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捷军
提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事业先后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志书编修起步及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修志全面展开和第二轮修志质量水平稳步提升等多个阶段，相应学术研究也伴随上述各时期逐步发展，日趋繁荣。从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和未来展望等不同角度系统梳理这段历史，既对总结70年的发展经验富有价值，同时对推动今后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志学术 70年成就 回顾与展望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自古以来，方志编修传统在全国各地得以传承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的志书编修工作进入了发展新时期，方志学术研究也逐步得以发展繁荣。系统梳理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总结70年的发展经验，而且对推动今后事业发展特别是对指导引领全国第三轮修志工作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
一、三个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方志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过程基本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艰辛探索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方志学基本伴随着志书编纂实践产生和发展。但由于志书直到宋代才基本定型，因而学界也认为，“从魏晋以来，直至清以前的漫长的方志发展历史过程中，方志的编修实践活动是有显著成绩的，数量的积累也很丰富；但方志学理论则处于一种萌芽、酝酿的过程中”[1]，即便“宋元时期是我国方志草创和逐步形成的阶段……这样的阶段，比较难于产生关于方志的理论。迄今也还没有查到宋元时期有关方志系统理论的重要专题著作”[2]。其后虽经清代、民国时期有所发展，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方志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还不相适应，总体质量水平也显偏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1950年四川编修《新修铜梁县志》等为标志，方志编修传统在全国一些地区得以传承延续。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至1955年这段时期，方志学的发展总体上处于比较冷寂的局面”[3]。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后转入中国科学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对推动地方志事业包括科研工作意义重大。此后，方志学研究渐趋活跃，当时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及成果大多也始于1956年，按发表及出版时间顺序，主要有金毓黻《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傅振伦《整理旧方志和编辑新方志问题》、吕振羽《一封关于地方历史研究的书信》、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陈正祥《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等。特别是朱士嘉于1957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系全国第一部方志联合目录，洪焕椿1958年出版的《浙江地方志考录》系国内第一部地区方志研究之作，而张国淦1962年出版的《中国古方志考》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方志考录性著作，等等。这些“第一”不仅对新中国方志学术的起步具有标志性意义，甚至对整个70年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这些“发展早期带有开创性质的探索研究，尽管有些尚不够深入，甚至略显粗浅，但是却对现代方志学的初期发展起着开启与促进的积极作用”[4]。
但这一时期全国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又对地方志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干扰。如1958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厚今薄古”观，以至当时《中国科学院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也作了“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的明确规定，并对工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5]同时，当时志书编修本身也未成气候。据1960年统计，全国共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多个县修志，虽有一批志稿问世，但正式出版的各类志书加起来也不过几十种。同时学术研究也未广泛展开，更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据统计，1956—1966年10年间，全国发表的方志学论文年均不到7篇。也正因如此，当时方志学术领域中很多问题并未理清，类似“地方志就是地方史”[6]的认识在当时十分普遍。关键在于这一阶段“尚未充分认识志书的性质，主要表现于尚未充分认识‘史’与‘志’的区别。有些认为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故不少志书是以史体写成，不能说是体例完善的志书；又由于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内容上也存在偏颇”[7]。“这个局面持续至1964年左右，便因种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出现回落不振之势，拖延至1966年5月，受随之降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骤然逆转，戛然止息。”[8]
