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启权

《周礼》有关诵训、小史、外史的记述及郑玄注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历史典籍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只要拂去历史的尘埃和积垢，就不难看见它们至今仍然闪烁着熠熠的光辉。其中史与志是尤为珍贵的文化瑰宝。

史与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史为记事所宜，它反映历史的发展规律。志为述地、记人之书，主要是记载疆域、山川、人物、名胜、风土、人情及文物等。

史与志的渊源各有不同。从全国来看，史先于志，始见于《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方志则创始于汉代。但也有人认为古时之史即为志。清章学诚考证方志的渊源，认为“志”就是“史”。梁启超也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今有五千年。中国的史书，首先是《二十四史》。这是正史，是国家承认的史书。此外，还有杂史。杂史的形式很多，有的是正史的体例，有的是笔记的体例，还有的则是诗史或小说的体例，等等。

方志是记载方域性的书籍。它本身应列入地理范围，但它的性质却近于史，因为方志毕竟是以记载地方故实为主的。

中国方志的发展，大约可分为古代方志（周秦迄汉魏六朝隋唐时期）、宋元方志和明清方志等三个阶段。这三个时期的方志体例与记载内容有所不同。而福州虽志先于史，但因其文化发达相对较晚，福州的最早方志只从晋代开始，其分期则为晋唐宋元方志、明清方志和民国方志三个阶段。

福州史志的主要特点是：一、弘扬传统文化。福州二千二百多年的文明历史赖以保存。二、不断开拓创新。从整体来说，后来的史志往往比此前的史志体例逐步完善、资料逐步丰富、记述逐步细致。三、是非有所评判。史志对历史功过、事物发展、人物臧否都有论述，相对部分能够做到持论公正；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背伦理，乃至违反科学的记述和评价。

对方志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禹贡》《山海经》

 福州史志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自秦代以后，说地理的书兴起；魏晋时期记地之书渐多。六朝北齐和隋之间，已有图经。至唐代既有图经，又产生了一统志，即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元两代的郡邑方志，多是仿照唐《元和郡县图志》和宋《太平寰宇记》的体例，具备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公署、风俗、人物、艺文、灾异等门类。方志家认为《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现存最早的方志”。范文澜也说：《越绝书》《吴越春秋》两书，开方志之先例。接着，著名的方志就是《华阳国志》。福州在汉魏前未有史志，只是《尚书·禹贡》记九州的扬州；《山海经·海内南经》称：“闽在海中”。《逸周书·王会解》有“东越海蛤……其人玄贝”和“东越朝问于周”的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东越列传”，《汉书》“地理志”“闽粤王列传”都记述了闽越王无诸建闽越国、创冶城、都东冶的历史；《越绝书》《吴越春秋》也有无诸上祖世系的记载。《后汉书》还有福州与海外交通的历史叙述。《三国志·吴志》“贺齐、吕岱、种离牧传”有吴五次用兵入闽的描述。所有这些都为福州史志提供了文献资料，为福州史志奠定了基础。

一、晋唐宋元是福州史志的兴起、发展时期

福州志先于史，最早的方志于东晋创编，这时距《华阳国志》不到50年。它是晋安郡守陶夔撰的《闽中记》。西晋在统一全国后，于太康三年（282）从建安郡析出部分地，新置晋安郡。晋安郡辖地包括闽中、闽西和闽东沿海一带，下分原丰、侯官、罗江、宛平、温麻、晋安、同安、新罗等八县。郡治设在原丰县，就是今福州。据宋路振《九国志》记载：“晋永嘉二年（308），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入闽，其中相当部分定居在福州，致使晋安郡人口激增一倍以上。当时福州已成为福建的第一大城市。这就是东晋太元十九年（394）陶夔《闽中记》产生的历史背景。

从东晋至南宋，福州共编有四部《闽中记》。在陶夔《闽中记》的基础上，唐大中年间林谞也撰写了《闽中记》；到了北宋庆历年间林世程又有《重修闽中记》；南宋绍兴年间，还有张守修、曾师建撰的《闽中记》。

北宋初叶，福州地方史料记载大都采用《图经》的形式，到了《太平寰宇记》刊行后，才有志书之作。宋代开始由州县官主修州县志书；而且宋中叶州县官纂修的州县志，有不用州县真名，而用古地名或山川名的，淳熙《三山志》就属此例。宋元两代，福州修有两部《三山志》，即宋淳熙《三山志》和元致和《三山续志》。

