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风（1911—1942年），现代著名诗人。原名黄日华，曾用名黄蒲芳，学名黄飘霖，笔名黄风，常用笔名蒲风。广东省梅县人，1911年9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父亲为乡村教师，后被迫到南洋谋生，病殁于泗水。父亲去世后，家庭靠母亲操持，也由在南洋做小生意的大哥给予接济。黄家五名子女，蒲风排行第四。1920年，蒲风入本县隆文乡坑美初小读书，四年之后，入启文小学念高小。

是年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抵达梅县，蒲风曾聆听该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演说，深受启迪和鼓舞。不久，他在学艺中学加入进步团体“新学生社”。1927年初，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从此，他开始阅读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书刊以及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等人的作品，而且着手写诗。5月12日，蒲风参加了县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他回到故乡，继续秘密参加共青团组织的革命活动。

1928年，蒲风在家乡写下了他早期诗作之一《鸦声》一诗，表现了诗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黑暗的憎恶和诅咒以及对光明的渴望和向往。这一年，蒲风离开家乡赴南洋印尼东爪哇大哥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他联络了一部分大革命失败后跑到印尼的青年，经中共新加坡特委的同意，在雅加达、泗水等地秘密建立活动据点，并与当地印尼的党组织取得联系。1930年初，泗水的革命联络点被荷兰特务查获。面对险恶的环境，蒲风于3月21日在爪哇玛琅改写《扑灯蛾》一诗，呼吁人们为革命，为坚持自己的奋斗目标，不苟全、不怕死。同年4月，蒲风回国。不久，赴上海补习高中课程，于同年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部文史系读书。从此，蒲风开始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专攻诗歌理论并进行新诗创作。其间，由任钧介绍，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从事革命文学活动。年底，蒲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9月，蒲风和穆木天、任钧、杨骚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在“诗歌会”中，蒲风发挥了总干事的作用，他热情很高，善于管理，勇于承担责任。除此，他还和河北、湖北、广州、青岛等地的中国诗歌分会保持密切联系，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蒲风认定“诗歌是社会的反映，也是社会的推进物，应有时代意义”。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内忧外患，烽火漫天。蒲风和他的诗友们强调要“捉住现实”，发扬新诗的战斗传统。他本人尤为重视叙事长诗的写作，他认为随着抗战的深入，除了那种热情奔放、慷慨激昂的歌曲和抒情诗外，要描绘抗战的史实和表现抗战的人物，就得有叙述故事的“叙事诗”。他批评当时诗坛某些“神秘的、颓废的、避世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描写，多少总不深刻，总不充分。

1933年2月，中国诗歌会出版了机关刊物《新诗歌》，鲁迅称赞该刊“不错，别具一格！”并对诗歌的发展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蒲风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打桩歌》《码头工人歌》等，曾由作曲家聂耳谱曲，通过戏曲演出，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与好评。在出版机关刊物中，蒲风无论在资金筹措、组稿、编排，还是跑印刷所、校对、发行，几乎一一亲自过问和插手。同时也创作了不少短诗、杂文、散文、评论，分别刊载在《新诗歌》《申报·自由读》《中华日报》《动向》等报刊上。

1934年3月，蒲风在读友们的鼓动与支持下，编选出版了他的处女作诗集《茫茫夜》收入诗25篇，它得到郭沫若的肯定和支持，也引起文坛和读者的注意。“中国诗歌会”为反帝反封建疾声呐喊，为配合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诗人任钧曾经说过：“假如说‘中国诗歌会’的确曾经对中国的新诗运动发生过多少推进作用的话，则蒲风之功，显然是最大的”。这一期间，由于国民党疯狂进行“文化围剿”，蒲风只好于1934年冬奔赴日本东京。

