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突军（1909—1938年），又名郭同新，1909年出生于江西省信丰县川凤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中学毕业后参加工农运动，不久，被党组织选派到赣州市农工运动训练所受训。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信丰县农民大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受到通缉。于是，他化名郭隐珍，离开故乡，寻找党组织。在广州潮汕一带没有找到党组织，为了生计，他冒称难民，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特务连当兵。曾任班长、排长。特务连连长游毓桢是共产党员，经过与刘突军的一段交往了解，互相取得信任，各自介绍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酝酿成立党组织。

1931年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刘突军等在军中开展政治宣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抗日反蒋。次年夏，十九路军入闽，六十一师驻防泉州沿海一带。该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与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接上了关系，成立了秘密的中共总支委员会，刘突军任特务营党支部书记。后来，因有人告发，党组织考虑到刘突军的安全，将他调离十九路军，派往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即原福建临时省委)任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主任。

1934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叛变，中心市委及其所属的莆田中心县委遭敌破坏，刘突军遭到逮捕。两个宪兵将他押到洋中亭“南星茶房”后，一个宪兵去打电话，要宪兵团派车前来押送“共产党要犯”。刘突军趁机端起一碗滚烫的茶水，往看守他的那个宪兵脸上泼去，宪兵被烫得抱头乱叫，他趁势推翻茶桌，拔腿就跑。大街上南来北往的人流如潮，他在人群中穿梭，宪兵在后面高喊“抓住他”。刘突军为了甩掉宪兵，果断地拐进一条胡同。谁知这是一条死胡同，前面是一所理工学校，他只好走进学校。当他找不到出口时，便若无其事地观看成绩栏上的学生作业。学校职员发现一个陌生人闯进学校，怀疑他是小偷，把他扭送到警察所。审查时，刘突军假称是风岗里冯宅小学的教师，被误抓了。警方看他不像是小偷，就要他找人担保。他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湖口当医生的朋友，警方看他文笔流利，又有人作保，就同意保释。

刘突军被保释后，在冯宅小学住了半个月。这时福州的风声很紧，敌人到处抓人。他在福州难以立足，便转移到福清县。1934年8月，黄孝敏、刘突军等重建了福清中心县委，黄孝敏任书记，刘突军任常委，统一领导福清、长乐、闽侯和永泰等交界地区的斗争。此时，莆田、福清县各有一支数十人的工农红军游击队。1935年5月，莆田中心县委和福清中心县委合作，成立了中共闽中特委，刘突军被选为委员；闽中特委将莆田和福清县的两支游击队改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第二支队，作为坚持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力量，刘突军任一支队政委。地处福清和莆田、永泰交界处的罗汉里，原是土匪巢穴，一支队歼灭了一部分土匪武装，又争取了刘阿和所部，将这里开辟为游击根据地。

为了有效地牵制敌军，策应游击区西部莆(田)仙(游)边和莆(田)永(泰)边的游击战争，刘突军选择闽中地段的福厦公路这一直接威胁省城的敏感区为突袭目标，率一支队频频出击。1936年2月，在福厦公路坊口地段的河林桥，伏击汽车两辆，擒获福建省银行副总经理韩疆士、大田县县长萨枢等七名要员，缴获八支长短枪和一批金银、钞票。一连串的打击，使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大为震惊，省主席陈仪调兵3000多人，出动飞机侦察，装甲车巡逻，对罗汉里根据地进行总包围。面临强敌，刘突军果断决定，将150多名游击队员编成侦察组，分散游击。他亲率第一小队，向下堡附近山上转移，牵制敌人大批人马。敌人开始用枪逼着群众砍树搜山，白天搜到哪里，晚上在哪里宿营布哨，步步为营，企图将游击队一网打尽。第一支队与敌周旋十多天后，与其他队的联系被切断，粮食也吃光了，加上连下几天雨，大家又饿又冷。这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敌人的说话声都能听得见。刘突军示意战士伏在湿漉漉、冷嗖嗖的草丛里纹丝不动，让出现在埋伏点几步之远的敌兵“安全”通过。敌人走后，他拖着被竹尖刺破发炎脓肿的双脚，一步一拐地走在队前。在他带动下，大家忍着伤残与敌周旋。