这时，福州的杂史也先后出现。早在隋以前不著撰人的《瓯闽传》（1卷），佚；唐黄璞《闽川名士传》（3卷）；宋以前有《闽中实录》；宋陈傅《瓯冶拾遗》（1卷），佚。特别是南宋末郑思肖的《心史》（7卷）。此外，还有北宋蔡襄的《荔枝谱》和陈旸的《乐书》等。

全国于北齐和隋间始修《图经》，至唐朝《图经》已很普遍。唐朝的官吏十分熟悉《图经》，当时文人的诗文中常提及《图经》。韩愈《将到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云：“曲江山水由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据传，唐代福州也曾编写过几部《图经》，但均佚。宋朝，《图经》较多，有《福州旧经》（1册），佚，引文见《舆地纪胜》、弘治《八闽通志》；《福州图经》，佚，引文见《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祥符（福州）图经》，佚，引文见弘治《八闽通志》；还有宋元祐三年（1088）《长乐图经》袁正规修、林通撰。袁正规，字道辅，陵阳人，元祐三年知长乐县。林通，元祐间乡荐进士。袁正规《长乐图经》序曰：“长乐在十二邑中，地非沃壤，鱼盐之利岁上于公家者常居诸邑之最。其如物产之盛，山川之美，闻记遗落多矣。乃属邑人林通博采其事，为之图经；或有未完，以待好事者补之可也。宋元祐三年岁次戊辰。”所述可见一斑。

宋元时期，全国方志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福州各县的县志也开始兴起。有宋林亦之《玉融志》，黄锷《玉融志》，宋《福清县旧记》；有宋嘉定陶武修《连川志》，宋咸淳宋日隆修《连江志》，以及宋《罗川志》。还有元延祐李荣修《连江县志》，元致和《闽县记》和《怀安县旧记》等。

二、明清两代是福州史志的鼎盛时期

从全国来看，明清两代方志体裁虽渊源于宋志，而名目、品类群生，不仅规模巨大，数量空前，超出宋元志书数倍；而且，除大量疆域、区划范围的志书外，地方志的支流也品种繁多，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地方制度、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许多资料也都更接近原始记录。明代方志大都典核有法，资料较为丰富，把我国方志推向顶峰。清代方志广泛、持续，而且大多注重广搜博采，力求史料丰富；尤其形成了系统的方志理论，给后世修志留下无与伦比的珍贵财富。这时，福州的史志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省志优、府志多、县志全、杂史笔记广”的繁荣局面。

（一）省志

明弘治黄仲昭纂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万历年间何乔远纂《闽书》。万历十年（1582）王应山纂《闽大记》，万历十三年王世懋也编《闽部疏》，都带有全省志书的性质。

清朝，连修三部《福建通志》：郑开极纂康熙《福建通志》；谢道承纂乾隆《福建通志》；陈寿祺于道光年间重纂《福建通志》。

（二）府志

明代，修纂《福州府志》多部：正德五年（1510）叶溥修《福州府志》（40卷）。到了万历年间连纂府志三部：万历七年（1579）潘颐龙修《福州府志》（36卷）；万历三十年袁表撰《福州府志》（24卷）；万历四十一年俞政修《福州府志》（76卷）。崇祯年间，王永吉修《福州府志》（72卷）。还有万历四十年王应山撰《闽都记》（33卷）。

清代，又修一部府志，即乾隆十九年（1754）徐景熹修《福州府志》（76卷）；乾隆二十七年李拔又纂《福州府志艺文志补》（4卷）。

（三）县志

明代，最早是洪武年间马英修《玉融志》。接着，永乐年间修《长乐县志》，正统六年（1441）修《永福县志》；弘治七年（1494）王涣修《长乐县志》（11卷）；正德元年（1506）徐珪修《罗川志》；嘉靖十三年（1534）朱冕修《福清县志》（10卷）；嘉靖二十四年高相修《嘉靖罗川志》；嘉靖年间，福清郭万程还修《海坛志》（1卷）。万历年间同样出现县志热：万历二年（1574）修《长乐县志》（8卷）；万历四十年谢肇淛纂《永福县志》（6卷）；万历四十二年陈良谏修《罗源县志》（8卷）；万历四十七年王政新修《福清县志》（20卷）；万历年间，林燫、林材先后纂闽清邑志二部。崇祯十四年（1641）夏允彝修《长乐县志》（11卷）；崇祯十七年章简修《罗源志》（32卷）。据传，还有周坤纂的《玉融志》（10卷），王诚纂的《玉融志》（4卷）。