（二）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修志的实践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原已具有一定影响的方志名家即开始了新时期的学术探索。如傅振伦1978年出版了《中国方志学》（增订本），朱士嘉1979年发表了《中国地方志浅说》等，并迅即引起关注。而1981年7月，在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和所编辑出版的《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则是改革开放后全国方志学术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时期的明显特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全国方志事业的断层现象，前期一般先从学科知识普及和理论宣传入手，参与者主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及民国时期就具有一定影响的史志学者。仅1983年一年出版的综合性专著，就有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林衍经《方志史话》、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黄苇《方志论集》、陈桥驿《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等，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后方志学术研究的生机勃发和一代方志人的事业激情。特别这一时期还有多位名家主持编著了一批综合性工具书，如1986年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和1988年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等，恰如“久旱之干霖”，对当时方志学术研究的起步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这一阶段后期，由于各地第一轮大规模修志工作的全面展开，迫切需要学术加以指导引领，客观上时代已培养造就了一批方志学者，相应成果也如“井喷”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到21世纪初第二轮修志开始时，全国地方志系统已出版各类专著577部，论文数万篇，从而对第一轮大规模修志工作起到了直接的助推作用，也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和引领作用。
当然，作为对上一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新时期的过渡初创期，由于这一阶段修志实践与学术研究实际是共同起步，再加之因受“文化大革命”等影响而导致的历史准备和人才储备不足，不仅很多研究具有普及宣传色彩，而且相当一批方志工作者实际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土专家”和退而未休的老人，他们既非科班出身，也未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大都凭着对传统文化和方志事业的满腔热情而忘我投入，客观上也不乏“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因而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方志学理论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但尚未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志学体系，对于总结旧志和创编新志都缺乏应有的学术理论加以指导。因此，建立新的方志学体系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9]。这无疑为下一步方志学术研究点明了发展方向，客观上也开辟了新的空间和舞台。
（三）新世纪以来第二轮修志的成就与创新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修志是全国各地编修志书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的全面恢复发展期，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轮修志期间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涉及广度和理论深度，还是宣传力度和影响程度，都大大超过前期。具体呈现出几个特点：
一是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全国各地的方志事业普遍处于快速发展期，客观上使方志学术研究伴随修志实践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也具有学术活动多、平台载体广、宣传声势大等特点。如历届全国性的地方志学术年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新方志论坛”以及各种区域性、专业性的学术研讨会、论坛，通过高校、科研院所举办的相关专业和各种培训，创办各类学术期刊，等等。各种活动及平台恰如雨后春笋般方兴未艾，从而使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二是与第一轮修志显著不同的是，由于一轮实践既产生了大批问题，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培养了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大批人才，同时客观上两轮修志两个阶段本来就不是一种截然割断的关系，而是具有承前启后的密切联系，因而第二轮修志期间的学术研究可谓借梯登高，顺势而为，不仅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相应研究也更精准，成果更有深度。
三是伴随志鉴为主、多业并举、全面发展的全国方志事业发展大格局，学术研究涉及面更广，不仅集中在修志编鉴这些传统领域，而且在信息化、方志馆建设等新兴领域中全面开花，相应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全面发展繁荣的格局。
这期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历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及其办公室高度重视，并在全国方志学术研究指导引领和总结提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2006年，由秦其明主编、于伟平总纂的《新方志理论著述提要》一书，对自20世纪80年代始至2003年的专著提要、个人论文集提要和集体论文集提要等涉及方志学术研究3种形式的成果进行了概括性介绍。2013年，中指组又从1190多篇论文中精选了659篇，编辑出版了总量达600万字的《〈中国地方志〉优秀论文选编（1981—2001）》，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方志学术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介绍。近年来，中指组每年组织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志年鉴》《中国方志发展报告》等各种综合性文献，这一系列成果无疑既是新时期全国方志学术研究的重要标志，也是事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保证。
