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峻德(1900—1931年),1900年生于福建省建瓯县吉阳镇。父亲是位朴实的金银手饰打制匠,有两子两女,杨峻德排行第二。父兄多年勤苦,所得甚微,一家生活贫苦。
少年时,杨峻德进私塾读书,受塾师陈志的影响,立志走读书致仕道路。他因品学兼优,深得陈志的赏识。1914年,在陈志的再三敦促下,一家人节衣缩食,送杨峻德到县城报考梨山高等小学。当老师问他姓名时,他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写上“杨占魁”三个字。果然不负师望,以后他每次考试都“独占魁首”。
1915年,建瓯山城掀起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复辟帝制的浪潮。杨峻德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了反袁与抵制日货的斗争。在斗争中,杨峻德读书致仕的思想受到冲击。他觉得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即使自己读书能够致仕,能够改变自己的穷困处境,对国家对人民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他认为,一个人立身于社会,首先在于立德,能够“克明峻德”。为使自己不陷入为个人奋斗的迷途,他决意改名“峻德”,以此自勉。
这时,杨峻德的兴趣也发生了变化。他喜欢读传记文学,倾慕文天祥、李纲等古代英雄,并把这些人的传记抄录下来,装订成册,日夜“口诵心维”,作为学习的楷模,逐渐由一名莘莘学子转变为关心国家大事的进步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消息传到建瓯,以省立第五中学(即建瓯中学)为主体的“建瓯县学生联合会”迅即成立。当时在五中就学的杨峻德在学生中很有影响,被推为县学联领导人,领导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他率领学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进行演讲,痛斥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
1921年,杨峻德结束了中学学业,决心到北京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在热心的亲友们资助下,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大学法律系。
在北京,他举目无亲,人地生疏,靠打短工,勉强维持一日两餐的粗茶淡饭。后在一位老人的帮助下,包揽了一处低级司法机关的缮写工作,生活才较为安定,得以集中精力投入紧张的学习和新文化新思想的研读工作。这时,杨峻德经常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李大钊等接触,在他们的指导与启迪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身在北京的杨峻德十分关注家乡的动向。1923年春,军阀孙传芳、周荫人向福建进军,实行暴政。杨峻德对此义愤填膺。暑假期间,他四处奔波,往返京、汉、沪之间,串联闽北各地在外求学的同学,组织了“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为了发动家乡的青年加入“打倒一切恶势力”的行列,杨峻德将《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寄回家乡,宣传革命思想,鼓励同学们向“认准的目标共同前进奋斗”。杨峻德还团结了在京福建籍学生和有识之士,主编《建声》(意谓福建之声)周刊,就改造社会、改造福建问题开展讨论。虽然这一刊物后因经济来源枯竭,不到半年即行停刊,但从《建声》的创刊到出版,可以看出杨峻德对改造社会问题所持的积极态度和认真探索精神。
通过斗争实践,杨峻德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日臻成熟。1926年,杨峻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
同年7月,为配合北伐军进军福建,杨峻德等人受党的派遣,回建瓯开展工作。同月,中共建瓯支部成立,杨峻德任宣传委员。他在群众中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宣传发动,并向驻军头目何麓?开展政治攻心,迫使何麓?保持中立,从而为北伐军进入建瓯扫除了一大障碍。
12月初,北伐军第二军第六师师部进驻建瓯,成立了国民党建瓯县党部委员会(后改称县党部筹备处)。杨峻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先后任委员会委员、筹备处主任等职务,以双重身份参与领导和发动建瓯工农群众运动。他经常深入工农群众,宣传组织起来就有力量的道理,同时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大造革命舆论。在参与领导建瓯工农运动过程中,杨峻德还善于利用典型来教育和发动群众。当时,鼓楼前有一位理发业工会会员,因抗议房东提高房租被法院勒令搬迁。县总工会闻讯后,便组织100多名会员到法院讲理,迫使法院认错赔礼。城关农会一位菜农上街卖菜,无故被警察殴打。县农会主动出面为菜农撑腰,警察局长只好下令当众责罚打人的警察。杨峻德及时抓住这两件事,发动学生广为宣传,使工农群众看到了组织起来团结斗争的力量,一时间要求报名参加工会的各行业店员工会剧增到1000多人。城郊的东门、南门、豪栋、大洲农会纷纷成立,东溪、小桥的农民也自行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大革命的烈火,迅速由城镇蔓延到农村。
1927年4月3日,福州国民党右派抢先发动反革命政变,搜捕与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群众。消息传到建瓯,建瓯的国民党反动派随即采取行动,向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密报了建瓯共产党人的活动情况,要求省党部派人到建瓯“清党”。6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下令罢免杨峻德县党部筹备处主任职务,同时通缉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建瓯山城。
杨峻德目睹建瓯工农运动遭到反动派镇压的惨景,在和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心急如焚,愤慨万分,大书“牺牲奋斗”四字,表示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决定外出寻找上级,请求行动方向。外出找党前,他特意回到吉阳老家和妻子告别。这时,他的妻子已怀孕六个月,苦苦不肯放行。杨峻德说:“你我两家都是穷苦人,祖祖辈辈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现在去为穷人打天下,将来孩子大了,他们就不再受苦了。”临去,他还交待说:“孩子出生以后,若是男的,可取名‘宏农’,做农民也要有宏大的理想和抱负。要是女的,也应好好养大,告诉她父辈的苦楚。”他连夜赶到丰乐,登上了一条南下的小木船。从此之后,杨峻德再也没有回家。