清代，顺治年间姜良性修《闽清纪略》；赵国琳修《连江县志》。清初，即非（释如一）撰《福清县志续略》；康熙十一年（1672）李传甲修《福清县志》（12卷）；康熙六十一年王楠修《罗源县志》；唐熙年间，郑霄、陈登、陈润连纂三部《连江县志》。乾隆五年（1740）戚弢言修《连江县志》（13卷）；乾隆七年姚循义修纂《闽清县志》（10卷）；乾隆十二年饶安鼎修《福清县志》（20卷）；乾隆十四年陈焱修《永福县志》（10卷）；乾隆二十八年贺世骏修《长乐县志》（10卷）；乾隆年间还有陈登龙撰《闽县侯官合志》。嘉庆十年（1805）李菶修《连江县志》（12卷）。道光九年（1829）卢凤棽修《新修罗源县志》（30卷）；道光年间刘训瑺撰《闽清地理四字浅言》（1卷）。同治八年（1869）彭光藻修《长乐县志》（20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宋廷模撰《平潭厅乡土纪略》；光绪三十二年郑祖庚纂《闽县乡土志》（8卷）和《侯官县乡土志》（8卷）。清代，郑伯涛还撰《长乐乡土教科书》。

综上所述，明代福州共修纂县志18部，其中：福清5部，长乐4部，罗源4部，永泰2部，闽清2部，平潭1部。到了清代，又进一步发展，共修纂县志22部，其中：连江6部，闽清3部，福清3部，长乐3部，罗源2部，平潭1部，永泰1部，闽侯3部。明清两代合计，福州共修纂县志40部，其中：福清8部，长乐7部，连江6部，罗源6部，永泰3部，闽清5部，平潭2部，闽侯3部。

（四）山水乡土志

同时，明清两代，福州各县还修山水乡土志23部。其中：山水志有《于山志》《雪峰志》《瑞岩山志》《方广岩志》《黄檗山志》《鼓山志》《长庆寺志》《乌石山志》等16部；乡土志有《海口特志》《洪塘小志》《螺江志》《梅花志》《尚干乡土志》等7部。

（五）史籍文献

明清两代，福州文人在全国史籍文献编辑中贡献突出。明永乐元年（1403），朱棣命解缙主编《文献大成》，至六年完成，改称《永乐大典》，共22877卷，12000册。经解缙推荐，永福王偁任副总裁；接着，侯官王褒也任副总裁，闽县王恭参编。清康熙四十年（1701），得第三皇子胤祉的支持，闽县陈梦雷独纲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历五年完成，共6编，32典，6117部，1万卷。侯官林佶及其妻张柔嘉也参编。

无独有偶，明代以来，福州杂史笔记的编纂也渐增多，有林瀚《隋唐两朝志传》，徐𤊹《榕阴新检》，陈鸣鹤《闽中考》《东越文苑》，谢肇淛《五杂俎》，还有屠本畯《闽中海错疏》，罗振常《福城乡进士题名记》等。

清代，编撰杂史笔记之风更盛，而且质量更高，品种更多，有陈寿祺《东越儒林后传》；陈世元《金薯传习录》，郭柏苍《闽产录异》《海错百一录》和《竹间十日话》；彭光斗《闽琐记》，周亮工《闽小记》，施鸿保《闽杂记》；陈云程《闽中摭闻》，郑杰《闽中录》，曾省《闽中揽胜集》；海外山人《榕城纪闻》，林正青《榕城旧闻》，陈学夔《榕城景物录》，林枫《榕城考古略》，王紫华《榕城名胜辑要》，林春溥《榕城要纂》。还有里人何求《闽都别记》，李桂玉、浣梅女史《榴花梦传奇》和魏秀仁《花月痕》等。

三、民国是福州史志的余劲时期

从全国来看，清代后期方志有所蜕变，及至民国出现起伏跌宕的态势，而福州史志的编修则余劲未歇。

（一）省志

民国时期，新修了一部有史以来篇幅最为浩瀚的省志，即沈瑜庆、陈衍编纂、陈衍主持的民国《福建通志》；而且，各县修纂县志的劲头也不弱，尤其是山水志延续，乡土志勃兴。

（二）县志

民国6年（1917）孟昭涵修、李驹纂《长乐县志》（30卷）；民国8年金章修、王绍沂纂《永泰县志》（12卷）；民国10年杨宗彩修、刘训瑺纂《闽清县志》（8卷）；民国11年曹刚修、邱景雍纂《连江县志》（34卷）；同年，黄履思修，林春澜、吴宝琪纂《平潭县志》（34卷）；民国22年欧阳英修、陈衍纂《闽侯县志》（106卷）；民国32年王令修纂《罗源县志》；还有两等学堂编《永泰乡土志》等共8部。

