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忧患中成长
李林，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她本名秀若，又名小峰。原籍福建闽侯，自幼跟随父亲前往印度尼西亚爪哇。在爪哇她目睹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从小便逐渐形成了浓厚的民族意识。
关于李林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她自己曾经在一封信里作过记述：
我是福建人，因为我父亲在荷属的爪哇经商，所以我便是在该地长大起来的。我能够说那边的马来话，那边的文字我也略为知道些，但现在大都忘了。因为我十四岁的时候，便已经回到了祖国。在那时候，我只带回来一个深刻的不会磨灭的印象，那是：荷兰人对于当地爪哇人专制的统治与残酷的压迫和中国人在那里的不自由。在一个小小的心灵里，老是绕着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团结？爪哇人为什么不会团结？为什么情愿受人家的压迫？为什么受人家的统治不会反抗？
她到爪哇不久，就进一所华侨小学读书。那个时候，爪哇和“荷属东印度”的三千多个大小岛屿，已被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相继统治了整整四个世纪。印尼的民族文化，经过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已经濒于危境，学校教育很不发达，而且在学校里只准教荷兰文。当地华侨数量很多，为他们办的学校却非常少，热爱祖国的侨校教师只能瞒过荷兰人的耳目，偷偷地给学生们讲述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她的光辉历史。李林亲眼看到当地居民和华侨所遭受的残酷压迫，过着牛马般的悲惨生活。她在思想上深受刺激，也从这些经历中受到教育，民族意识越发强烈地增长起来。
一九三〇年，李林在高小毕业的时候，正当经济危机的台风袭击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地的资本家在“挽回权利”的借口下，疯狂地进行排华，她父亲所经营的商业，在这场风暴中遭到严重打击。十四岁的李林，带着继续求学的心愿，怀着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满腔愤恨，和她对于故国大好河山的热烈憧憬，由母亲陪同回到阔别的祖国。当她乘坐的轮船驶进厦门港的时候，望着故土的壮丽景色，她激动得涌出了满眶热泪。
回国不久，李林考进著名侨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这里风景秀丽，建筑雄伟，引起李林由衷的喜爱。以后，她曾带着无限幸福的心情，回忆起这一段令人神往的学校生活：
在我回到中国不到半年的工夫，我很幸福地第一次离开了我的母亲，离开了家，我进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校。在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文学，我希望着我能够做一个大文学家，我经常读着屠格涅夫的小说。除了爱文学而外，还喜欢体育。因为学校里有许多和我同样是南洋爪哇来的，能够说同样的话。因此我们组织了篮球队、排球队，我们经常和外面学校学生比赛。在假期中，我们也跑到粤属的汕头、潮州等地去和那儿的学生比赛，我们常常获得光荣的胜利归来。我们很天真、纯洁，我们不知道痛苦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期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代。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我们美丽的国土，无情的炮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席卷全国，也冲破了集美学校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气氛，撕裂了李林这种安适无虑的学习生活。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李林抗日救国的热情迅速增长；课堂再也不能禁锢她这一颗火热的心，从此开始献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
以后，李林曾到浙江杭州中学读书。一九三五年春天，她又从杭州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转学到上海爱国女中就读。当时，有的同学问她：为什么离开风景优美、堪比“天堂”的杭州？李林回答说：“杭州空气太沉闷了，闻不到一点进步的气息，仅仅风景优美有什么意思！”
李林在生活上一向勤俭朴素，她和另外两个同学来到爱国女中，那些衣着时髦的“上海小姐”讥笑她们太“土”。据她在这个学校的同学贾唯英回忆：“她们一起三人，一来就引起全校同学的注目：第一，她们不仅未烫发，还剪成男式；第二，她们的脸上无半点胭脂；第三，她们的衣着非常朴素，穿着一件没有曲线的宽大的大袍。这样的打扮，自然要引起一些上海人的讥笑了。可是李林和她的同伴不予理睬，照样在校园中昂首阔步，谈笑自若。我对这三位新来的‘勇士’感到由衷的佩服。”贾唯英问她：知不知道那些“上海小姐”背后议论你们？李林非常愤慨地说；“我怎么不知道，我不屑理她们就是了。我穿我的，与她们有什么相干？说老实话，那些小姐们妖里妖气的打扮，我才看不惯呢！”
得了一百零五分的作文
校址设在上海江湾的爱国女子中学，原名爱国女学，是蔡元培与章炳麟、秋瑾等在一九〇二年创办的上海较早的女子学校之一，他们曾在这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兴起的时候，校中许多师生曾经积极参加了这次斗争。此刻，中国人民面临亡国惨祸的紧急关头，奋起图存的群众运动，正在形成汹涌澎湃的怒潮。这个学校的广大师生，又被卷进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洪流。
李林在爱国女中读书的时间不长，思想上却得到很大的进步。以“冒险家的乐园”著称的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她在这里进一步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被伟大的时代洪流卷进了斗争旋涡，也促进了她的觉醒速度，成为思想转变的关键。她在这个时候丢掉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小说，转向鲁迅、高尔基的著作；突破文学艺术的圈子，进入历史、政治、革命理论的领域，大大地打开了政治视野，提高了她的思想境界，从而确定了前进的方向。从李林事后所写的回忆中，能够看到“冒险家的乐园”里的丑恶现实，何等激烈地在她头脑中掀起了汹涌的波涛：
在上海，谁也知道是一个最复杂的繁华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洋房大厦，也可以看到烂污狭窄的小土房；可以看到许多穿着西装绸缎长袍在马路上大摇大摆的银行经理或公司的老板，也可以看到裸着体，赤着脚战栗着在道旁的穷人；可以看到富人们逍遥自在坐着汽车在柏油马路上兜风，也可以看到汗流满面在街巷奔跑，有时还要挨打挨骂，为了挣几个钱的黄包车夫；可以看到穿着旗袍，高跟鞋，烫头发，擦胭脂，提着皮包，还挽着一个爱人，在马路上散步的摩登小姐和太大们，也可以看到穿着长短不齐，破烂不堪，被煤烟熏黑了脸，提着饭篮，挽着、抱着或者跟着一群肮脏饥饿的小孩子的女工；可以看到在电影院、跳舞场，开着电扇，唱着留声机的阔人们，也可以看到流着汗水，身上压着麻包，木头箱，嘴里哼着：“嗳哟，嗳哟”的码头工人……那许许多多在小时候的一幕永不会磨灭的印象，更是在脑海里盘绕着，经常的奇怪：“为什么，同样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
但是我终于对于人生了解了，我对于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我觉得作一个文学家还不是可以满足的，我还需要充实理论。于是，上海四马路的杂志公司，是我每礼拜要去的场所，《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大众生活》、《妇女生活》等，成了我很好的朋友。我，开始确定了我应该走的方向。而上海是伟大的，到现在我还不能而且不会，永远不会忘记那伟大的上海！
