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集圣（1925—1948年），1925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城关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弟妹六个，他为长子。1932年，陆集圣进入仙游城关小学读书，1937年考入仙游县立初级中学。1940年，陆集圣因成绩优异被莆田哲理中学录取。

哲理中学素有闽“革命摇篮”之称。在这所学校里，陆集圣受到进步学生的影响，开始倾向革命思想。他经常撰文投稿，用“显”、“铁芙”、“疾迅”等笔名在校内外各种文艺刊物上发表文章，以犀利的笔锋抨击腐败的社会政治，热心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因而深受师生们的敬佩，被大家誉为“哲理的茅盾”。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进步活动，经常联络进步学生，召开辩论会、时事讨论会和出墙报等，揭露学校当局的无理苛求和学校三青团组织的阴谋活动。陆集圣的行为惹怒了学校当局，被校方开除。

1942年下半年，陆集圣被聘任在仙游城关文虎小学任教。时值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中华民族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践踏，血气方刚的陆集圣在国难当头之际，同爱国师生一道，组织抗日宣传队，上街游行，四处演讲抗日道理；他还积极参加仙游抗日剧社，亲自编写剧本，扮演剧中主角，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44年秋，在亲人的资助下，陆集圣考入福建学院政治系。

1945年下半年，福建学院学生会改选，由于陆集圣为人耿直忠厚，待人热情，又善于团结人，在同学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所以，学生们一致推选他为学生会主席，成为福建学院的活跃人物。同年秋，中共闽中地方组福州地区的负责人陈振先等地下党员，为了引导陆集圣走上革命道路，设法同他接触。由于他有较好的思想基础，情趣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在陈振先的引导下，陆集圣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如《大众哲学》、《新经济大纲》、《历史唯物论》等；积极参加福州地下党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使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46年初，陆集圣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陆集圣入党后，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壮大党的力量，引导更多的同学走上革命道路，他利用掌握学生会经费的机会，购置了大批进步书刊供同学们阅读。同时还积极组织学术会、学习会、校友会、时事报告会、座谈会以及出校刊和墙报等，帮助学生们开阔眼界，提高思想觉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系列违背民心的做法，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尤其是各大中专院校，反内战的学潮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身为学生会主席的陆集圣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立即组织学生加入学潮运动行列。当福建学院的学生们在街上游行示威遭到警察刁难阻挠时，陆集圣便组织学生集结在省政府门口静坐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镇压学生的暴行。学潮平息后，国民党福建当局伺机报复，四处捕抓共产党人和学生会组织者，陆集圣被列入重点对象。但福建学院担心逮捕陆集圣可能再度引起学潮，只好对他“从轻处置”，并趁放暑假之机将他除名。

陆集圣离开学校后，开始在福州城里活动，不久便担任中共闽江工委组织干事。在当时情况下，他无固定职业，经济收入非常有限，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困难。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工作，陆集圣经常向在福州经商的亲友借粮借款，有时还直接派人回老家向父母要钱。他的父母了解他的所为，尽管家中并不宽裕，但总是千方百计满足他的要求。

1946年夏末，中共闽江工委为了加强闽台之间的联系，派陆集圣到台湾地区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同年9月，陆集圣到达台北，通过在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任职的原仙游文虎小学一同事的引荐，担任台湾成功出版社的编辑。从此，他以编辑职业为掩护，公开出入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和各群众团体，奔走在台中、新竹、台南等城市，秘密开展活动，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当时，台湾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不久，社会环境十分恶劣，各派斗争错综复杂，便衣暗探沿街皆是。陆集圣凭着满腔的热情，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机智勇敢，巧妙地与敌周旋。有一次，陆集圣完成任务归来，在列车上遭暗探紧紧盯梢，无法脱身。他临危不惧，镇静自如，趁列车进站旅客们整理行李忙乱之机，敏捷地跃出车窗脱险。由于列车速度较快，陆集圣重重摔倒在路基旁，昏迷多时后才苏醒。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陆集圣在台湾师院、台湾大学、台南报行以及台湾绿岛酒家等处建立了革命据点，吸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和工人骨干入党，并建立了中共台北龙安党小组。

1946年冬，闽江工委活动经费出现困难，便指示陆集圣设法搞些经费。他利用职务之便从成功出版社取出一笔经费 ，通过地下交通站送到大陆。事后不久成功出版社因负债累累、经济困难而倒闭，陆集圣也因此受到牵连。由于陆集圣事前有所准备，故按照闽江工委指示，迅速撤离台湾。