随着敌人“围剿”时间的延长，游击队的处境也更加恶劣。负责后勤的支队长魏耿投敌，使游击队的供应中断，伤病员无药可用，有的被冻死。内忧外患一齐向刘突军袭来。他再次决定利用雨夜天黑，袭敌扰敌，伺机突围。3月中旬的一天深夜，大雨滂沱，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刘突军派出的突出组越过封锁线，潜入山脚下的山头坑村，把手榴弹投入敌据点。爆炸声惊醒了梦中的敌人。敌人摸不清虚实，盲目地用机枪扫射，引起敌四边山头据点自相对打起来。刘突军趁机率部突出重围。

几天后，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率第二支队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前来接应，第一支队顺利地转移到闽中游击区西部的莆田山区，与第二支队会合。至此，国民党军3000多人历时两个月的大“清剿”，被刘突军所部150多名红军游击队挫败。

1936年4月，刘突军率领的游击队到达莆田西部常太根据地。6月，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合编为“中华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刘突军兼任政委。常太处于山区，地域狭小，靠近莆田城，国民党又派兵“围剿”。刘突军决定：一边与敌周旋，一边开辟新区。他派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到莆田北部的莆(田)永(泰)边山区发动群众，向地主豪绅筹粮筹款，开辟新的根据地；自己率突击队绕道西部，超越敌人的封锁线，出其不意地直插敌人腹地，先后袭击了福厦公路莆仙交界地段长岭保安队、莆田重镇黄石镇的第三区署，缴枪48支。得手后，游击队撤到莆永边的庄边赤石、赤溪一带活动。

由于敌人不断“围剿”，游击队粮食奇缺，常常连稀粥拌野菜都吃不上，有时饿得饥肠辘辘，宿营地不得不一夜转移数次。饥饿、疲困、惊恐交织一起，人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险恶的环境中，刘突军总是身先士卒，用自己对战士的爱抚之情去温暖战士的心。每天吃饭，他总特意少吃一点，或让战士吃完后再吃。每当战士躺下呼呼酣睡时，他还在巡逻查哨。新战士蔡北新，在他的革命精神感化下，主动说出当过国民党民军营长的父亲藏着一批武器弹药在墓穴里的秘密，并连夜带路前去，挖出步枪八支，子弹二万多发，装备了游击队。

闽中的莆田、仙游、永泰三县交界处的山溪寨，层峦叠嶂，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刘突军带领游击队消灭了这里的一股顽匪后，便在这里安营扎寨。不久，永泰县国民党当局也在山溪北面十华里的蕉坪村修筑岗楼，驻扎了一排团丁，威胁我山溪根据地。为了拔除这个钉子，刘突军带60多名队员包围了岗楼，组织轮番喊话，采用围而不打的攻心战术，降服了敌人，缴获了20多支步枪，几十枚手榴弹，20套军装和一部电话机。

不几天，永泰县保安队来报复，被刘突军设伏打退。这下可气恼了敌人。驻防闽中的国民党军第四七八团团长，亲自指挥莆、仙、永三县驻军及地方武装共700多人，分三路直扑山溪，妄图一口吃掉游击队。在强敌进攻面前，刘突军依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下令撤离山溪，转移到莆田与永泰接壤的宁里一带活动。

刘突军这一路，前锋由十多名战士扮成敌人便衣队，由他带领，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向包围圈开进。敌哨兵见一支便衣队迎面走来，连忙大声喝问：“口令!”刘突军傲慢地应喊一声“警钟”!当哨兵被他那带江西腔的普通话懵住而正迟疑之际，刘突军把手枪一挥，战士们“嗒嗒嗒”一梭子弹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当屋内的敌人闻声赶来增援时，游击队早已悄然离去。12天之后的一个夜间，分兵突围的两路人员在莆永接壤的宁里胜利会合。刘突军带领部队在树林里搭起一座座草寮，起名“红军楼”，开始在“森林干校”进行学习和整训。