从此，李林开始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英勇搏斗，在民族忧患里茁壮成长。当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日本侵略军日日进逼，国民党当局步步退让，民族的屈辱，人民的痛苦，使热爱祖国、刚强正直的李林在思想上感到极大的苦闷。她在这个时候努力探索革命真理，寻找革命道路，思想上有了飞跃的进步。爱国女中距离虹口日本兵营不远，她和同学们经常从它门口经过。每当看到日本士兵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样子，她都不禁怒火中烧，常把拳头握紧，痛恨地说：“总有一天要把你们这伙强盗赶出去！”就是平日坐在教室里面，也难得有片刻的安静，日军经常演习打靶，把枪口对准上海市民，敌人演习的炮声，经常袭扰学校的教学秩序。有一次，李林正在做习题，虹口方向又传来了日军的枪声。她把笔一扔，用拳头在桌上一击，大声吼道：“这还成什么国家？”报纸上天天尽是丧权辱国的消息，李林有时气愤地把报纸撕得粉碎。有一天，难以抑制的愤慨，激励着她提笔疾书，写了一篇痛快淋漓的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文章：《读<木兰辞>有感》。她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展示出“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雄心壮志。她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了语文教员，竟然破例地给她这篇文章打了一百零五分。她在爱国女中得到进步同学胡文新、贾唯英等人的帮助，进一步参加了实际斗争，受到进步同学们的爱戴，被推选为学生会的宣传委员。
这年冬天——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十二月二十日，她和进步同学一起，领导爱国女校的学生，不顾校方的阻挠，勇敢地冲出校园，迈进上海各校学生抗日游行示威的行列。上海各校几千人的大军，汇成巨大的洪流，聚集到江湾上海市政府请愿。请愿的队伍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提出了严惩宋哲元、释放北平被捕同学、一致抗日等口号和要求。国民党的市长吴铁城躲藏起来，市政府的大门紧闭，激起群众的高度愤慨，直到中午仍坚持不散，还要到南京路去游行示威。这一下反动派着慌了，他们软硬兼施，命令各校当局派人前来，诱骗学生回校。爱国女中的训导主任跑来威胁学生说：“你们千万不要去游行，那是共产党搞的阴谋，上了当，出了事，学校不负责。”李林怒目而视，挺身而出，冲着对方大声问道：“难道爱国就是共产党么？”弄得那个训导主任狼狈不堪。从此以后，在上海，差不多每一次游行示威，每一次大的集会，她都是参加者。不久，她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救国青年团。李林兴奋地说：“我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是整个革命组织中的一个小细胞，我感到有无穷的力量。”
十二月下旬，上海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外白渡桥的时候，大批印度巡捕列队桥头拦阻，游行领队要女同学排队在前头，向桥上冲去，当时她们误以为印度巡捕不致棒打妇女。不料刚刚冲上去，印捕就不分男女，挥棒乱打。李林挺身站在最前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迎着大棒冲上去；被打下来，再冲上去，如此反复多次。她一面鼓动同学们奋勇冲击，一面向印度巡捕喊话：“你们印度人民也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个别印度巡捕听到喊话就不再打她们了。
李林的兴趣广泛。她非常喜爱文学、音乐、体育，还会弹钢琴、画油画，尤爱唱歌。正象她这时的挚友贾唯英说的：“高兴时要唱，痛苦时也要唱，经常独自一人引吭高歌”，并且参加了一个上海业余歌咏队，从不缺席。她在学生会里也很活跃。学生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入校的学生大都是住在附近的纱厂女工和她们的子女，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李林是夜校的教员，目睹女工的悲惨生活，非常同情，她每上一次课就难过一次，痛恨自己无力帮助她们解除痛苦。
一九三六年暑假，李林参加了上海学联组织的上海大中学生暑期抗日宣传团，沿沪杭铁路进行宣传。他们的行动吓坏了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出动军警特务镇压。他们刚到松江，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被大批军警和便衣特务包围起来。两个警察押着一个学生，把他们一个个全押上火车，强行送回上海。李林义愤填膺，推开军警，站在一个台阶上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阴谋。反动军警不准她讲，强行拖着她走，她一边反抗军警，一边回过头来继续向群众讲话。李林声泪俱下，听众无不动容，许多人抹着眼泪谛听。最后，他们全被国民党特务强制押回上海。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学校当局放出风声：将要开除李林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爱国女中读不下去了，她和几个进步同学离开上海，来到她们一直向往的、全国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北平。她在这里举目无亲，便和爱国女中同来的挚友贾唯英住在沙滩大学夹道胡同一个小公寓里，经济贫困，水土不服，两人相依为命，彼此照顾。她想争取早日工作，但是找事十分困难。八月间，李林考进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民国大学是一所官僚办的私立大学，学校当局虽也非常反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得人心，党组织在校内广大学生中间播下了火种。一九三五年底，李林的母亲已经病故，这使她非常悲痛。父亲早已同她母女断绝关系，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她就只是依靠母亲为数不多的遗物生活，后来曾被一个骗子拐骗了大部钱物；一九三六年春天，她仅有的一点存款又被盗走，有时要靠同学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因此，她在生活上时常感到困窘，但她从不因为个人的困难而消极悲观，从未放下抗日救亡的担子，依旧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
因为她在救亡工作中特别活跃，到校不久，就引起这个学校党组织的关注。地下党员吕光很快结识了这个热血青年，介绍李林参加了党领导的先进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李林在这时到北平来，正是基于她对这个“一二·九”运动发源地的景仰，出于寻找真理，追求革命的殷切愿望。如今参加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民先”，并且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心情格外愉快。从此，李林参加学生运动越发积极了，经常到学生中、市民群众中、国民党士兵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哪里燃起了斗争的火焰，哪里就会出现李林矫健的身影。
这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学联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组织一次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李林担任民国大学游行队伍的旗手。这天一早，李林冒着隆冬的严寒，来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她站在电车站上装作候车的模样，望着陆续前来的同学，同时机警地观察着警察的动向。时针刚刚指向八点，只见站在近旁商店橱窗前的吕光朝她一挥手，她便从怀里抽出布制的红旗，迅速地套在一个同学递过来的旗杆上，在街中心高高举起。散在四周的同学立即朝她奔来，挽着手臂，排成六路纵队，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游行。不久，游行队伍遇到了大队警察的阻拦。李林告诉护旗的男同学说：“如果我倒下了，请你们接过去，红旗绝不能倒！”于是，她就摇摆着红旗，发出信号，指挥同学们“化整为零”，迅速地分头朝向马路两旁的胡同散去。警察正在纳闷，刚刚分散的人群，突然又在他们背后聚集起来，照着红旗发出的信号，不断地变换队形，高呼抗日口号，继续前进。
