月中旬，按时秋季开学。年底，我到市教育局报到时，局长刘明凡找我谈话。他介绍解放后福州国民教育的现状和党的“逐步改造”的方针，决定在寒假举办国民教育研究班。国教班分五队，参加学习的有全市小学校长、教师，年龄大多数比我大得多，有的是我父辈的年龄，有的老校长有从事教育几十年的经验。我被指定为第三队辅导员，我这小小“辅导员”的力量来自党的领导和对新中国火热的心。刘明凡局长在国教班上每次报告，我都聚精会神地聆听，格外认真地记录，努力加以领会消化。由于解放前参加地下党时阅读过一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为这时的工作打下点理论基础。当然，教育局和国教班上许多领导同志如随军南下的鞠恒尧、王检以及关铁城、汤义同等同志对我帮助都很大。国教班白天听报告，分组讨论，晚间则是工作人员汇报情况，研究问题，并由领导安排第二天(或后几天)的活动。我们几个年轻辅导员都和年长的学员们相处融洽、关系很好。国教班结业时，大家的认识都得到提高，为以后工作打下基础。当时，我们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兵，实行“包干制”(没有工资)，吃集体伙食，每季(或半年)发一次购买毛巾、牙膏之类日用品的零用钱。我们也有自己的“三大件”——一支上海制造的钢笔，一本红布面的笔记本和一个草绿色布挎包，内放几册新华书店出版的马列、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当时的“三大件”多是精神食粮。集体食堂大家站着吃饭。开会听报告，有时坐在小木板凳上，双膝就是小桌子，但人人做记录都是认真的，因为学习讨论和理解消化就多靠笔记本上自己听记的内容。

国教班结束后，我调到市郊洪山区任文教助理员。12月，原闽侯县的鼓山、洪山、盖山划归福州市。我到洪山区工作时，新区建立伊始，区政府设在西湖官家村的一个庙中，不久搬到西湖宛在堂办公，又不久再搬到西湖荷亭，亭的四周隔以木板，装上窗户，办公的环境很美，上班在荷亭，下班就回到亭边对岸的一座红砖小楼中。全区10来个人都食宿在这里。区长王厚朴在这里办公。区长以下几员“大将”——民政助理员、财务助理员、文教助理员、公安(保卫)助理员……每人独当一面，大家劲头十足。清晨，在西湖边锻炼身体，西湖对面岸堤上时常传来省文工团团员晨练嗓声，有时清脆、有时高昂的歌声，喜欢唱歌的我有时也拉长脖子“唱”几句。晚上，一个宿舍里几个助理员海阔天空地谈论起私事、家事、国事、天下事，有时直至夜深才入睡。

洪山区辖内共有十来所小学，其中只有新店中心小学等很少的几所“完小”。离区政府最远的是在北岭(莲花峰下)的一所初级小学。那时道路不好走，从西湖区公所(区政府开始时叫区公所)骑自行车到这所小学要花一个小时。这所小学设在山脚下的庙中，只有校长、教员父女二人。校长是五十来岁的老教师，教员是十六七岁小闺女。两人担负着十多名学生从小学一年到四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等全部课程。由于福州才解放不久，北岭山脚仍属偏僻山村，我第一次到这学校时，老校长领着小教员欢迎我。这位山村女教师（小姑娘）梳着一条长辫，见到我时竟来一个九十度大鞠躬，弄得我十分难为情。山村里的人们对共产党来的干部都十分崇敬。这次我主要是来了解学校情况的，具体内容已无记忆，只可惜这校长和教师的姓名，也无记忆。而今60多年过去了，老校长谅已谢世，这位女教师而今想来也已是耄耋老人了，今在何处？

洪山区是郊区，交通不便，辖区西达洪山桥、北至北岭。区政府创办时公用交通工具总共只有两辆自行车。我们几个助理员如临时有急事才向区长或通讯员借来用，平时主要靠“11号”专车——当时把靠两条腿走路戏称“11号”专车。我们都配有“解放鞋”，走起山路来还是很适宜的，还配有“解放装”——灰色的上衣、裤子、帽子。我的个子小，解放装上衣的下部都快要盖到膝盖了，但有一优点，衣服上的袋子多且大，可放不少东西，尽管衣服尺寸不称身，但自己穿着它倒是精神抖擞的。

