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吉安（1925—1948年），福建省福州市人，1925年出生于贫农家庭，兄弟姐妹六人，他居第二，在当小职员的父亲的支撑下，林吉安才得以上小学，入中学，贫穷的家境，养成他从小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性。

1943年初，林吉安已是英华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开始萌发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同年秋，林吉安高中毕业，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化学系，在该校“马列主义秘密学习小组”引导下，他参加了围绕高尔基、屠格涅夫、鲁迅等文学作品展开的关于当代青年人生观的讨论。他联系社会现实，大胆抨击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和法西斯教育在学校中造成的危害。他对同学们说：“过去我的志愿是学好化学，想以科学救国，现在觉得如果埋头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这个国家就会灭亡。”1945年10月，他积极参加了学校女生会客室被校方无理取缔而进行的罢课活动。

1945年秋，协大迁返福州，林吉安参加了以英华中学校友为主组成的校友会，通过阅读进步书刊，他的思想认识开始产生飞跃。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地下党支部创办的“时事研究会”，并常常向同学们介绍一些进步书刊，此外，他还努力办好“时事研究墙报”与报刊剪贴专栏，为“时事研究会”撰稿出刊。

1946年夏，由地下党支部掌握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福州分会在鼓山举行夏令会，林吉安到会后，在地下党员带领下，他串连进步同学，结合社会现实，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罪恶，并借用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观念，鼓动同学们团结起来，爱祖国、爱人民，推翻黑暗统治，他的举动得到与会同学的响应。

这一时期，林吉安已将主要精力放在地下活动方面，他想方设法从亲戚处腾出一间旧房给中共闽江工委学委书记何友礼居住。当他看到陈世明的穿着不够“气派时”，主动将自己的哔吱呢茄克送给他，为陈世明增添“保护色”。他牢记地下党组织给他指出的优缺点，不断追求进步，在党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实践中，林吉安的阶级觉悟大有提高。1946年1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协大校内一个党支部的组织委员，继续在同学中传播革命思想，扩散进步刊物，着重在青年会中争取进步力量，为地下党组织掌握学校自治会领导权作了大量工作。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协大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响应中共闽浙赣区党委的“城市工作为农村服务”、“为游击战争服务”的号召，先后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考验与锻炼，1947年3月底，林吉安瞒着家庭，征得党组织同意，赴古田隆德洋村，与该县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担任中共古田县委委员，参与领导区县革命斗争。

1947年4月，时逢春荒，国民党县政府却将稻谷以高价卖给商人，激起农民愤恨。县委因势利导，于5月初在邹岭乡岭里村，发动群众，破包分粮，举行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古田县当局。“岭里暴动”之后，林吉安随“古罗林人民游击大队”开展武装斗争。

1946年6月初，林吉安任中共古罗林中心县委委员。这期间，游击武装力量得到壮大，各乡党员人数不断增加。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对党员的管理教育，中心县委成立了党员干部工作队，林吉安兼任副队长。他作风扎实，克服环境生疏的困难，做细致的群众工作。他还在游击队员中表扬好人好事，大胆批评不良倾向。为了培养游击队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常利用各种集会进行革命乐观主义的宣传鼓动。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在行军中帮助病弱同志背枪枝弹药等，在他努力下队伍中的士气始终很高涨。

古（田）罗（源）林（森）一带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引起敌人恐慌，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四团以一个大队兵力向大田方向集结，中心县委决定兵分两路，避敌锋芒。林吉安奉命转移至宁德桃坑、华镜、九都、扶摇一带，负责恢复地方党组织及发展武装力量。经过艰苦的努力，恢复了桃坑、华境等20余个乡村党支部，党员队伍得到发展，乡、村农会相继成立，农民抗债，减租减息斗争彼伏此起。

1947年8月，林吉安升任中共宁德县委书记。10月，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五团进驻宁德，企图“围剿”桃花溪革命根据地，形势突变，1948年2月，中共闽东地委书记阮英平赴省委请示工作，行前，交代地、县委要培训一批农村武装骨干。于是，林吉安协助地委副书记阮依祺，抽调20余名地方干部和游击队员，集中宁德营州坑头山的树林中，搭起草棚，白手起家，开办培训班。正当林吉安埋头为党工作时，不幸福建党内发生“城工部事件”，同年5月，林吉安在南古瓯省委机关罹难，时年23岁。1956年省委为其平反昭雪，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陈世明  郑策）

（本文来源：1995年海风出版社出版《福州革命烈士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