这个时候，正在街头指挥镇压行动的伪警长，忽然发觉了红旗的信号，连忙带人扑向李林，把她和游行队伍分开。经过激烈的争夺，旗杆被警察抽走，李林紧紧地握住红旗不放。警察举起旗杆打她，她把红旗抱在怀里抵抗； 伪警长又用警棍朝她脸上猛击，她眼前一黑，殷红的鲜血滴落在旗帜上，只因吕光及时把她扶住，她才没有摔倒。经过同学们的英勇搏斗，重新夺回了旗杆。李林又把红旗高高擎起，继续引导队伍前进，直到游行按照原定计划结束。
这次示威游行过后不久，在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李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迈进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行列，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
奔赴抗日前线的太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李林入党不久，就响应中共北平市委的号召，和许多平津的青年学生一起，来到在绥东抗战的炮声中已经成为国防前线的山西。她后来回忆说：“大学校的生活引不起我的兴趣，作一个大学生自己不认为是光荣，我迫切要求参加实际工作。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我抛弃了我的学生生涯，我离开了那全国的文化中心地故都——北平，来到太原，在国民师范军政干部训练委员会参加受训，也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在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经过我们党的艰苦工作，和阎锡山迂回曲折地建立的特种形式的统战组织。一九三六年秋天，应阎锡山的邀约，北方局派薄一波等来到太原，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接过了这个组织，使它在党的实际领导下，在迎接抗战和抗战初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牺盟会在这时候办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开办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招收进步青年，给予短期的政治训练，即以“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义，派往各县去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发展牺盟会会员，建立各级牺盟会的组织。另一件事，就是扩大和改造原来已有的军政训练班，并且成立民众干部训练团（简称“民训团”），培养抗日救亡干部。在原国民师范旧址办的军政训练班，由牺盟会主持，当时北方局派来许多党员干部，都在各连负责政治训练。它的学员，除山西本省的青年学生外，很多是外省来的。这时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因在蒋介石法西斯暴政下不准抗日，在本地站立不住，就通过各种关系，争先恐后，成群结队，涌到太原来，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先后来到这里的，合计有二十二个省区的学生，尤以北平、天津、上海、河南为多。其中也有不少东北的流亡青年。许多地区来的学员，大都是由中共地方党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分批送来的。
李林从北平来到太原，就与中共山西工委接上关系。工委的同志告诉她，马上参加军政训练班接受军训。她去国民师范报到，编进第十二连。这个连是唯一的男女合编的连队，几乎全是平津、上海来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各种活动中都比较活跃。这个连的女学员专门编了一个班（班长也由女学员担任），她们是抗日战争前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武装起来的第一批女战士。那个时候，女子当兵是稀罕事。她们都觉得挺新鲜。可是有些人的想法不实际，幻想着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军人生活。正式入伍以后，发下来的军装，却是阎锡山军队替换下来的旧军衣，破烂、污秽，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长短也不合适。女同学们感到有点失望，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心里不乐意穿。李林伸手拿起一件灰色的棉军装，马上穿在旗袍外面试试，高兴地笑着说：“当兵抗日，就得穿军装，不然，不象啊！”经她这么一讲，大家就都跟着脱下学生装，打上绑腿，戴上军帽，立刻成为飒爽英姿、全副武装的女兵了。
李林进入十二连的时候二十岁。她的身材不高，但是很精干。因她一直坚持体育锻炼，体格比较壮实，而在长期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中经受的磨炼，又形成了明朗、坚强的性格。她和当时社会上常见的许多知识妇女不同，在她身上既无那种雍容华贵的闺秀气，也没有那个时代多数女性中常见的腼腆怯懦，而是具有一般女同志所不能及的勇敢和胆识。她的性格比较豪迈，心地坦荡，磊落大方，做起事情来虎虎有生气。她的才智出众，办事得体，同连的男学员也无不衷心赞佩。
当时为了加强军政训练班的党的工作，山西工委决定在这里成立党的临时组织——特委。李林担任了特委的宣传委员。山西的政治情况还很复杂，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党的活动还是处于秘密状态。山西工委的同志告诉李林说：阎锡山的阶级本质不会改变，骨子里始终是反共的。但在红军东渡以后，他感到了红军的巨大威力，而且抗日、反蒋都得依靠共产党，只得转而联合共产党，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表面联共，不忘反共，就是他们采取的态度。因此应当提高警惕，对他多加提防。李林遵照工委的指示，大胆而谨慎地在学员中开展党的工作。
这个时候，陆续有更多的女青年来到太原。军政训练班专为她们成立了一个女生连——第十一连。这个连成立的时候，李林便被调来，一面学习，一面兼任党的支部书记。这个连的政治指导员是刘亚雄；政治工作员有陶桓馥、陈应春、戴新民等，都是不公开身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负责对学员的理论辅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军事干部都是阎锡山的旧军官，只负责军事训练和生活管理；各班的副班长则由学员自己民主选举产生。刘亚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她在艰苦卓绝的长期地下工作中，磨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李林虚心地向刘亚雄请教，在她的帮助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学会了许多革命的工作方法，经常深入学员，帮助她们解决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她和特委的同志们一道，抵制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大胆吸收不少先进的学员参加共产党。她在这里努力学习政治课和军事课，学射击时连续练习瞄准，直到双肘磨破。有次上操的时候，连里的旧军官发现她双肘一着地，端枪的手不停地抖动，便命令她站起来捋起袖子，只见黑厚的痂瘢缝里流出了鲜红的血，使得这个阎锡山派来的旧军官感到惊奇和敬佩。经过这样勤奋的学习，艰苦的磨炼，她在军事训练中取得了优良的成绩。李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她在学习中的模范作用，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
第十一连前后累计有女学员一百九十多人，来自全国十六个省份。一九三七年八月，这个连队训练工作全部结束，一部分女学员报名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当战士，一部分分配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去做群众工作，另一部分到前线和后方的医院里去做救护工作，一起热情地奔赴抗日的战场，投入紧张的战斗生活。后来，她们中的许多人，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和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锻炼，逐渐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在牺盟大同中心区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李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提前结束了在军政训练班的军训生活。她先被调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在总会和牺盟太原市委会工作过一段时间。