二、学术成就纵览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70年十分短暂，甚至坎坷曲折，很不平凡。但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国方志学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无疑已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一）成果类型及涉及范围
从70年发展过程看，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研究涉及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综合性研究：即从宏观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整体性研究。这些研究或侧重于普及宣传，或侧重于整体纵揽，形式和质量水准也由当初的略显单薄而日趋厚重。如金毓黻1956年发表于《新建设》的《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虽为论文形式，却从新方志的编纂重点（市县）、记述方法（排比铺陈）、门类设置（共20类，与今志基本相同）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方志学成果之一，因而具有启蒙式的开创性价值。又如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浅说》，对地方志的起源、发展、特征、价值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概括性阐述。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分别于1981年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连载和出版后，对新时期的方志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2.方志发展史研究：这一研究涉及面较广，既包括整个方志发展史的纵揽式研究，也包括横向对各对历史时期的专题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和历代著名方家个人研究等。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王重民就曾将地方志的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区域志（公元前4世纪—公元1世纪）、地记（1世纪—6世纪）、图经（6世纪—12世纪）和方志（12世纪—20世纪）。[10]尽管这一划分后来并未形成共识，但在早期却具有难能可贵的启发意义和导向价值。另外按各方面专题分类：
从宏观层面研究整个发展过程的，专著有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林衍经《方志史话》、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吕志毅《方志学史》、刘纬毅《中国方志史》、卫家雄《方志史话》、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沈松平《方志发展史》；论文有美国学者程洪的《地方志体裁的演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宏观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和潘捷军的《从“史‘志’”到“方‘志’”》等。
研究特定时期或区域性专题的，有王毓蔺《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桂始馨《南宋方志编纂学浅析》、邸富生《试论元代志书的纂修与方志理论》和赵心愚《试论元代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胡惠秋《明代方志简论》和刘永强《明代方志编修理论探析》，刘光禄《清代编修方志概述》和郭松义《清代地方志的纂修》，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付贵九《民国时期纂修方志考略》和廖晓晴《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王芳《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地方志编修概况》，以及朱敏彦《民国时期上海方志编纂述略》、李志庭《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志〉》，等等。
研究历代方志学人的，仅从对近现代著名方志学家的研究看，就有仓修良及中国（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等团队长期从事并以《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章学诚评传》《章学诚研究概览》等为代表的章学诚史志学说专题研究，有褚赣生《李绂方志理论研究》、陈旭《试析戴震方志思想》、王记录《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邱新立《李兆洛方志思想论》、毛丽娟《阮元的方志思想》、柳成栋《张国淦与地方志》、牛润珍等《地方志与陈垣的史学研究》、颜小忠《黄炎培的方志实践与编纂理论》、薛艳伟《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杨树高《方志大家方国瑜》、王成志《朱士嘉先生的史志探索和成就》、张世民《论史念海对中国地方志事业的贡献》，等等，还有黄燕生、韩章训、杜锡建等涉及历代方志史和方家的系列研究等一大批学术成果，从不同层面较为系统完整地梳理了千百年来中国方志史的发展历程。
3.基础理论和编纂实践研究：这是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从国家一统志到乡镇村志等各级志书的纵向研究：有周勇进《一词多义说“通志”》、杜锡建《元、明、清〈一统志〉比较研究》、王大文《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纂修过程研究》、谢皆刚《浅述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等，有王复兴主编《省志编纂学》、许还平等《省志编纂概论》等，有刘光禄等《县志编修探微》、蒲宗亮《县志编修系列研究》，还有邹涛《20世纪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研究综述》、颜越虎《当代中国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等等。从国家一统志直到乡镇村志，从上到下每个层次都有涉及。特别因各行政层级志书的“官书”性质，因而其研究对各类志书以至整个事业发展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是对各类专业（部门、行业）志书的横向研究：如黄勋拔《论专业志》、于希贤《新地理志简论》和杜瑜《如何编好新地理志》、张升《卫所志初探》、陈时龙《书院志述略》、梅森《自然环境志编纂之历史演变》、曹刚华《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等，充分展示了中国志书体系的卷帙浩繁和博大精深。