郊区小学校很分散，我们下乡了解情况主要靠走路，来回花时间，所以常常用两三天时间去大致一个方向的几个校。白天工作，晚上就在学校里寄宿。那时不少学校不通电，我们就在煤油灯下与校长和寄宿的教师一起商量工作或谈天叙情。有时共同憧憬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直到深夜。这些学校的校长、老师们一般也都是靠“11号”专车来校上课的，为了不影响他们教学，我们几乎没有在区里召开校长会议，而是由我这个文教助理员下到“片”里（将区辖小学分成几个片），让片内学校校长（或老师）就近听取有关市教育局传下来的文件精神等事宜。当时，郊区各小学办学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广大小学校长和教师们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他们为50年代初福州的国民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和辛勤的汗水。

1950年，我在洪山区工作期间，正值郊区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这对于几千年来受封建剥削的贫下中农来说真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学校的老师、校长们要配合土改运动做许多宣传工作，不少学校还要在晚上将教室让出来用于土改工作队召开群众会议之用。

区长王厚朴是南下干部，不会讲福州话，于是好几次召开群众大会时，我就当了他的翻译，把他的山东话翻译成福州话，有时也将大会上群众对恶霸、地主控诉的福州话翻译成普通话。对我自己来说，在当“翻译”的过程也是接受土改教育的过程。我们还要做好少数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教师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站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在北门外一个乡里过夜，下半夜在睡梦中突然被远处传来的急锣声和枪声所惊醒。接着就从民兵那里传来消息：附近一个村长（也是土改骨干），被从北岭方向流窜下来的一帮土匪杀害了。于是大家三三两两在打谷场上或庭院内谈论到天亮。天亮后我们佩上自制的小白花到这个村里向被杀害的烈士鞠躬吊唁。从这天起，各乡各村在夜间都加强了民兵巡逻，后半夜就打更敲锣，乡乡联防，加强治安保卫工作。不久，对北岭一带残留的土匪进行剿灭。我们通过学习，提高敌情观念，克服麻痹思想，晚间也不单身一人在乡间山路上行走了。

还要提到的是，当时农村的小学一般都承担着举办农民夜校、妇女夜校或扫盲班的任务，往往是学文化、学政治、学农业技术三位一体。特别是当时农村妇女通过新政权建设和土改运动，觉悟提高，参加学习文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郊区农村妇女都是农业生产中的骨干和主力，在农耕、抗灾、灭虫等活动中，少不了她们的身影，然而旧社会给她们带来“文盲”的束缚，使她们求知的愿望十分强烈。正因如此，那时农村的小学老师们还兼任扫盲和科普的重任。夜晚，在校内打起汽灯上课，这种汽灯是烧煤油的。每当农忙，不少教师还要下田头向农民宣传农业科普知识，以及灭虫知识（主要是稻螟虫）。有的老师则赤脚下到水田里，与农民们一起参加灭虫的战斗。

1951年初，组织上把我从洪山区调到市文教局（原来的教育局这时改为文教局），在局文化科当个小科员。这时福州市没有文化局，更没有文物局，有关文化工作就由文教局一起管。局长还是刘明凡，副局长吴从征。局领导核心中还有一直担任秘书长的鞠恒尧同志。后半年刘明凡调走，雷霆任局长。当时文教局除秘书室（科）外，设有国民教育科、中等教育科、工农教育科、社会教育科、文化科等。

文化科科长江美俊、科员林元实和我两人，三人相处十分融洽。我和元实都很年轻又比较活跃，在局里算“小鬼”，年长一些的同志戏称我俩叫“哼哈二将”。元实是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的，擅长绘画。局里的黑板报，有一段时间就由我们俩负责征稿出版，文字由我抄，版面设计以及插图等，当然是元实的事了。这年下半年科里又来了一个新同志刘嘉惠，体育“健将”，成天笑哈哈的，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笑得很”。于是，文化科人数虽最少，却成为局里思想和各项活动都十分活跃的科室。

这时我们下去跑的地方主要是市文化馆和各区、乡文化站，还常和闽剧团、评话员等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大评话员在宣传时事形势以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方面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宣传媒体和这么先进的宣传手段，自己能装一架矿石收音机都很稀罕。另一方面，广大基层群众从解放前就养成听评话的习惯。于是利用晚间边乘凉边听评话的机会，向群众进行时事政策宣传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好方法、好渠道。评话演员黄仲梅擅长在正书前加讲一段时事新闻，时称“讲报”，由于他的口才艺术，把时事新闻能讲得“绘声绘色，深入浅出，使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居民群众听得入耳入脑，效果极佳”。于是评话“讲报”成为重要的宣传渠道。黄仲梅与陈春生、黄天天后来成为福州评话三杰。