1928年1月,中共福州市委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决定调任杨峻德为福州市委书记。
9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成立,杨峻德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不久,崇安农民暴动失利,为完成在闽北创造红色区域的任务,省委派杨峻德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崇安指导工作。
杨峻德到达崇安之后,在他的指导下,崇安的革命烈火再度燃烧起来。
为了胜利地实现第二次暴动计划,杨峻德亲自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小北片发动群众,并很快地拉起300多人的队伍,加紧军事训练,自制土枪土炮等武器,积极做好举行暴动的一切准备。
1929年1月23日,总暴动的时机成熟了。在杨峻德等人的指挥下,崇安的东、西、北部,浦城的西部,建阳的北部以及江西铅山的南部,同时发动暴动。纵横一百多里地的近万名农民和做纸工人,攻村占镇,捕杀恶霸土豪,推翻各村镇的反动政权。以“民众会”为代表的各级政权机构,还发布各种训令,号召农民群众开展平田废债运动。
革命风暴席卷武夷山区,有力地震撼了闽北的反动统治基础。土著军阀卢兴邦急忙向崇安增兵1个团,在地方反动民团的配合下,企图扑灭崇安革命烈火。鉴于各地斗争经验,杨峻德决定:避开敌军锋芒,开展游击战争。之后他又根据斗争需要,提出了在进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的同时,还须加强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9月,杨峻德和陈耿制定了将民众队改为红军连、排、班建制,每连设党支部,以及设红军局为军事指挥机构等整编方案,亲手拟写了《红军之意义》《红军之组织》等文件和宣传大纲,开始对16支民众队进行整编,从而为闽北革命根据地、闽北工农红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月,杨峻德调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1930年2月,杨峻德当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为建立闽北特委,省委再次派杨峻德回闽北工作,任闽北特委书记。杨峻德回到闽北后,决定利用刘(和鼎)卢(兴邦)战争,扩大崇安红军,加速崇安苏维埃政权建设步伐,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推进苏区经济建设。为取得经验,杨峻德亲自到白水、上梅、小北等地搞乡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分配试点,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归苏维埃,以及划分成份、计口分田、废债除息等规定,同时建立与调整了区、乡、村三级行政机构与党、团组织,成立了“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群众组织。随后,崇安县很快建立了20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与区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第一次获得土地的苏区农民,个个笑逐颜开,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持革命斗争,到处涌现参军参战热潮,闽北红军迅速由9个连1000余人扩大到12个连15000多人,有效地保卫了苏区政权。1930年5月1日,崇安县委根据闽北特委的决定,在崇安上梅召开了“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闽北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至此,以崇安为中心的拥有20多万人口的闽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在杨峻德的指导下,闽北各地的革命斗争,也在向前推进,整个闽北区域的革命声势日趋强大。
1930年7月,党中央决定闽北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合并。杨峻德被调回福建省委机关,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和王海萍等共同主持省委工作。可是,正当这位新任领导决心“领导贫民作共产奋斗”的时候,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
杨峻德被捕后,被关进敌漳厦海军司令部监狱。最初,敌人对杨峻德并不摸底,只是把他当作有“共党活动”的嫌疑分子收押,杨亦以此为掩护,把自己说成是失业工人,到厦门来找工作的。但不久,敌人查悉了他的身份,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乃至南京当局,都对此欢欣若狂,他们认为只要设法撬开这位共党重要人物的嘴巴,便能轻而易举地破获福建省委,甚至破坏全省党的地下组织。于是敌人对杨峻德进行轮番审讯。面对凶残的敌人,杨峻德从容镇定,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目的,他说:“近鉴我国政治不良,失业人多,故决加入共产党,领导贫民作共产奋斗。”敌人要他供出福建省委组织与地下党员名单,他报以鄙视的目光,说:“机关组织秘密,同是党员,非有秘密关系,均不能认识。我既被捕,有(罪)尽我一人承担!”敌人暴跳如雷,对他施以酷刑。杨峻德咬牙忍受,坚不吐实。敌人又以死刑来威胁他,他严厉警告反动派:“你们任意屠杀也杀不了!继我而起者尚复大有其人!现我应如何处决,请从速就是。”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并不死心,他们秘密把杨峻德押到南京,继续对杨峻德施展种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但是,他们失败了!1931年5月23日,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们将杨峻德押到雨花台刑场杀害。这位一生为着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终于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保护了同志保护了党,实现了他“牺牲奋斗”的崇高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