1947年2月，根据闽浙赣区党委的决定，将闽江工委改为区党委下属的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同年3月，又成立了中共福(州)长(乐)闽(侯)地委，隶属于城工部，陆集圣任书记。从此，年仅22岁的陆集圣挑起革命重担，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运筹帷幄，果断处事，显示出他出众的才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几年的白区工作，给陆集圣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练就了一套与敌巧妙周旋的应变本领。他平时执行任务，小心谨慎，善于乔装打扮，时而西装革履，俨然社会名流；时而长袍大褂，酷似富商大亨，经常单枪匹马出没于繁华闹市之中。在特务横行、便衣遍布的福州城里，他来回穿梭，如鱼在水。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脸不改心不跳，镇静自如，泰然处之，每次都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1947年4月，闽浙赣游击纵队开展游击战争需要一套福建省的军事地图，区党委将这个任务交给城工部，而城工部又落实到陆集圣身上。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陆集圣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打通各种渠道，实施了好几个搞图计划。最终通过地下党员罗山的关系(其父为国民党福建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室参谋)搞到一份五万分之一的绝密军用地图，并顺利地送到闽浙赣游击纵队。

“窃图”任务完成后，正值南京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学生的五二○血案，全国学联决定于6月2日举行全国总罢课。福州各大专中院校在地下党组织和城工部统一领导下，准备热烈响应。在筹备全市罢课过程中，陆集圣夜以继日，四处奔波，深入到各大中专院校动员鼓动。5月31日，国民党福建当局获知消息后出动了大批军警包围搜捕各大专院校，逮捕了一批学生。为了避免损失，城工部决定停止罢课。陆集圣等人又积极组织疏散已暴露的党员和学生领导人，营救被捕同志。

1947年夏，国民党当局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禁止南运棉花纱布，因此造成市场棉纱紧张。福州五家私人商店趁机设法从上海运进一批布匹和棉纱，准备在榕抛售，想不到被福州海关扣留。因此，商人们纷纷打通关节，抢先办理领货手续。城工部获悉消息后，决定趁机冒领，为游击区的军民解决过冬的衣服。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陆集圣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打扮成“商人”模样，招呼着几个“伙计”来到码头。陆集圣大摇大摆地跨进海关办公楼的铁门。没多久，他和海关职员陈文湘手执伪造的海员提货单出了大门，顺利地从码头仓库提出了一批棉布和棉纱。早已在码头等候的两艘货船，以最快的速度将棉布棉纱装上船，并迅速离开码头。

案发后，福州市舆论哗然，商界要求海关立即赔偿，福州海关急忙呈报者政府和海关总署。海关总署催逼福建省政府迅速侦破“布案”。一时间，福州地区满城风雨，鸡犬不宁，便衣特务四处查缉，捕抓布案“嫌疑犯”。同年8月，城工部负责人孟起的女佣人不慎泄露线索，导致孟起夫妇双双被捕，陆集圣也被列入逮捕名单。

1947年10月，陆集圣为了躲避通缉二度赴台，寄居在亲戚家里。他一到台湾，立即召集党员开会，传达国内的形势和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以及解放区的消息。会后又发动尤安党小组的党员深入各大中专院校、工厂、农村宣传解放区的消息，增强台湾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信心。

1947年底，“布案”事件平息，上级党组织将陆集圣调回福建。任中共闽中地委城工部部长。

1948年3月，闽浙赣区党委因城工部内部出现了个别叛徒而决定肃清党内内奸，于是成立审查委员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城工部的一些党员被审查，组织被强迫解散。在错误决定的指导下，中共闽中地委于同年4月也将陆集圣等一批城工部组织的人员逮捕并审查。在事发之前，曾经有个别战友向陆集圣暗露内情，劝他暂避风头。但他毫不介意地说：“我为革命光明磊落，忠心耿耿，从未做过对不起党的事。上级布置的任务，不管有多么艰难，我总是坚决完成，不曾失职，这一场小误会算得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何须回避。我相信组织上会把问题搞清楚的。”事后不久，闽中城工部的一些党员遭错杀，陆集圣也没有逃脱“城工部事件”的血光之灾。临死之前，陆集圣正义凛然地向闽中地委表示：他服从组织决定，但请求组织上重新审查他的历史，给予恢复党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贞不移的高尚情操。

历史是公正的，功过是非终有定论。1956年6月，中共中央专门为在“城工部事件”中被错杀的人员平反昭雪，陆集圣冤情大白，并被追认为烈士。（蔡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