我们党一贯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新中国建立初期，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我们戏称“学习社会发展史”是“学习猴子怎样变人”。解放初“三反”运动时，我们批判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反动思想，土改中不少农民自己起来把土菩萨打碎，破除封建迷信，把神庙让出来办扫盲班学文化。在干部中则系统组织学习社会发展史，了解人类进化的历史，认识通过土地改革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必然性；树立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当时干部每周两个半天的学习制度，是严格执行的，每人都有学习笔记本。记得我在这期间，还结合自学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和《自然辨证法》，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还联系学习有关资料，了解我国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实际，加深对“猴子怎样变人”的理解。这期间北京出版的《学习》杂志，对指导干部学习起到很大的作用。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那时正值土改。一年半后的1951年11月，福州在全市组织开展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活动。我从市文教局调去参加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组，分在洪山区工作组，时间一个多月。参加洪山区工作组共8人，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秘书处、市法院、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农委，还有农工民主党的一位老同志。团市委来的是刘一鸣（女）。工作组中约有一半是未婚的男女青年（都是团员），我们对封建包办婚姻给妇女带来的压迫和痛苦没有切身的感受，这一次到农村去参加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人人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不但对洪山区婚姻情况有个面上的掌握，而且通过座谈会，个别访问谈心，召开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妇女的控诉会等，了解不少生动的催人泪下的事例。当时我市郊区有许多女童几岁就当上童养媳，有的还没有出生就定下婚姻，有的童养媳在没有成婚前男人就去世了，童养媳成人后，就要择吉日与已去世男人的“神牌位”拜堂成婚，有的则与公鸡（代替她的男人）拜堂入洞房。这些女青年的人生命运可想而知了，她们从哪里去寻找“爱情”，又到哪里去追求人生的乐趣和希望？

我们《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组在农村也是《婚姻法》宣传队，育人也育己。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旧社会的中国男子，普遍要受到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和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这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要受男子（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我们学习毛主席文章，激励自己要为农村妇女尤其是农村青年妇女的再一次解放“鼓”与“呼”。工作组完成任务后，回到市文教局，局领导还召开全局干部职工大会让我向大家对这次《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工作做汇报发言，大家（尤其是青年干部、团员们）听了我的汇报，都被郊区农村妇女受封建婚姻残害的事实深深刺痛心扉。

市文教局的同志们，除极少数几个人住在家中外，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年轻未婚的男女青年干部、职工（包括警卫员、通讯员）二十多人，分别住在两间大房间里。清早起床后，我们三三两两上街慢跑，锻炼身体，宿舍在湖东路，沿着鼓屏路跑过鼓楼前到东街口再往回跑，回来时有的人在路旁肉肆中买一、两毛钱猪肝带回宿舍让炊事员用沸滚的开水冲着吃，当时据说这种吃法有营养，现在看来不卫生、不科学。过集体生活，精神上特别愉快，年轻人都无忧无愁，热热闹闹。记得1951年，我由关铁城、沈妙秀两同志介绍参加青年团（受“城工部事件”影响，当时党组织没有承认我的党籍，1956年“城工部事件”平反后，才恢复党籍）。为了活跃文娱生活，团支部还动员团员和青年跳青年舞（即交谊舞，当时称青年舞），到了周末就在机关里组织舞会。几位从上海参加南下服务团而在市文教局工作的青年干部，他们年纪稍长我们几岁，一般都会交谊舞，就成为我们的舞蹈老师。

那时，在集体宿舍里甚至是上班的工间休息时间，我们年轻人总是歌声不断，唱的有《解放区的天》《东方红》以及抗美援朝歌曲“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还有就是苏联歌曲。特别是王莘写词并作曲的《歌唱祖国》，它那壮美的旋律和振奋人心的内容吸引着大家。有一段时间在集体宿舍早饭后，大家集中在走廓上，把抄的歌挂在墙上，由我教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人人满怀激情，引吭高歌，歌唱“伟大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而今六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每当我唱起或听到这首歌时，思绪就会拉回到当时文教局宿舍走廓旁的歌唱情景。

1952年初，“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当时，福州市为扩建道路而决定将原来的“鼓楼”（位于现今八一七北路与鼓屏路交接处）拆除。我们从集体宿舍到文教局上班，每天都要经过此工地。文化科的林元实和我更时常到拆除中的城墙废堆中走走看看。一天，工地的人员反映，在拆除鼓楼中挖出两颗十分漂亮的“明珠”，被市建设局的某局长拿去了。在“三反”运动中出现此事，我们认为某局长做得不对。于是我给市“三反”办公室写了反映意见，很快就登在“三反”《简报》上。不久，这位局长做了检查，我还受到市文教局领导的表扬。这事件虽然很小，但在我思想上却留下记忆。我感到50年代初，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对自己的言行都要求很严，党的组织纪律也很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浓厚，就以这鼓楼拆除中挖掘出的文物——两颗小珠来说吧！小小科员的我无顾忌地写了“检举”，而这位局长（老干部）很快就虚心地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我深深感受到党的干部“身教重于言教”的重要性。