到东京后，蒲风一面在神田东亚补习学校补习日文，一面在文学上求得深造。同时积极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与留日进步诗人雷石榆、林林等经常召开诗歌座谈会，先后创办《诗歌》和《诗歌生活》等刊物，并多次前往日本千叶，拜访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畅谈诗歌创作问题。次年10月，当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消息传到日本时，蒲风当即在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中增加“咏铁流”一节，对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作了热情的赞颂。在中国新诗史上，这是最早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诗篇，得到郭沫若等前辈作家的好评，并由日本左翼作家秋田雨雀题签在东京出版。然而，蒲风为此却遭日本警察的传讯。对此，蒲风给予严词驳斥。

1936年春末，蒲风回国到上海，他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写下了《我迎着风狂与雨暴》这首诗，表达了为着祖国，将“汇合起亿万铁手”，迎着狂风暴雨，顽强苦斗，夺取胜利的信念。同年7月，他又从上海到青岛，与袁勃、王亚平等创办《青岛诗歌》。夏末，折返福州，应聘为福建学院附中（现福州二中）国文教员。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编辑了第一部国防诗集《钢铁的歌唱》，还与学生叶可根合译了《普式庚诗抄》。

1937年1月，蒲风回到梅县、汕头一带，在当地《星华日报》社工作，担任进步副刊《黎明》的主编，并组织召开“汕头文艺座谈会”，开展新诗歌创作活动。5月中旬，他转赴厦门，和青年诗人晴岚、陈胜子等人组织“厦门诗歌座谈会”，主编会刊，并当选为厦门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执行委员。8月中旬，他转赴广州，组织召开“广州诗歌座谈会”，10月下旬，经蒲风提议《广州诗坛》改名《中国诗坛》，他仍负责编务，并当选为广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

这一时期，蒲风以严实的态度，坚持诗歌创作，出版了《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抗战三部曲》《取火者颂集》《在我们的旗帜下》《黑陋的角落里》和第二部长篇叙事诗集《可怜虫》等。在诗歌理论和诗的民族形式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探索，写出了《抗战诗歌讲话》《现代中国诗坛》等文章。

1938年春，蒲风根据党的安排，打入国民党陆军一五四师九二二团，任团部上尉书记官。在军队，他继续从事诗歌创作。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鹏湾登陆，部队开赴增城。出发前，蒲风回广州召集部分青年参加军队文化宣传工作，十几天之后，当他率一批青年再赴到曾城时，途中与日军遭遇，有的同志牺牲，蒲风幸免于难，但与部队失去联系，只好先回到家乡，在梅县国光中学任教。其间仍热心诗歌创作，创办了小型诗刊《七月诗刊》，主编《风云》半月刊，与诗友合编《中国诗坛》（岭东刊），参加编辑《战时文艺》（月刊）。

1940年春，蒲风与谢培结婚。此间，编辑了自己的文艺论著《抗战文艺问题讲话》和诗歌论文集《序详集》。同年8月，通过党的关系，与妻子一同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经李克农主任介绍，蒲风带领数十人于同年初冬赴抵皖南新四军军部。不久，转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皖南文联（当时称“总文抗”）副主任。在战地，蒲风写了大量的墙头诗、传单诗、明信片诗、短诗、歌词等，常常将编排的壁板、黑板报，在战地流动展出，鼓舞官兵们奋勇杀敌。这一段，他的作品多发表在《路东大众》和《新路东》（《淮南时报》前身）及驻地的墙报上。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淮南根据地倍加肆虐，战斗频繁，生活条件相当恶劣。1942年蒲风肺病复发，虽经党组织想方设法医救，但终无效。当年8月13日，一代诗人在安徽省天长县逝世，终年31岁。中共淮南津浦路东区党委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淮南行署专员方毅到会主持，并护送烈士遗体到墓地。路东各县均送挽联致哀。中共天长县委送的挽联是：“赖八方同志奔驰，苏皖山河长不朽；痛两颗红星陨落，江淮风雨有余哀。”正在淮南根据地的革命音乐家贺绿汀也作了一首《追悼蒲风同志》的悼歌。诗人献身革命，人民永远怀念诗人。1957年，党和政府追认蒲风为革命烈士，镌刻其英名于皖南新四军烈士纪念碑。

（黄安榕  郑则善）

（来源：《福州革命烈士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