（三）山水志

民国5年（1916）何振岱撰《西湖志》（24卷）；民国6年修志局编《西湖宛在堂小志稿》（2卷）；民国11年施景深修《泉山沿革纪略》；民国18年郑拔驾编《新西湖》（1卷）；民国21年龚纶撰《寿山石谱》（4卷）；民国23年张俊勋撰《寿山石考》；民国24年郭白阳撰《鼓山揽胜》（8卷）；民国26年林焕章纂《青芝小志》；同年，陈子奋撰《寿山石小志》（2卷）；民国31年僧证亮编《西禅小记》（6卷）。民国时期，还有萨嘉榘编《鼓山艺文志（诗补）》（2卷）和《榕城九山纪要》（1卷）等，共12部。

（四）乡土志

民国6年（1917）李永选纂《长乐六里志》（12卷）；民国11年黄曾成撰《琴江志》（7卷）和《琴江续志》；民国16年砺坚编《琯江乡地理教科书》；同年，还编有《尚干乡土》；民国19年林宜恒编《海口续志》；民国22年陈鸿铨撰《义溪乡土志》；民国26年刘焘友撰《马江乡土志》；同年，林其蓉撰《闽江金山志》（12卷）；民国29年林翰西撰《尚干乡族风物志》；民国37年蔡人奇主纂《藤山志》；民国时期，林家溱撰《福州坊巷志》（抄本）等，共12部。

（五）杂史

陈文涛《闽话》（3卷），陈文涛《福州上下古今谈》（10卷）；民国21年（1932）郑拔驾《福州旅行指南》；民国23年郑宗楷《福州便览》（8卷）；民国26年（日）野上英一《福州考》；民国28年郭白阳《竹间续话》；还有郑贞文《闽贤事略初稿》、高拜石《古春风堂琐记》，等等。

福州史志的主要著作

一、四部《闽中记》

晋陶夔纂《闽中记》，东晋太元十九年（394）成书，是福州历史上第一部志书，隋代散佚。内容涉及当时晋安郡所辖原丰、侯官、罗江、宛平、温麻、晋安、同安、新罗等县的舆地、风俗、人文、旧事。著录见宋淳熙《三山志》梁克家序；轶文见金溪王氏（清王谟）《汉唐地理书抄》辑本。陶夔，东晋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生于官宦世家，太元十八、十九年任晋安郡太守，廉政爱民，关心文献，探访耆宿，搜罗旧闻，亲自核实，撰成《闽中记》。

唐林谞纂《闽中记》（10卷），宣宗大中五年（851）成书。这是闽都历史上第二部志书。著录见《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八闽通志·人物·文苑》、民国《福建通志·艺文》。轶文见金溪王氏《汉唐地理书抄》辑本。征引见王象之《舆地纪胜》4条：形势（地名长乐），景物（兰溪、金锁江、神光寺）。《大明一统志》2条：风俗（家庠序人诗书，产惧薄以勤羡用），山川（海鰌）。林谞，唐大中时，郡人，善属文，养高不仕，披掇异闻，作《闽中记》10卷，廉帅李贻孙（大和中任卫总持）重之。记中称永嘉之乱，中原世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

北宋林世程撰《重修闽中记》，庆历二年（1042）成书。其兄林世矩序。此书进一步记述地方建置、山川、物产、人物事迹及其他社会史料。《三山志》序称，已有“地理、山川、人士、物产之大概”。著录见《宋史·艺文志》、道光《福建通志》。征引见《舆地纪胜》3条：福州形胜（东带沧溟）、景物（白水江、钓龙台）。《大典辑本》2条：西湖、灵塔台。《八闽通志》5条：建置沿革（公署）、地理形胜、风俗、大川、古迹。轶文见蒲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