为迎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1952年夏，市文教局领导决定调我参加大学学习。在福建省大专先修班复习几个月高中课程后，这年秋季我以“调干生”身份到浙江大学土木系测量专业学习，结束了我在福州市文教战线两年多的工作历程，开始新的为建设祖国而学习的征程。

此后的两年时间内，我们学完四年的专业课程，1954年毕业。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的北满钢铁建设公司（隶属冶金部），参加北满钢厂（现在称北满特钢）的建设。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按照他们的设计图纸进行钢厂的野外测绘、打桩等工作。工作之余，青年男女大多一起到苏联专家招待所参加“周末舞会”。我学着跳交际舞，其间认识了我人生的另一半——林梅珍，她是我在浙江大学的同学，同时也是福建的“调干生”，学的是电机制造专业，在校时她是浙大共青团团委常委、学习部长。1956年我们结婚了，结婚证书是富拉尔基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梅珍毕业后在北京一机部电器科学研究所读研究生，而我先在北满，后来还到太原钢铁公司测量队工作，两地分居，后经冶金部和一机部协调，一年半后，我们终于都调到哈尔滨电机厂工作。梅珍在电机厂中央试验室（不久调大电机研究所），我在中央试验室任总工程师秘书（不久调任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职工理论学习和党的统战工作。哈尔滨电机厂有二十多位留美专家和华侨、民主党派人士，我同他们打成一片，工作尚可圈可点。那一段的工作经历，给我留下平静、美好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首先因为从事统战工作，被批判为“反毛泽东思想”，而其“阶级根源”是解放前后曾经与叔祖父萨镇冰同住6年多，出身成分也被定为“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很快就被下放劳动。在全国“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时，倒算历史账风行全国，哈尔滨电机厂党委组织部门曾五、六次派人到福州查证我的城工部经历，一直未果，于是我又被污为“叛徒”。从1973年我回到哈尔滨电机厂起直至离开，历史问题迟迟未能定论，那段岁月不堪回首。

1979年1月，经电机厂党委批准，我回到阔别27年的故乡福州，在福州市委宣传部工作。1979年1月任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1983年6月后历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社科所所长、党组书记，市社科联副理事长，市政协第七届委员。1989年6月离休。

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我还在市老区办兼职，访问过市老区的“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乡干部）。离休后还热心老区宣传工作，1998年11月到1999年初，《福州晚报》组织记者开展“老区行”活动，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我也参加。记者足迹遍及连江、罗源、永泰、福清及晋安区等老区。晚报记者在寒冷的冬天，跋山涉水、不辞艰辛，深入崇山峻岭老区之中，采访亲历者并记录下珍贵的镜头。这次“老区行”是多年来少有的一次大规模宣传老区的活动，社会反响颇大，也使有些过去误认为福州没有革命老区的青年人，开始了解福州老区、理解福州老区。

我还积极参加市社科院、市社科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协等组织的学术研讨、宣传纪念活动，将宣传老区作为重要内容。我的文章《高歌达旦、起舞黎明——忆福州解放前夕地下斗争三、五事》在《福州党史通讯》等刊物上刊登，并被收入《50年光辉历程，新中国壮丽颂歌——庆祝“8·17”福州解放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征文选集》。其间，我撰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州工人阶级状况》《对编纂市工会志的几点认识》《土地革命和三年游记战争时期的福州革命老区》《福州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的思考》等文章，对福州老区工作谏言献策。

此外，我还应邀参加《福州市工会志》《福州百科全书》《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志》《福州市人口志》等编纂工作。由于长期住在市委宣传部职工宿舍，属乌山社区，左邻右舍都住着革命老前辈，如：抗战时期在山东打日寇的双枪老太婆江波同志，解放福州时任解放军营长的马星元同志，南下干部高世煜（前市委宣传部长），《福州晚报》社前总编王刚等。大家志同道合，于是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2000年12月办起乌山社区的一张小小党报——《乌山简讯》月刊，我是主编之一。《简讯》分学习、调查、教育、生活等12个栏目，介绍时事、宣传政策、弘扬优秀品德、传播正能量。到2018年8月，历经18年，在此期间，与乌山社区的同志、朋友们结下深深的情缘，他们都喊我“老萨”，让我十分亲切和高兴。最后附诗一首，以表心意：

岁月峥嵘忆党恩

悠悠岁月过匆匆，九秩年华幸尚聪。

牢记初心常究读，党恩勿忘刻心中。

（来源：《福州史志》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