1937年2月初，正是旧历春节前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不少战士要求请假回家，同亲人一道过年。刘突军认为，国内局势虽有所缓和，但全党正担负为准备早日实现对日作战的斗争重任，武装力量不宜分散。他便在除夕前两天召集会议，进行思想动员：“除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大家想回去和亲人团聚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大家想想看，最近党中央为什么指示我们要‘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这正说明，内战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怎能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如果都回家过年，部队等于散了，一旦敌人来偷袭，我们这些年来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就要毁于一旦……”经他耐心疏导，二三十名想回家过年的战士都安下心来。同时，他还指示司务人员等尽力改善伙食，准备文艺节目，各队都要召开娱乐晚会，过个好年。春节期间，游击队住的山寨、草寮里，充满着革命的乐观气氛。

果不出所料，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对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清剿”。2月16日这天，闽中特委为研究进一步开展抗日宣传，促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接受谈判，在莆田洪度村开会。当晚，叛徒薛宝泉、赖金繁二人(原是特委交通员)诱骗特委五位负责人到林外村的赖家住宿，遂陷入敌人包围。特委书记王于洁等五位主要领导成员被捕后遭到杀害。闽中特委领导人，仅剩下因随军作战而幸免于难的刘突军一人。在这危险时刻，刘突军果断行事，重整旗鼓，召开地方和部队党员骨干会议，成立中共闽中工作委员会，接替特委领导。刘突军被推选为工委书记，勇敢地挑起领导闽中党和军队的双重担子，独立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面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封锁、“清剿”莆永边根据地的严峻局势，刘突军决定以文制武，用标语宣传战揭露亲日派的“剿共”阴谋，敦促国民党官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派本地区的队员承担潜回老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的任务；另派得力队员前往空白集镇进行宣传。几天后，莆田、涵江、福清、仙游等地，同时出现闽中党组织散发的传单和张贴的标语。国民党地方当局惊慌不已，遂急令封锁莆永边区的部队火速回撤，防守城镇。敌军剿灭闽中游击队的图谋再次落空。

为尽快取得上级对抗日救国方针的具体指示，刘突军派工委委员黄国璋赴香港，向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汇报闽中游击区的情况。6月中旬，黄国璋带回南委指示后，刘突军即决定：贯彻执行党中央“联蒋抗日”的新方针，待时机成熟时，即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接着组织整编，将游击队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第一纵队”，吴德标任司令员，刘突军兼任政委，王铁城任副司令员。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作为闽中党和游击队负责人的刘突军，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意图，为争取闽中地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在他的领导下，闽中工委于7月上旬发出《为反对日寇进华北告民众书》，号召人民群众投入全民族抗战热潮；接着又以“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路第一纵队指挥部”的名义，致函国民党莆田县党务指导员办事处，指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国运日危，中华民族大联合，一致抗日”，表明“准备随时派出代表进行谈判”的意愿。

国民党地方当局表示同意谈判。

谈判前，刘突军等经过讨论，拟定了12条原则意见，主要内容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游击队仍由共产党领导，独立自主；接受统一番号，统一抗日指挥和供给军饷；释放政治犯，保证抗日言论自由等。经过三轮交锋，双方于8月底达成红军游击队只改变番号，部队编制和领导权不变的原则协议。

为了使战士了解并适应部队改编后面临的新的斗争形势，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闽中游击队下山前先集结在莆田山区庄边尚书桥训练一个月；之后，200多名游击健儿由刘突军率领，于10月中旬下山，进驻莆田城南广化寺。部队番号改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师特务大队，刘突军任大队长，杨采衡为副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

部队驻广化寺期间，刘突军利用合法地位，一手抓扩大抗日救国宣传，着意扩大共产党影响，动员社会舆论和群众力量与分裂者斗争；一手抓扩军，利用国民党发给的有限军饷，采取官兵一律平等，吃住一样，尽量节省开支作扩军费用的办法，使队伍由200多人扩展到300多人，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群众高度评价特务大队全面抗战的举动，一致赞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各地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驻地一片红火。