南宋张守修、郡人曾师建撰《闽中记》，绍兴四年（1134）成书。纪闽事，效荆楚、秦中，纪岁时、闾里、礼节，行乐尤悉。《三山志》《八闽通志》都有征引。

二、两部《三山志》

宋《三山志》（40卷），又称《长乐志》，淳熙九年（1182）成书，梁克家主修，梁克家、陈傅良纂。福州别称三山，故名。淳祐中，福建教授朱貔孙续《进士题名》附于卷30之后；后人析之，成为42卷，为现存福州地区最早的一部志书。全书记述范围包括福州及其周围地区。分9类：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士俗；103目。此志经作者广征博采地方文献资料，详加考订，删润而成。梁氏“上穷千载建创之始，中阅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闻见”。全书采摭丰富，体例详备，精简古雅，文笔流畅，可补正史之不足，历来称为名志。虽然清朱彝尊在《曝书亭集·跋》中议其附“山川”于“寺观”，未免失伦；但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三山志》的总评中则云：“其志主于纪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也。其所记十国之事，多有史籍所遗者，亦足资考证。”这还是很公允的。而且《三山志》记载福州所产荔枝的品种和产量，深入到农业经济方面，亦属新创。日本收藏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刊本，台湾收藏明崇祯十一年（1638）重刻本，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元致和元年（1328）《三山续志》（4卷），佚。此志增加当朝之史实，而且追溯事物的源流，如《地理类》《版籍类》。著录见明弘治《八闽通志·建置沿革》，又见正德《福州府志》林庭（木昂）序和《三山志》明万历林材序。征引见《八闽通志》的十几条：建置沿革、山川、坊市、桥梁、水利、职员、历官，公署、人物、古迹。

清乾隆《福州府志》

三、几部杂史

唐黄璞撰《闽川名士传》（3卷），佚，但诸多史籍略有记载。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云：“自唐高科举场，此州（指福州）才子登科者甚众，黄璞撰而为录。”《直斋书录解题七》称：“《闽川名士传》一卷，唐崇文馆校书郎黄璞，所记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郡斋读书志二》载：“《闽川名士传》三卷，唐黄璞撰。唐神龙以来，闽人知名于州者，效楚国先贤传为之。”

宋陈傅《瓯冶拾遗》1卷，佚。书中载：“果有荔枝，花有茉莉，天下所未尝有。”“长乐地产鱼蟹多于牛羊，葛枲溢于丝纩。”弥足珍贵。

南宋郑思肖《心史》，又称《铁函经》，全书共7卷：《咸淳集》（1卷）、《大义集》（1卷）、《中兴集》（2卷）、《久久书》（1卷）、《杂文》（1卷）、《略叙》（1卷）。诗文并举，陈叙南宋亡国之惨痛，为亲历实闻之史实。明曹学佺称：“则其为史也，非仅宋末元初之史也，乃天下万世之信史也。”梁启超也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郑思肖（1241—1318），原名少因，字忆翁，号所南，连江人。生于杭州，后随父徙居苏州。少入太学，宋亡后，不肯仕元，名其室曰“本穴世界”，意即“大宋世界”。平日坐卧必南向，不肯朝北，誓不与元人交往。作《寒菊》诗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画兰“多露根，不写坡地”，人问其故，答曰：“地为番人夺去。”终身不娶，漫游四方。后以77岁高龄病逝于苏州古刹。临终时嘱友人为制牌位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四、明清重点《福州府志》四部

明正德十五年（1520）《福州府志》（40卷）。正德初，由知府余祐倡修（余祐，字子积，鄱阳人）。当时从政家居的南京吏部、兵部尚书林瀚，致仕的南京户部尚书林泮，别驾林谨夫和名士周朝仕、李镕等参修，事未竣，林泮、林谨夫先后去世，遂中辍。数年后，新任知府叶溥继续主修，聘张孟敬、林炫等修纂，“开局钟山，按旧志，据新编，参之以闻见，五阅月而书成。”林庭（木昂）作序。此志述及福州所辖二州、九县事，分13纲：有地理、食货、封爵、官政、学校、选举、人物、祀典、宫室、祥异、文翰、杂志、外志，统42目。体备而博，是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福州府志。

明万历七年（1579）《福州府志》（36卷），潘颐龙修，林燫纂。此志对明代福州府所属的闽县、侯官、怀安、连江、古田、闽清、长乐、罗源、永福和福清等十邑的山川、疆域、乡行、古迹、水利、职员、历官、选举、名贤、寺院、时事、文苑、方伎等都列卷记述，比较详细地记载从汉到明的一千多年，福州及各县的官职设置、人员编制、历任职官姓名和籍贯、名宦良吏的政绩善举、先贤名达的学术思想以及文苑著作，等等；尤其珍贵的是附有福州府属郡县地形图22幅。林烃称这部府志“其文简，其事核，去取严而评骘当，颇为海内所称赞”。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福州府志》（76卷），喻政修，林烃、林材、谢肇淛、王宇等纂。此志虽说是在正德志和万历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但引用旧志的材料实只有十分之一，新增内容达十分之九。全书分10志：舆地、建置、祀典、兵戎、食货、官政、选举、人文、艺文、杂事，统67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诸方面，特别在《食货志》中增“矿石”“邮传”等新内容，在《人文志》中列“邪佞”一门，实属创新。史志界评其为明代志书中之佼佼者，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全帙。