三是编纂理论和方法研究：这方面的成果相对更为丰富，仅内容甚至名称相关的专著就有《方志编纂学》《实用方志编纂学》《新方志编纂学》等。另外代表性论文还有陈桥驿《地方志与索引》、陈泽泓《方志定型说析论》、王晖《新方志理论研究管窥》、苏炎灶《志书质量控制论》、韩锴《论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等。在众多成果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组织编写并于2010年出版的《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对全系统无疑既具有实践指导引领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厚重度。
4.各方面专题性研究：这是方志学术研究涉及面最广的部分。从目前全国方志事业志、鉴、史、库、网、馆、刊、会、研、用等“十业”发展格局看，即便把志书编纂研究归于上述“基础理论和编纂实践类”，那么其他各个方面也毫不逊色，同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例如，按上述各业类别看，涉及地方史的有谭其骧《浅谈地方史和地方志》、仓修良《地方志与区域史研究》、叶舟《民国以来国内地方史研究综述》、胡锭波《地方史：何为“地方”与如何写“史”》和武尚清《日本学者论地方史志研究》等；涉及旧志开发利用的有朱士嘉的《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刘云军《20世纪宋代方志研究、出版综述》，魏桥、王志邦主编《宋元浙江方志集成》，鲍永军《旧志整理述论》、南江涛《中国旧志整理与出版概况》等；涉及年鉴编纂的有肖东发等《年鉴学概论》、唐剑平《年鉴撰写与编辑》等；涉及库、网等信息化建设的有刘益龄《地方志网站建设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基于全国省级方志网站的分析研究》、王芸等《地方志数字化模式与案例分析》、钱茂伟等《中国方志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构想》、赵海良《全国数字方志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构想》等；涉及方志馆建设的有潘捷军等《中国方志馆》、曾荣《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和桂始馨《北宋九域图志所考》、杨军仕《明代志局（馆）浅议》、刘智鹏《建设香港方志馆的构想》等大批论文。
5.方志学科建设研究。方志学虽总体上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但自古以来，学界对学科建设的探索步伐从未停止。改革开放以来修志实践大量而迫切的需求，无形中也加快了这一进程。较有代表性的有来新夏《论方志科学》、于希贤《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流派简论》、刘柏修《方志学学科体系构想》、牛润珍《再论方志属性与方志学学科建设》、姚金祥《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巴兆祥等《中国地方志发展规律述略》、周慧《论方志学术语及其规范》，等等。其中2004年邱新立《方志学：它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文，对截至当时的方志学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分析，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今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引领意义。对方志学科建设的定位问题，“二十世纪后期方志学理论研究，发生新的路标转向，总的趋势是脱离历史学而力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方向选择”[11]。在长期研究探讨中逐步形成的共识是：“如果说方志学学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许多人不认可的话，在如今说这个话，反对者不会很多了。”[12]但对学科的具体定位和发展路径又有不同意见。有的“赞成方志的发展已使它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方志学，成为历史学科（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但不赞成它脱离历史学科而存在”[13]；也有的建议应将方志学从历史学科独立出来，尽快发展成为一级学科。而且从总体上看，“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将会不断地引起讨论，可能要经历一段相当长久的时期，也许要与这阶段的修志事业相始终”[14]。
6.事业发展和工作研究：由于地方志工作隶属于政府行政职能的特殊属性，因而对其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事业发展同样是方志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随着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随着依法修志、依法治志进程力度的不断加快和强化，这一现象及趋势更为明显。这方面，不仅有胡乔木、李铁映、曾三、王伟光、朱佳木、李培林、高翔等历届中指组领导一系列指导全局工作的重要论述，也有针对性很强且有深度的专题力作。如冀祥德2016年发表的《论依法治志》一文，系在全国方志界率先倡导此问题并进行详细论述论证的力作，对强化方志工作的行政职能和推进全国方志事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又如中国（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一文，则通过浙江“方志事业全面发展县级示范单位”和“十业十佳”等先进典型的评优评先实践，对新时期方志事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进行了积极探索。
当然，上述6个方面只是一种相对划分。实际上很多研究并无严格边界，相反还具有很强的交叉融合性，从而构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方志学研究体系。