这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枪声开始点燃起全国抗日战争的烽火，李林的热血沸腾了，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工作。牺盟会和党组织都批准了她的要求，派她到大同牺盟中心区。原来在这年五月间，牺盟会已经派了几位同志到大同去，成立了牺盟中心区委会，并且根据中共山西省工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雁北地区工作委员会。李林到达大同以后，担任牺盟中心区的宣传委员，同时也参加党的雁北工委工作。在此前后，牺盟会共向雁北各县派出二十六名特派员。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坚决抗日的进步青年。
大同靠近晋绥边境，历来是我国北方的军事要地。牺盟中心区委会人员开始到达这里的时候，大同和各县的政权、驻军，全都掌握在阎锡山的旧派人物手里。他们的立场极端反动，思想也是守旧的，虽然鉴于当时全省形势的变化，表面上不敢公开镇压抗日运动，暗中仍旧百般阻挠、压制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大同当局对于牺盟会工作人员的到来，态度十分冷淡，不但在工作上不给予方便，甚至食宿问题都不帮助解决，直至李林来到大同的时候，牺盟中心区的人员还都暂时住在青年会里。牺盟中心区的同志和派到各县的共产党员，就在工委领导下，利用牺盟特派员的名义，在大同市和周围几个县里进行一些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联系了一部分群众，有些地方先后建立起来一些牺盟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
华北战场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在张家口陷落后，一直退到晋东北的广灵、察南的蔚县一线，还无法组织抵抗；守大同的李服膺部直向雁门关以南撤退，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大同受到直接威胁。
八月十日，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会在中共雁北工委领导下，在大同城东南的小南头村召开了各县牺盟特派员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在敌人行将侵入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在大同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曾经记述：“晋北最危急的时候，山西牺牲救国大同盟所派遣到晋北各县做民众运动的前进青年，看到各方面危急的现象，大家在大同开会，讨论挽救危亡的办法。他们是一片丹心，想在抗战中作伟大的努力。然而政权在腐败怯懦的官僚豪绅手中，让他们在满怀悲愤中，看着大同堕入敌人的虎口！”
大同的形势日益吃紧，敌机随时前来轰炸，到处留下一片废墟。雁北工委领导牺盟中心区委会和它所属各县的特派员，在敌人炮火威胁下，不停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们既要排除国民党顽固政权和旧军队的公开阻挠，又要防止汉奸特务的暗中破坏。工委在大同城区大力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攻势，李林主动承担了印刷传单的任务。在那些空袭警报不断划破夜空寂静的晚间，她用桌布把窗子堵严实，然后点燃蜡烛，借着微光，在震撼全城的敌机狂炸声中通夜不息地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们在学校里组织起来一支人数很多的学生宣传队，在铁路工人中发展了一批牺盟会员。大同城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打开了局面。有一天，李林从火车站宣传回来，刚到住处门口，一块石头从后面飞来。石头上绑着的一封匿名信上写着：“……如再妖言惑众，宣传赤化匪言，破坏中日邦交，你等性命不保。勿谓言之不预也。”李林蔑视日本特务、汉奸的恫吓，继续日夜不停地在全城奔跑，向工人和市民们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九月十二日拂晓，大同陷入敌手。九月十一日午夜，国民党军队撤离这座城市。当时在大同采访，停留到最后才离开的《大公报》记者孟秋江，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十一日的下午四时，大同城内街上已经死寂得很，只有几个卖西瓜的老汉，在街头上摆摊，维持了一些市面。……将到午夜，一道‘退出大同’的紧急命令，传到了大小机关。汽车、大车、骆驼、毛驴子、独轮车和洋车，满载着各种各样公的私的东西，潮水般的涌出西门，好象敌人已杀到背后。呜呜的汽车喇叭声，耀眼睛的灯光，吓得骆驼没有躲处。反正不是自己的大车，士兵用着长鞭子雨点般往马身上打，要它和汽车一样快，跑断了马脚，拆损了车辆，只有车夫心里难过。”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就是这样混乱地撤出一座又一座城市，丢掉一片又一片土地。老百姓眼望着这种可耻的景象，无能为力，只有背后发一些牢骚，编造一些歌谣发泄胸中的气愤。其中的一首说道：“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穷人心惶惶。军官扔家属，小兵扔大枪。”正是国民党军队溃败情景的逼真写照。
大同沦陷以后，怀仁、左云、右玉诸城也在九月中旬相继失守。这个时期，中共山西省委（山西工委已改组为省委）发来指示，调李林和牺盟中心区的其他同志转回太原，另行安排工作。李林眷恋着这里的壮丽河山，更舍不得离开雁北地区的群众，但又不能不服从组织决定，便和大家一起动身返回太原。她们是在大同沦陷时南行的，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溃逃的狼狈相，大量的车辆人马淹没了大同到太原的同并公路，士兵们用枪挑着一路劫来的财物，毛驴子上边骑着披头散发的长官太太，沿途村庄都象刚刚发生了蝗灾一样，全被溃兵抢得净光。……这些悲惨的景象，越发加重了李林的沉重心情。她在途中几次流泪，对于战局的逆转和群众的苦难感到深沉的悲愤。
她人虽然走了，心还留在那里。正象日后她在一封信里所描绘的：“记得我步行到雁门关上的时候，我望着那盘曲的汽车路，那矗立的山岭，我忍不住偷偷的流眼泪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退回来，我什么时候再会出雁门关。”
女游击队长
踏进雁门关，李林正在忧心忡忡、十分艰难地挪动着脚步往南走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中共山西省委又派赵仲池、梁雷和老红军团长刘明生（刘华香）等前来组建党的雁北特委（公开的名义是牺盟会雁北游击司令部，梁雷任司令，赵仲池任政治部主任）。李林在阳明堡和他们相遇，简直欢欣若狂。她回忆说：“当我得到了那消息的时候，我发疯似地高兴，我兴奋着我又将步出雁门关外了！”
这个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到雁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准备在雁北同蒲路以西的地区，发展游击武装，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考虑到李林是没有经过战斗锻炼的女同志，特委负责同志曾经劝说她不必上前方去，还是要她回太原去参加那里的抗日工作。但她几次坚决地向雁北特委要求：请组织决定，把我留下来，和你们一块上前线。特委负责同志向她谈到敌后斗争的艰险困苦对女同志不相宜。她却坚决表示：艰苦、死都不怕，生命早已置之度外，我要亲手血刃敌寇的头颅，为雁北群众报仇。特委见她态度恳切，意志坚决，批准了她的要求。
第二天，他们就从阳明堡出发。一路上满目荒凉，到处看不见人烟，有些村庄里头，连只狗都看不见。开始他们还乘坐一辆破旧大轿车，后来车子也没有了，大家只得步行，身上还都带点行李，绝大多数人还背着枪弹。这对过惯城市生活的人，会感到很不方便，相当艰难。李林也和大家一样，身上背着自己一些东西，还有步枪、子弹。同志们担心她能不能挺得住，都想帮点忙，尽量减轻她的负担，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她的坚毅刚强，引起同志们的赞佩。