清乾隆《福州府志》（76卷），徐景熹修，鲁曾煜纂，从乾隆十七年到十九年（1752—1754）撰成，分32门：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水利、乡都、津梁、田赋、学校、军制、海防、壇庙、寺观、古迹、公署、第宅园亭、冢墓、风俗、物产、封爵、职官、选举、名宦、人物、流寓、列女、释老、艺文、碑碣、祥异、外纪。此志分类明晰，记述周详，且备载海防资料，如风信、潮候、针经占验等，兼详开拓海禁与对外贸易，颇有时代特色，其下限也较靠近近代，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清乾隆《福州府志艺文志补》（4卷），李拔纂，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刻。

五、乡土文献二部

明《闽都记》（33卷），王应山纂。万历四十年（1612）成书。王应山初著《湖山纪胜》一书，从82岁起，继续进行实地考察，修订增补，终成《闽都记》。此书仿祝穆《方舆胜览》体例，记载福州府属九县和福宁州二县的胜概，以坊市为经，以山川、寺院、宅墓、古迹为纬，并胪载咏题以佐之。其所载宋、元、明几代人的诗咏，搜多遗佚；其事实也多郡府志所未详。谢肇淛称此书可以补淳熙《三山志》“详经制而略阛阓”之不足。其书先舆地，定方位，审源委，了如指掌，保存了大量福州地区社会、经济，以及历史、文化、风土、民情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可供考古者参考。

清《榕城考古略》（3卷），林枫编纂，成书于清道光年间。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曰城橹、坊巷、郊坰。陈衍称其“叙述有法，而采摭群书，附注征之，名人题咏亦录焉”。此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且由于成书年代较晚，接近实际，足资考证，备受后学欢迎，与《三山志》《闽都记》并列为宋、明、清三代闽都乡土文献的代表性著作。林枫（1788—1864），字芾庭，号退村居士，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人，其后两次入京应试，不第。从此悉心学业，通音韵，工诗，精岐黄，熟悉地方掌故。有《历代史纂略》《听秋山馆诗抄》等传世。

六、各县县志

（一）福清：创自宋亦之《玉融志》（4卷），林栗序（林栗，字黄中，福清人，宋绍兴进士）；继之，黄锷也撰《玉融志》一部。后来，又有一部宋《福清县旧记》，佚，明弘治《八闽通志》“地理”：郡名（福州府），引《福清县旧记》一条。林亦之（约1150—1191），字学可，福清人，学者称网山先生，《三山志》称为“文介先生”，年42岁。赵汝愚曾上其事迹举荐，未封而卒。林亦之所著初现方志理论端倪，曾论及“福清之南有玉融山，故称其为《玉融志》。”黄锷（南宋晚叶人），字忠甫，福清人，读书精博，不交世事，所著《玉融志》。明洪武年间，马英又纂一部《玉融志》。明嘉靖十三年（1534），朱冕修、林有年（寒谷）纂《福清县志》（10卷）。万历四十七年（1619），王政新修、叶向高纂《福清县志》（20卷），未付梓。明末清初，即非（释如一）在日本纂《福清县志续略》。清康熙十一年（1672），李传甲修，郭文祥、施起元纂《福清县志》（12卷）；而后，清乾隆十二年（1747），饶安鼎、邵应龙修，林昂、李修卿纂《福清县志》（20卷）。乾隆志较康熙志有所增补，隽永可诵，是现存较完整的一部《福清县志》。或云还有周坤纂《玉融志》（10卷）；王诚纂《玉融志》（4卷）。

（二）连江：宋嘉定八年（1215），陶武始修《连川志》（10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载：“《连川志》十卷，知连江县豫章陶武克之撰，时嘉定乙亥。”著录亦见《古今图书集成》。陶武，字克之，豫章（今南昌）人，嘉定六至八年知连江县。宋咸淳八年（1272），宋日隆修、黄岸等纂《连江县志》。宋日隆，字道大，眉山人，寓剑津，宋进士，咸淳五至八年知连江县。元延祐三年（1316），李荣修，唐士冠、陈长泰纂《连江县志》（13卷）。李荣，汶上人，元延祐三年知连江县。明嘉靖年间，唐桐修《连江志》。清顺治年间，赵国琳修《连江县志》。康熙年间，郑霄、陈登、陈润连纂三部《连江县志》。清乾隆五年（1740），戚弢言修、孙发曾纂《连江县志》（13卷）。清嘉庆十年（1804），李菶修、章朝栻纂《连江县志》（12卷）。民国11年（1922），曹刚修、邱景雍纂《连江县志》（36卷）。此志所录资料较全，概括了连江建县以来各代的社会史实，不失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