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虽然答应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却没有放弃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1937年7月16日，国民党顽固派借点验发饷为名，将移驻漳浦的闽南红军三团包围缴械，制造了“漳浦事件”，并在诏安制造了“月港事件”，捕杀了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等13位同志。同年10月底，国民党八十师以金门沦陷，日军要进攻厦门，闽南前线形势紧张为由，命刘突军所部开赴泉州市驻防。当时，闽中工委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不够全面，认为“日寇可以随时席卷而入闽”。“这次不出击，我们的政治生命就会完结，群众对我们(会)不信任”(1938年3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给闽中党的指示》)。刘突军决定执行调令。他在出发前，安置了老弱队员，并挑选20名队员留在莆田地区坚持斗争。

部队到达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兵源之地、南少林的中心——泉州后，驻扎在市区承天寺内。刘突军一面密切配合泉州党组织恢复泉州地区工作，广泛发动学校师生和社会青年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一面维护社会治安，关心群众疾苦，以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博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戴。

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实施分化瓦解这支队伍的计划。在承天寺周围布下特务，严密监视游击队的活动；跟踪、恐吓前往承天寺联系工作的同志和进步学生；不时地扮作游击队员，在驻地附近行凶抢劫，赌博嫖娼，嫁祸于游击队。刘突军决定揭露顽固派制造摩擦的事实。他亲自带短枪队，当场抓获两名由国民党士兵假冒游击队员作案的歹徒，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后送驻地国民党军旅部，要求严惩。国民党当局迫于无奈，只好将其处决。敌人的阴谋被揭露后，刘突军意识到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了，便下决心尽快脱离国民党八十师。

不久，向中共南委请示工作的黄国璋从香港回来了，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刘突军为防止突然事变发生，派黄国璋赴闽西，向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闽中游击队的处境，请求上级向国民党当局交涉，以收回这支队伍。对未暴露的干部和好的武器，秘密地转移到莆田根据地。

1938年1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后，刘突军多次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把特务大队交给新四军。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磨刀霍霍，对刘突军采取卑劣的手段。2月初的一天，刘突军突然接到国民党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请到旅部面谈军务”的手书。他理直气壮地应邀前往。

“恭喜!恭喜!师长说过，要把你们的部队扩编为正规营，升你为中校营长!”钱东亮皮笑肉不笑地向刚踏进旅部门槛的刘突军说。“好一个利诱计!”刘突军暗自好笑，冷冰冰地答道：“多谢旅座举荐!不过，我这个人担不起中校这个官。”钱东亮见刘突军不动心，便改变主意，诡秘地说：“现在宁波一带抗战紧张，师部很快就要调贵部赴浙东前线抗日，不知大队长意下如何?”刘突军坚决地回答道：“你知道，我们这支部队都是土生土长的，战士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可是士气很高，留在闽中地区抗日，更能发挥作用!”钱东亮无言以对。高官利诱不成，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决定谋杀刘突军。特务大队已经危在旦夕。刘突军急派雷光熙再次赴闽西，要求省委马上把部队编入新四军；同时，他作了最坏准备，向部下交待了自己的秘密联络点，又派人到莆田通知开工委扩大会，讨论部队北上后军属安置问题，决定再次亲赴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联系部队改编事宜。

3月9日，刘突军向钱东亮请假赴榕(福州)。钱一面欣然应允，一面密令莆田驻军营长彭时斌设计谋杀刘突军。10日，刘突军和两名随行人员由泉州乘车到达莆田南门站，准备参加闽中工委扩大会后，再往福州。刚下车，就被钱东亮命令莆田驻军绑架到营部，并于当晚秘密杀害，毁尸灭迹。次日，国民党第二三九旅四七八团派兵包围承天寺，对特务大队进行强行缴械，制造了“泉州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负责人王助、范式人以合法身份，找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据理力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于3月下旬将我游击队人枪全部清点交还我方。4月下旬，闽中游击队在福州洪山桥经过休整，将保存下来的160余人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刘突军为创建闽中这块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历尽艰难困苦，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