这支人马前进的第一个目标是平鲁。平鲁县秦代为武州塞地，西汉置中陵县，古来就是抵御外侮的要冲。这个时候，敌人的铁蹄虽然还没有直接踏进这块土地，战争的气氛已经冲破了平静的生活，旧政权已经土崩瓦解，旧县长等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早已逃之夭夭，在这被反动派遗弃的土地上，日军不断逼近的消息，象一块大石头压在人们的心头，城乡各处充满惶惶不安的情绪。偌大一个平鲁县，只剩下牺盟会特派员屈健等少数人坚守阵地，准备就地组织游击队。
在这里坚守阵地的牺盟特派员屈健，带领着几个年轻人，在旧历八月十五日进驻平鲁城南十里的大石村。第二天一早，村中群众奔走相告：“红军来了！”屈健他们跑出来一看，只见赵仲池、李林和老红军刘明生等，带领一彪人马走进村来。他们随即陪同特委一行进平鲁城，城里男女老少都诵到街头欢迎“红军”。正感大祸临头的平鲁人民，一个个好象绝处逢生，都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老汉和老太太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竟然跪倒在地下叩起头来。特委同志把他们搀扶起来，走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群众越来越多，把他们团团围住。特委趁势在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身背六五步枪的李林，不顾行军的劳累，跳到群众搬来的长凳上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表达和雁北人民共生死的决心。她慷慨激昂地说：“父老兄弟们，日本人欺侮到我们的家乡来啦！蒋介石、阎锡山把咱们扔下不管啦！咱们怎么办？当亡国奴吗？不！咱们誓死不当亡国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来啦，来领导咱们老百姓自己起来打日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讲到末尾，她说：“我要打日本，我还有我手里的枪呀！”说着，她把手里的枪举了起来。李林热情奔放，口才出众，这番富有鼓动力量的讲演，使许多听众感动地流泪。这个第一次在这里出现的“女兵”，给这几百名听众留下难忘的印象，李林的名声随着她在这里继续进行的英勇斗争，逐渐地在雁北群众中间传布开来。
大同下来的敌军日益逼近，离开平鲁不远的威远堡也已沦陷。特委把城里的群众疏散到乡下，就在农村里开始组织游击队。当时跟随雁北游击队司令部来到平鲁的，还有七、八个阎锡山的旧人员，他们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时候惊慌失措，公开主张全体退回太原。在平鲁西山的达达井村，特委主持开会，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辩论。李林在发言中坚决反对退回太原的论调。她说，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就是要打鬼子，与雁北人民共存亡，共患难，日本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我们就一天不离开雁北！其他同志也都坚决主张留在这里战斗，批判这种临阵逃走的谬论。绝大多数同志举起拳头来，表示要在雁北同敌人血战到底。最后，只是那几个胆小鬼灰溜溜地走开了。
九月二十六日，来势汹汹的日军占领了平鲁县城。十月一日，这股敌人刚刚侵陷平鲁东南的井坪镇，就遭到八路军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的痛击，井坪当被收复；宋支队继续北进，十月四日收复平鲁县城。我军声威大震，群众抗日情绪高涨，青年们争相参加到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和抗日救国人民团体中来。这个时候，屈健等留在平鲁，特委率雁北游击队司令部转往偏关，一面与后方领导机关建立联系，一面在偏关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十一月初，牺盟雁北游击司令部所辖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平鲁游击队成立起来（后来改称雁北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刘明生任队长，屈健任指导员。不久，由梁雷（在偏关旧县长逃跑后，他即兼任县长）、李林又发动群众组成了偏关游击支队（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李林亲自为八支队找定了营房，带领着他们布置厨房和营房，给战士们上课，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
李林这时候担任了游击队的指挥员。但她所以得偿心愿，是费了不少口舌，经过顽强地争取的。正象她后来记述的：
在我们第二次到雁北的时候，因为敌人进攻的猖獗，武装汉奸以及清乡队活跃的厉害，加上各县政权已空虚，我们觉得要在这地区开展工作，要在这地方存在，非有自己地武装力量不可，因此我们决定第一步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武装。
大家决定了我担任武装工作。不，开始的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不让我负武装的责任，他们总以为一个女的干武装工作多少有点不合适。但我自己对这工作好象有些自信力，又有兴趣，同时觉得在这时候女的也应该有学军事的必要。我坚决的要求，大家没有办法，答应了我在偏关发展该地的游击队工作。
的确，武装工作是困难。因为没有更多的干部，一个人政治、军事都要负责，更因为过去没有军事的经验和常识仅仅受过几月训练，所以开始虽只有十几个人的游击队，但已经够我忙乱了。我常整夜睡不着觉，想着他们的管理问题，计划着他们第二天的军事操，政治课以及生活各方面，真是煞费苦心了！一直到后来，到了一个军事干部，我们这一支队工作才健全些，而且以后更成了其他支队中较有基础的主要模范支队。
这两支新生的游击队，在横贯左云、右玉、平鲁、朔县、山阴、怀仁的洪涛山区开展军事活动，开始形成了一小块抗日根据地。其间，一九三八年三月，大同敌军后宫师团一万多人南下，乘我八路军一二〇师主力正在同蒲铁路北段痛击日军的时机，连续侵陷晋西北山区的宁武、神池、五塞、岢岚、河曲、保德诸城。三月十五日，伪军李守信部进攻偏关，梁雷带领县政府转到百家嘴村的时候被敌包围，他们奋勇突围，终因众寡悬殊，牺牲了不少同志，梁雷也壮烈牺牲。新组建的游击队遭受到严重挫折，部队被敌人的突然袭击打散了。李林怀着对殉难战友的深沉悲痛，对敌的高度仇恨，把失散了的游击队员重新聚集起来。她鼓舞大家说：同志们的血不会白流，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十个人站起来。我们应该挺起胸来，向敌人讨还血债。这个时候，一二〇师主力部队星夜赶回来救援人民群众，接连夺回被敌人侵占的七座县城。游击队随同主力部队进入偏关城，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八支队的“李政委”（支队未设政委，在有了军事指挥员后，李林的职务是政治主任，但是人们却叫她“李政委”）。
一九三八年五月，这支部队奉命北上，挺进到绥远所属丰镇、凉城，厂汉营一带，开辟绥南地区。部队行经右玉威远附近，李材曾经带领三十多名战士截击敌人，掩护主力前进。在行经天成村的时候，村口有一个土碉堡，后面的大院子，是—个伪军中队的马桩，留有伪军一个排，一百多匹马。李林率领部队利用敌人未曾察觉的机会，猛然发起进攻，给伪军以大量杀伤，残敌狼狈逃走，马匹全被我军缴获。打完仗战士们全骑上马，步兵变成了骑兵。这时的支队长王零余，原先在东北军是骑兵军官，从此就开始酝酿成立骑兵营。
这时，晋绥边境已经形成敌我交错的形势，敌情严重，战斗频繁，对于一个女同志说来，困难是很多的。对于自幼习惯于热带气候，如今来到严寒的塞外的李林，尤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李林过去没见过马，现在却要指挥骑兵作战，学会骑马就是一大难题。可是她不甘示弱，经过短期的训练，就连最烈性的马她也能一跃而上，扬鞭奔弛了。部队常常夜间行军，有时通宵不停，有时半夜三更碰巧遇到村落，找个老百姓家的土炕，几个同志挤在一起，勉强休息一阵。有的时候，敌情特别紧张，夜间不能进村，只得冒着塞北的严寒，在野地里露营，李林常是穿着大衣钻进干草窝里，熬过冬季漫漫的长夜。她曾长期侨居海外，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来到遥远的雁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吃饭，穿衣，都会遇到困难。往往到了朔风刺骨的冬天，她还没有袜子穿，一双光脚板冻得肤裂血流。李林蔑视这些困难，总是那样精神饱满，精力充沛。