（三）罗源：宋始修《罗川志》，明佚。明正德元年（1506），徐珪修，郑渭、方思道纂《罗川志》（10卷）。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高相修纂《嘉靖罗川志》。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陈良谏修纂《罗源县志》（8卷）。明崇祯十七年（1644），章简修、徐延寿纂《罗源志》（32卷）。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王楠修、林乔蕃等纂《罗源县志》。清道光九年（1829），卢凤棽修、林春溥纂《新修罗源县志》（30卷）。此志记载罗源上溯五代、下迄清道光年间所发生的自然、社会等方面情况，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较丰富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民国32年（1943）王令又纂一部《罗源县志》（抄本）。

（四）长乐：宋元祐三年（1088），袁正规修、林通纂《长乐图经》，实即长乐县志之始。明永乐年间，始修长乐县志，姓氏年月均佚不存。明弘治十七年（1504），王涣修，刘则和、潘援纂《长乐县志》（11卷）。明万历二年（1574），蒋以忠、韩怀愚修，郑世威纂《长乐县志》（8卷）。明崇祯十四年（1641），夏允彝纂修《长乐县志》（11卷），较为完备。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贺世骏修、沈成国等纂《长乐县志》（10卷）。此志以明崇祯志为圭臬，而斟酌折衷，增“形势”“胜地”，改“经略”为“建置”，改“食货”为“田赋”，改“崇教”为“学校”，又删“存往”，增“杂志”，共10纲：有封域、建置、田赋、祀典、学校、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志，下统68目。清同治八年（1869），彭光藻、王家驹修，杨希闵、黄见三、陈赞纂《长乐县志》（20卷）。民国7年（1918）孟昭涵修、李驹纂《长乐县志》。

（五）永泰：始于明正统六年（1441）修《永福县志》，佚。明万历四十年（1612），唐学仁修、谢肇淛等纂《永福县志》（6卷）。清乾隆十四年（1749）陈焱修、俞荔等纂《永福县志》（10卷）。民国8年（1919），董秉清、金章修，王绍沂主纂《永泰县志》（12卷）。此志门类齐全，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较全面系统地记述永泰建县以来的人文、自然两大范畴的历史情况，受到省里表彰。

（六）闽清：明万历年间，林燫、林材先后纂修闽清邑志二部，均佚。清顺治年间，姜良性修纂《闽清志略》，佚。清乾隆七年（1742），姚循义修纂《闽清县志》（10卷）。民国10年（1921），杨宗彩修、刘训瑺纂《闽清县志》（8卷）。此志内容丰富，行文简洁，佐证详明，受到省里表彰。

（七）闽侯：元致和元年（1328），始纂《闽县记》，《大明一统志》七十四引其二条：福州府、风俗（民以鱼盐为生，君子内文）。同年，纂《怀安县旧记》，弘治《八闽通志》引其二条：地理、郡名，福州府怀安县（石岊）。清乾隆年间，陈登龙纂《闽县、侯官合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朱景星、胡之祯修，郑祖庚纂《闽县乡土志》（8卷）、《侯官县乡土志》（8卷）。民国22年（1933），欧阳英修、陈衍纂《闽侯县志》（106卷）。全志分49门类，80多万字，体例完备，资料丰富，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上自唐虞三代、下迄有清一代的二千多年闽侯的自然、历史、社会等各方面情况，尤其增添了“天文”“实业”“新学校”“巡警”“审判”等时代内容，算是一部闽侯的“百科全书”。

（八）平潭：明嘉靖年间，福清人郭万程撰《海坛记》（1卷），为平潭志的滥觞。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宋廷模纂《平潭厅乡土志略》。民国11年（1922），黄履思修，林春澜、吴宝琪纂《平潭县志》（34卷），是平潭县第一部较完整的县志。

福州史志学家

一、宋淳熙《三山志》修纂者梁克家

梁克家（1128—1187），字叔子，泉州晋江人。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廷试第一（状元），授平江佥判，后为秘书省正字，升著作郎，累迁中书舍人、给事中。乾道五年（1169），拜端明殿学士。翌年，升参知政事，后兼枢密院事。乾道八年改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淳熙元年（1178）知福州。过两年，复观文殿学士，仍知福州。政事余暇，约士人搜集材料，并亲自寻求断简零编，核对公牍，参以父老传闻，在陈傅良的协助下，历时三年多，纂成《三山志》（40卷），为福州现存第一部志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史称其文浑厚明白，自成一体。淳熙九年，梁克家奉召入京，任醴泉观使，复为右丞相，封仪国公，进郑国公。卒赠少师，谥“文靖”。