（二）研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在70年发展过程中，全国方志学术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重大问题由异趋同。这是整个70年学术探索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较为典型的如地方志的性质问题。“方志性质是方志学全部理论的立足点，也是长期以来方志界争论最大的问题。”[15]这其实也是事关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性条件。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史书说、地理书说、百科全书说等各种论见，学界便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如傅振伦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的观点，便是当时十分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见。其他各时期较能代表各方面意见的，还有吕志毅《方志属性研究》，梅森《“折衷派”与“记录地情的综合性文献”》，王晖《什么是方志——〈方志百科全书〉“方志”词条释义》，胡巧利《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等等。直到2006年5月，随着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以最高行政法规的形式，将志书定性为“资料性文献”，尽管学术讨论仍未止息，但方志工作依法修志的行政属性终使这一问题在方志界基本形成共识。为此，戴昇《回顾与审思：18世纪以来的地方志性质研究》和程方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问题研究概述》，都作了详细介绍分析。
2.研究程度由浅入深。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由于方志学术的先天不足，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例如：
关于方志起源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既源远流长，又众说纷纭。如辛培林认为“方志是从舆地学即地理书演变而来”，赵鹏团《略论戴震方志“地理专门”说的学术渊源及历史成因》也作了相关分析；有的则从百科全书角度追溯方志之源；而更多的则倾向于从史志关系角度来考察方志的起源问题。仅改革开放后，有影响的便有傅振伦《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黄苇《方志渊源考辩》,仓修良《再论方志的起源》,吕志毅《方志起源研究》，等等，总之此问题基本伴随了两轮修志发展全过程。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纪大椿等认为《禹贡》《山海经》是“我国地方志的鼻祖”，但董一博明确指出“《禹贡》《山海经》都还不是地方志，只能是地理书”[16]。又如，清代洪亮吉说过：“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人洪焕椿等也曾持此说。但谭其骧便认为《越绝书》“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仓修良也在《光明日报》载文，对其方志性质提出置疑。陈桥驿则认为，《越绝书》“内容包罗极广，不能一律都作为方志看待”，但《吴地传》《地传》等篇，“作为我国最早的地方志，确是恰如其分的”[17]。因此，“古今学者对地方志起源的看法尽管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源说，将地方志源头追溯至古代某一种职官所掌管的某项事务，或溯源于某一本古书；另一类是多源说，认为地方志在形成过程中，融汇多种文献内容、门类而成为一种综合型志书体例”[18]。发展到后期，史与志“同源异流”说渐成共识。
关于史志关系问题：史志关系研究历来是史志学界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方志学长期隶属于史学的一个三级分支学科，客观上成为探讨史志关系的重要前置条件。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谭其骧的《浅谈地方史和地方志》、史念海的《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梁滨九的《史志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林衍经的《史志关系论》，等等。从学界长期研究实际情况看，显然“剪不断”似又“理还乱”。早在1959年，《光明日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地方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但通篇讲的都是‘地方志’的事，足见作者所持的地方志就是地方史，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观点”[19]。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仍未理清，更未形成共识。如朱士嘉认为史志有三个主要区别：一是史纵志横，志先于史；二是国史一般无图，方志一般有图；三是方志一般有褒无贬，国史则有褒有贬。此说当时即被来新夏认为“这一区分并不完全正确”。谭其骧也认为“方志就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并不可取”。经过长期研讨，学界形成的一般共识是：“在（史学）这个整体结构中，自上而下地贯彻史学方法，自下而上地提供史料，州县方志乃是史学总体建设的基础。”[20]2012年，笔者的《“史”“志”关系辨析》一文，对历年来的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者关系的“工”字图。即把“⊥”视为“方志编纂”，把上面的“━”视为“历史研究”，以此形象阐明两者“志为史基”“史从志出”和“志者史之积，史者志之成”的辩证关系。[21]
值得关注的是，经过长期的编纂实践和学术探索，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学术大家的意见，如谭其骧的“史以记载过去为主，志则以记载现在为主”，傅振伦的“史记善恶，志重表扬”等，经实践检验后都有了新的认识和定论。对此不必苛求前人，这恰恰是研究由浅入深和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
3.涉及领域由点到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呈现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直到第二轮修志工作初期，研究多集中于志书编修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史、学者和编纂方法研究等，除年鉴编纂等少数研究外，很少再涉及其他领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随着全国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的全面展开和“一业为主、多业并举、全面发展”事业格局的逐步确立，方志学术研究渐呈发散式辐射状态。如笔者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方志馆研究”时就发现：早期除有与此略有关联的若干史馆研究外，这一专题研究几乎处于空白。但改革开放后情况就发生了较大变化，仅以民国上海通志馆研究为例，就有袁燮铭《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陈鸿《上海市通志馆的发展变迁及其运作》、胡道静《柳亚子与上海市通志馆》和《上海通志馆及上海通志稿》、陈友乔《柳亚子志鉴编纂实践的意义及启示——以上海通志馆为中心的考察》等；再以方志收藏为例，就有对张元济、任凤苞、刘承幹等著名藏家多视角的大量研究等，从而把以往零散单一的“点”串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的“面”。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研究还逐渐呈现为由表面向纵深透视、由平面向立体延伸和由分散向交互争鸣碰撞等多种方式，实际在面的广度中又体现了研究的厚重度。