在这一带地区的战斗中，李林亲手枪毙过平鲁的大汉奸李树德，在偏关砸烂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监狱，平反了一批国民党政府勾结土豪劣绅炮制的冤案，释放出许多无辜被关押的劳苦人民。她不但领导开展了这个地区的游击战争，还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李林擅长作群众工作，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她总是带着宣传队，不知疲倦地写标语，向群众作口头宣传：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敢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奸淫烧杀的罪行。每当讲到这些事情，她都激动万分，热泪滚滚，不少听者也感动泪下，引起共鸣。她还经常到群众家里串门，通过帮助群众挑水做饭，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许多男女群众来看望她，问寒问暖，亲如家人。部队要走了，驻地周围的群众又都赶来欢送，祝愿部队不断取得胜利，而且盼望早日归来和他们团聚。
李林对于贫苦的劳动人民所表现的诚挚的阶级情谊，令人十分感动。在砸开偏关旧政府的监牢时，她从死囚牢里救出一个垂死的、被人陷害的妇女张喜凤，——张喜风被强加上“谋杀亲夫”的罪名，已经在死囚牢关了八年。这件曾经轰动偏关的案件，是地主阶级勾结旧官僚制造的大冤案。贫农女儿张喜凤，因其父亲欠葛姓地主的租子无力偿还，被迫嫁给他的半疯瘫的儿子为妻。张喜凤在新婚的夜间越窗逃走，偏逢葛财主的儿子在几天后病死了，财主诬赖张喜凤“谋杀亲夫”，买通官府，判了无期徒刑，关进死囚牢房。李林把奄奄一息的张喜凤救出以后，怀着深切的同情和关切，决心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她象对待亲姊妹一样，热情地帮助张喜凤调养异常虚弱的病体，耐心地讲解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她们两个枕靠枕地躺在一条炕上，合盖着一条被子。随后，她就介绍张喜凤参加了妇女救国会，并且在她的长期帮助下，成为土生土长的，坚决抗日的妇女干部。
李林也非常关心部队战士的思想和生活，每到宿营地，就去连队找战士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在生活上和战士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一块吃饭、作游戏，教他们唱歌、学文化，编写并导演新戏，她自己也参加演出。李林对人正直和蔼，她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大家，不论干部或是战士，都对她非常尊敬、热爱。有了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意去找她谈，她也总能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因此，她受到大家的敬爱，也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榜样。有些新战士打仗胆小，老战士就鼓励他们：“嘿，你们看咱们的教导员，（当部队改编成一个营的时候，她任这个营的教导员），别看人家是个女同志，年纪那么轻，打起仗来谁能比？冒着烟的手榴弹掉到跟前，她也敢拾起来扔给敌人！她常说，敌人专打胆小的，越害怕，越挨打。不信，你问问她去。”她在部队工作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给大家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六月，雁北的抗日游击队奉命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雁北第六支队，原八支队和五支队被改编成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辖四个连），配合在这里活动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和汉奸。李林曾经一再表示愿意继续从事军事工作，直接和敌人作战，晋绥边特委嘉许她的壮志，分配她担任这个营的教导员。七月中旬，为了重新恢复和开辟绥南的工作，特委决定抽调干部组成绥南工作团，命令骑兵营护送工作团北上绥南，确保他们完成任务后返回右玉县南山区。由杨家后山到绥南的二十边村，共有一百四十里。他们经过一天行军，乘夜穿过鬼火沟，突破封锁线，把工作团送到二十边村；连夜又从二十边村东进，赶到二百里外大同口泉附近的长流水敌据点，经半小时激战，把这个据点里的敌人歼灭，马上又返回二十边村。以后护送绥南工作团在回雁北的路上，李林又率领骑兵营，顺便袭击平绥路上的红砂坝车站，把鬼子一个小队打得落花流水。但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二连连长鲁尚明不幸中弹牺牲。李林在战场上悲悼战友的牺牲，又专程到沈庄窝安抚烈士的家属。鲁尚明的妈妈姓王，是个早年守寡、在穷困中好不容易把三个孤儿拉扯大的老大娘。在李林离开那里的时候，王大娘把鲁尚明的弟弟、十六岁的鲁尚志交给她带回去参军。李林激动地抱住大娘喊叫“妈妈”，从此王大娘待李林比亲闺女还亲，彼此形成骨肉般的深情厚谊。
大同敌人不断地调集日伪军扫荡雁北这块抗日根据地。第六支队配合兄弟部队进行战斗，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有些小部队也都非常勇敢地打击敌人。晋绥边工作委员会的政卫连只有九个班，经常出动袭击敌人，打据点，抓汉奸，打得敌人非常害怕，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李林和这支部队转战雁北各地，接连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她的名声渐渐传播开来。对于这位骁勇善战的女英雄，敌人恨得咬牙切齿，曾经到处张贴布告捉拿李林，为她的头颅悬赏巨额的款项；可是抗日的人民却是对她无限热爱，尤其在解放区的女干部中，她的事迹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有一次，晋西北有些女同志不愿意长期作民运工作，要求到文水、交城去打游击，当她们没有得到上级允许的时候，就反驳说：“为什么李林可以？”群众中间还曾流传了许多关于她的传说。贺龙将军称誉她是“我们的女英雄”。中共中央妇委的同志说：“李林同志她不仅是牺盟会的优秀会员和有才能的领导者，而且她是中国共产党员和妇女同胞的光荣代表和模范。”国内各地的进步报刊，如象在革命圣地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新中华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等等，以及敌后各解放区的报刊，曾经多次宣传过她的英雄事迹。
“汉奸清乡队莫奈我们何！”
一九三八年九月，根据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的指示，在平鲁县榆岭村成立牺盟晋绥边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雁北、绥南新区的工作。当时，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关怀李林，怕她长期在艰苦紧张的雁北部队中工作不相宜，提议调她到晋西北根据地中心地区工作。非常要强的李林，恳切地请求留在雁北前线。边委成立的时候，关向应又提名要她到边委工作，兼管地方武装。这次李林怀着对党组织无限感激的心情，但又带点对部队恋恋不舍的情愫，勉强同意了。九月十六日，李林来榆岭村报到，任边委宣传部部长。从此，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工作当中的困难更加多起来。但是在战争中经过一年多的磨炼，她在思想上也已经更加坚强。
来到边委工作以后，李林感到在地方上负责民运工作，远比部队工作复杂。全区所辖十几个县，有上千的村子，可是边委只有七、八个人，加以地区辽阔，敌情经常紧张，工作确实难以开展。
边委会仔细地研究了这些情况，决定马上举办干部训练班，就地解决干部问题，并认为这是巩固和发展晋绥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项重大建设。
李林被任命为干部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在敌后办训练班的困难不少，她却排除一切困难，积极筹办。从各地抽调的学员，很快赶来报到，他们中间有农民，有青年学生，有背炭的工人，大都是年轻人。李林热情地接待他们，逐个地找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和思想情况。她还亲自给他们讲授主要的政治课程，备课常常持续到深夜，有时奋笔疾书直到天亮。数九寒天，冷风刺骨，手冻僵了，停笔搓一搓，又继续写下去。
干训班没有校舍，学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都要帮助房东家里生产，砍柴挑水；遇到敌情紧张的时候，还要经常转移地方，甚至一夜转移几次，也是常有的事。虽然比较紧张艰苦，大家精神愉快，都能自觉地学习，刻苦地磨炼。
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干训班共举办了四期，先后培训了二百多名学员，给各县输送了一批坚决抗日的骨干，及时地充实了县、区的干部队伍。可是，谁能计算得出来，在这个时期内，李林究竟在干训班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她为备课付出了多少心血？
当时在敌后根据地，为适应战争环境，党政军民总是密切配合，统一行动。李林虽然在地方机关担任了重要职务，但她仍不脱离战斗生活，热爱着她的战马和六五步枪，热爱战斗胜似她的生命。在敌人前后对晋绥边界地区进行的九次“扫荡”中，她每次都亲临前线，使用她那只六五式步枪痛打敌人。她在平时沉默寡言，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当临阵的时候，总是冲锋在前，骁勇异常。
一九三九年九月，敌人在对晋绥边境地区进行的第七次“扫荡”中，调集四千多名日伪军，把洪涛山周围的几十个村子团团包围，妄想“消灭”我党政首脑机关和六支队主力。一天傍晚，日军突然从六个据点倾巢来犯，分兵七路向洪涛山扑来，情势十分危急。这个时候，李林和边委的屈健、柏玉生等，采取突然袭击敌人后方据点的办法，调动“扫荡”根据地的敌人回援。他们率领边委政卫连，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一夜跑了八九十里路，径直杀向同蒲铁路线上的岱岳镇敌据点。他们边走边打，在拂晓时穿过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来到岱岳镇西面的娘娘山。这里是“扫荡”我区敌军的后方，只见岱岳不时有敌人的火车通过，据点里为数不多的守敌还在梦中。他们突然从山顶压下去，屈健带领一部分人攻打火车站，李林和柏玉生率领另一部分直奔岱岳镇，她用机枪掩护部队杀进敌人的驻院。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一面向大同日军师团部求援。大同敌酋立即派铁甲车支援岱岳。但是铁路已经被我破坏，又遇我军的迎头痛击，铁甲车只好退到北周庄车站；敌人还从大同派出两架飞机，前来助威。李林等率领部队坚持战斗，直到前去“扫荡”洪涛山区的敌人掉头赶回，坦克、卡车滚滚而来的时候，李林方才下令撤出战斗，朝向东北方向急进四十多里，转到怀仁山上的陆家窑头，远远地甩开了敌人。这次战斗解除了敌人对我边区首脑机关的包围，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对于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经验教训，李林在战后及时地进行总结，写了一篇文章：《突破敌人的第七次“围剿”》。在这篇文章中，李林满怀信心地写道：“此时新阶段时期，敌人一定会挣扎着它的最后力气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不警惕着和准备着。总之，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定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以后，她在一九三九年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信中写道：“由于工作方针的转变，需要加强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去年七月间，我由部队来至牺盟晋绥边区委员会，负一部分责任，刚到时，深觉民运工作要较武装工作复杂，而且感到生疏、棘手。但现在是不同了，开办了好几期训练班，培养了不少地方干部，走到每一个村子，没有一个村子的老百姓不熟悉，拜了许多‘干妈’，团结了不少‘干姊妹’。因此敌人围攻是疯狂的，是厉害的，汉奸清乡队是活跃的，但是我们总能冲破敌人的围攻，汉奸清乡队是莫奈我们何。”她在信的结尾说：“我今天非常高兴和光荣，我今天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因为我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参加者，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伟大的党的教育及领导之下，我做了一些工作，而且我还在学习，还在希望自己能为党做出一点工作成绩出来，希望你们经常领导我，站在党的组织上经常指示我的工作，教育我如何去做一个革命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一九三九年，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日趋反动，他与日寇勾勾搭搭，对抗日人民和进步力量则极力限制、削弱。这年三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召开了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秋林召开的，被称作“秋林会议”。这是一次反动的会议，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山西进步势力，以实现对日寇妥协投降。其主要阴谋是要取消牺盟会，夺取牺盟会所掌握的全部权力；消灭决死队和一切新军武装，取消决死队的番号，取消政委制，把新军改编为和旧军一样的编制，把对新军的指挥权掌握到他们手里。为此，顽固派在会议上制造种种谣言，诬蔑共产党和牺盟会等山西新派，胡说八路军和新军“游而不击”，等等。阎锡山还在会上喊叫“不能抬上棺材抗战”，发出“天要下雨了，要及早准备雨伞”的投降反共口号。因此，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阎锡山准备进攻新军，消灭决死队，取消牺盟会、动委会，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策应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总动员。李林曾经南下一千多里，和动委会主任续范亭将军等前往秋林，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她在会上和山西新派的同志一起，联合抗日进步力量，跟阎锡山反动派旧势力进行了激烈斗争。对于阎锡山提出的一切反动措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针对顽固分子对山西新派和八路军的种种造谣诬蔑，李林以她亲眼在晋绥边的见闻，论证了八路军和新军深入到最艰苦的敌后地区，长年出生入死地和敌人搏斗的事实。同时她还揭露：国民党阎锡山的军政人员，在日军还未来到的时候，便退却逃跑得没有踪影了。及至八路军和新军在敌后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他们又派来一些残渣败类，勾结当地的土豪劣绅，敌伪汉奸，到处进行破坏。她的多次发言，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造谣诽谤。三个多月后，她从秋林返回驻地，从此山西政局继续逆转。这一年的冬天，国民党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大打出手，充当反共急先锋，发动“十二月事变”，命令山西旧军进攻新军。晋绥边境地区的顽固派也向我军挑衅，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李林率领边委政卫连，配合六支队奋起自卫，痛击顽固派，制止国民党的反动逆流。一九四〇年一月，晋绥边区人民在东短川村召开全区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晋绥边区第十一专署，屈健当选为专员，李林当选为专署的秘书主任，并且负责指导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工作。月底，李林又受雁北人民的委托，到晋绥解放区的首府兴县参加了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她在会上当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的委员。二月一日，她又出席了第一次行政会议。在兴县，李林会见了敬爱的贺龙将军。贺龙亲切地问询她的战斗经历，问询她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且问她愿不愿意留在兴县工作（这是行署对于她的希望）。李林表示，在哪里工作都行，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是个人的心愿，还是愿意返回前线。贺龙支持她的心愿，边区党组织同意她仍回雁北前线。