4.学术视野由内而外。这是改革开放后方志学术所呈现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众所周知，历代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大批中国方志等珍贵的历史文献流失海外，有的国内反已无存。因而通过各种方式把它们“传回来”同样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如1995年陈桥驿在北美访学期间，曾精心制作了一张西方有关国家图书馆对包括方志在内的中国历史文献的收藏情况调查表，翔实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22]这方面有影响的成果，还有徐鹏《七十年来海外收藏中国方志研究综述》、张英聘《日本现存中国大陆缺、残明代地方志考录》、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冼光位《美国犹他州编修地方志（史）及中美地方志（史）编修比较》、党斌《韩国现存中国地方志及其特征》等。二是通过各种“走出去”方式宣传弘扬方志文化。仅21世纪以来，中指组便在宁波、北京和长沙等地多次召开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同时还多次在国外举行中国方志文化研讨和宣介活动。三是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文化形式，长期以来，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方志编纂及相应研究，同样也是大陆内地和当地学界关注的热点，并发表（出版）了一大批成果，包括张仲荧《台湾的地方史志撰修及理论研究》、巴兆祥《2000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刘智鹏《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修志》和林发钦《多语交汇中澳门地方志编纂的史料整理与翻译》等。另外，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地方志的研究同样日趋走红，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戴思哲（Joseph Dennis）《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国西北地区地方志》、［韩国］金孝京（Kim Hyo Kyoung）《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中国古籍概况及地方志》和森时彦（日本）的《新型地方志和新编地方志》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本文并未涉及70年来所有的重要成果。即使有些方志名家的精品佳作，也因篇幅所限难以一一介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70年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同样更不会影响新中国方志学术70年的辉煌成就。
参考文献：
*本文为浙江省社科院“方志学”重点学科科研项目成果。
[1]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2]董一博：《试论中国地方志的发展》，《中国地方志》1982年第5期。
[3]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2期。
[4]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上）》，《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
[5]参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选编》，方志出版社，2009年。
[6]张秀熟：《谈〈四川省志〉编辑问题》，《四川日报》1960年6月6日。
[7]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8]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上）》，《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
[9]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10]参见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光明日报》1962年3月24日。
[11]梁耀武：《“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2]姚金祥：《方志学学科体系研究浅说》，《上海地方志》2014年第4期。
[13]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4]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15]中国地方志协会秘书处：《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度学术年会纪要》，《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度学术年会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5年。
[16]董一博：《试论中国地方志的发展》，《中国地方志》1982年第5期。
[17]参见《浙江通志·地方志专志》之专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页。
[18]牛润珍：《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中国方志发展报告（2015）》，方志出版社，2015年，第383页。
[19]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3页。
[20]乔治忠：《章学诚的史学总体观念》，《历史教学》1989年第7期。
[21]参见潘捷军：《“史”“志”关系辨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22]参见陈桥驿：《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2期。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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