日益巩固的洪涛山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敌人战略地区的腹心地带。它的发展和巩固，严重威胁敌人的安全。因此，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前来进攻，妄图摧毁这块抗日民主地区。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敌人开始对这个地区进行第八次“扫荡”。这次“扫荡”又被我军迅速地彻底粉碎了。但是，雁北妇女救国会李桂芳等十三名妇女干部和一部分男同志，却因汉奸出卖，被围困在张崖沟的一座古煤窑里。残暴的敌人朝煤窑里施放毒气，将他们全部毒死在里面。
敌人第八次“扫荡”刚刚被我粉碎，张崖沟惨案的血迹未干，四月下旬，敌人又从同蒲、平绥铁路沿线调集大量军队，分兵三路猛扑洪涛山区，对我根据地腹地发动第九次“扫荡”。这次敌人出动八千余人，兵力的众多，来势的凶猛，都是空前的。四月二十五日晚上，设在乱道沟的专署指挥部，和六支队的领导同志举行紧急会议，共同作出反“扫荡”部署，决定二十六日拂晓向平鲁方向转移，根据情报，这个地区是敌人的薄弱环节，计划集中优势兵力从这里突围。这天早晨五时左右开始行动，部队在群山险谷中前进。六支队走在前面，专署机关、群众团体、后勤机关和干部训练班等单位人员携笨重物资走在中间，李林带领专署政卫连担任后卫，负责掩护。
刚刚走到陶小峰和左小峰村前的沟叉路口，前边突然传来一阵紧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枪声越来越密，队伍中缺乏作战经验的干训班学员队形乱了。李林当即指挥学员就地卧倒，命令政卫连拉开距离，前后掩护。这时六支队已经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后面部队没有及时跟上，被敌人的火力拦腰截断，与六支队失掉联系。整个队伍中有战斗力的武装，就只剩下政卫连。
李林同地委武装部部长姜胜交换意见后，果断地命令队伍掉转方向，由政卫连引导向西平太村转移。可是，北边、南边的敌人马上压过来了，把西平太村四面围住。情况万分危急，李林即向姜胜提出：“我带骑兵排往东大沟里冲，掩护大部队向南突围！”姜胜还要劝阻，李林已经跨上战马，带领铁骑顺东大沟冲去。
这个时候，南北两面山上，密密麻麻布满敌军。李林毫不畏怯，决心尽快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掩护大部队突围。她一马当先，率领战士一面射击，一面向村东大沟驰去。一时杀声震天。几十匹战马掀起冲天的尘雾，敌人误认她们是突围的主力，慌忙调集南、北山上的日伪军全力向东增援；李林率队打到距东平太村不远的马家河，东边的敌人也压过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被吸引过来，姜胜指挥机关和干训班的同志，利用这个机会沿大沟南岔疾走，迅速翻过南山突围出去。
敌人发觉上了当，集中全力咬住李林不放。她们奋勇搏战，与敌反复冲杀，最后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在沟沿下面，抬不起头来。李林感到形势险恶，难以突出重围，便利用战斗的间隙，从身上取下文件包，塞进岩石的裂缝里面，用土严严实实地埋住，对十四岁的通讯员二和子说道：“你还小，敌人不会注意你，快沿着这条沟出去。只要碰到老乡，他们会掩护你的。”小鬼眼泪巴巴地望着李林，硬是不肯走，经她再三劝说，方才挥泪离去，李林嘱咐他记住这个地方，等到战斗结束的时候，再来取走文件交给地委机关。
李林掩护二和子沿着一条小山沟冲出去，随即跃马冲向山头，打死敌人两名机枪手，打哑了机枪，又率部队向东冲杀过去，敌人又象潮水一样涌来，她和战士且战且退，钻进一条沟岔，隐蔽在一处刀削似的土崖下。敌人很快又扑上来，李林和战士们在重围中奋勇冲杀，翻过东面的山梁，直插小郭家窑村后沟。
李林催马正往前赶，突然又有一股敌人迎头从沟沿冒出，李林掉转马头，冲上小郭家窑村背后的荫凉山，奔向山顶的一座小庙。她想从这里往西冲，但是西边的敌人象一堵墙挡住去路。李林骑的马，是她在骑兵部队时缴获来的经过训练的马，善于在枪林弹雨中飞驰。这个时候，不幸这匹好战马中弹倒地死了，身边剩下的两个战士都已负伤多处，战马也都倒毙。李林和一个战士扶着重伤的战友刚到小庙跟前，这里有个洼洼，周围是高坎，她们利用这儿的有利地形顽强地抵抗。敌人从四面扑上来，围住她们嚎叫着要“抓活的”。李林和受伤的战士奋力拚战，接连打倒几个扑上来的鬼子，两名战士相继牺牲，她的右腿中弹，前胸也受了伤，仍然顽强地射击扑上来的敌人。李林坚强地忍着疼痛，一手拿驳壳枪，一手拿小手枪，两支枪同时向敌人射击，打得敌人不敢靠前。最后。她把驳壳枪的子弹打光了，小手枪里也只剩下一粒子弹。眼看敌人越来越近，她见突围已不可能，坚决不当俘虏。于是，她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头部……
太阳照耀着壮丽的雁北山野，鲜血染红了民族烈士的征衣。李林死了，含着骄傲的微笑……
就是这样，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二点多钟，二十四岁的李林同志，为无产阶级的神圣事业，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敌后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她牺牲的当天夜里，刘明生带领一个小分队，冲进敌人的包围圈里，从荫凉山顶小庙下的坡地上夺回李林烈士的遗体。
李林的牺牲，引起雁北地区人民的极大悲痛。郭家窑村的群众，怀着虔诚的心情，从五里外挑来清水，擦洗了烈士的遗体，用珍藏的白粗布包裹了烈士的身躯，严肃地盖棺入殓。李林牺牲时候的血衣，辗转送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延安。
这个时候，党组织为李林的坟墓建在什么地方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建在洪涛山边东石湖村的高山脚下，因为这个地方是当时雁北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便于人们经常来往经过这里瞻仰凭吊。在安葬李林遗体的那天，在地委、专署、抗联联合为她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有在雁北敌后和她共同战斗过来的数千名军民群众，淌着眼泪来和烈士告别，不少的人恸哭失声。
这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妇委从延安发出哀悼李林烈士的唁电：“二十余岁之青年李林同志，自一九三七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今竟英年战死，实我中华民族——特别是我国妇女界一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妇委对死者表示沉痛哀悼。”唁电结尾写道：“特此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同志和全国妇女同胞更加奋起抗敌，为完成李林同志的未竟事业而奋斗，为李林同志及一切抗敌殉国的烈士们复仇而奋斗！”
延安《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重庆《新华日报》，全国解放区和大后方的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李林烈士的英雄事迹，刊登了中共中央妇委的唁电。中共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新西北报》，发表了题为《悼李林同志》的社论。社论沉痛地说：“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虽有不少民族女英雄，然而象李林同志深入敌后，指挥武装部队，领导工农群众与敌冲锋陷阵，血肉相拚，以至坚持三年之久，创造了辉煌永远不可磨灭战绩的，恐怕只有李林同志了！尤其是此次在敌人四面包围而来，无法冲出，终不免于一死的坚强信念下，沉着、英勇、顽强地连毙敌人六名，最后遂毅然以枪膛中最后一粒子弹打死了自己，而免于遭敌辱杀。这种伟大壮举真可动天地而泣鬼神，造成中国民族英雄的最光荣典型！”
（穆欣）
（来源：《福建革命烈士传（一）》福建省革命烈士传编纂办公室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年07月第1版）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