二、明《永乐大典》三编修

（一）王偁（1370—1415），字孟扬，号密斋，永福（今永泰）人，元末潮州总管王瀚之子。9岁丧父，寡母课读成才。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举人，入京师国子监。永乐初以翰林检讨，进讲经筵。正当此时，朱棣命解缙主编《文献大成》（后改称《永乐大典》），经解缙推荐，王偁任副总裁，对全国瀚如烟海的古籍做一次大整理，为保存古代文化作出突出贡献。永乐八年（1410）因解缙被陷入狱，王偁亦受株连，后卒于狱中。著有《虚舟集》5卷。王偁为人豪爽，学博才雄，工诗善书。其诗质朴清新，行草风追苏轼，是明初“闽中十才子”之一。

（二）王褒（？—1416），字中美，侯官（今福州）人。明洪武中，由国学生领应天府乡试，历瑞州、长沙两县学教授，迁永丰知县。永乐初，入京，参修《太祖实录》，升翰林修撰；后为《永乐大典》副总裁，又升汉王府纪膳。工诗文，著有《养静斋集》（王翰林诗），是明初“闽中十才子”之一。

（三）王恭（生活于明初），字安中，号皆山樵者，闽县（今福州）人。工诗，善吟，为明初“闽中十才子”之一。永乐四年（1406）经高棅推荐，60余岁入京，任翰林待诏，参修《永乐大典》，后升翰林典籍；书成，弃官归里。著有《白云樵唱集》《凤台清啸》和《草泽狂歌》等集。

三、濂江林氏三代五史志家

（一）林瀚（1434—1519），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今福州）人。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土，转编修，升修撰。弘治元年（1488），召修《宪宗实录》兼经筵讲官，晋国子祭酒，升礼部右侍郎。弘治十二年，任吏部侍郎，升南京吏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兼南京兵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正德初，参与修纂正德《福州府志》；晚年，编撰《隋唐两朝志传》。

（二）林庭㭿（1472—1541），字利瞻，林瀚次子，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兵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出为苏州知府。三年后，授云南布政司左参政。正德九年（1514），以父老请归侍养，为正德《福州府志》作序。嘉靖元年（1522），起任江西左参政，时编十三府志，即《江西通志》（37卷），他独总其纲。嘉靖三年，升任江西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转南京兵部右侍郎；入京为工部右侍郎。嘉靖十四年，升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三）林炫（1495—1545），字贞孚，号榕江，林瀚之孙，林庭㭿长子。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礼部主事，改南京兵部主事、礼部郎中。因忤帝意，落职家居，参修正德《福州府志》。

（四）林燫（1528—1584），字贞恒，又字对山，林瀚之孙，林庭机长子。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进检讨，升修撰，参与校录《永乐大典》，进国子监祭酒。隆庆元年（1567），授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万历元年（1573），升南京工部尚书，改南京礼部尚书。以父老侍养家居7年，卒赠太子太保，谧“文恪”。一生参修《承天大志》，主纂万历七年《福州府志》，又删定弘治《八闽通志》。

（五）林烃（1540—1616），字贞耀，号仲山，林瀚之孙，林庭机次子。明嘉靖四十年（1561）举人；翌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南京兵部郎中。万历元年（1573），知江西建昌府、太平郡；不久，升江西按察司副使，转广东布政司参政，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卿，晋北京刑部侍郎，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万历四十年，与林材、谢肇淛等舍纂万历四十一年《福州府志》（76卷）。

四、弘治《八闽通志》总纂黄仲昭

黄仲昭（1435—1508），名潜，号未轩，别号退岩居士，莆田人。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因疏讽朝廷耽于逸乐，受廷杖责，贬为湘潭知县。以后虽复起为南京大理寺评事、江西提学佥事，但因与时不合，又引疾乞归。仲昭从小熟读经史，回闽期间，应镇守太监陈道之聘，悉心编修方志。从成化二十一年（1485）至弘治二年（1489）五年间，住在福州于山九仙观东观，集中精力，广收福建各地志书，博考类萃，纂成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而且纂有《邵武府志》（15卷）、《兴化府志》（54卷）和《延平府志》。仲昭于方志编纂原则、方法颇有论述。主张发凡例，“大要以遵国法、及时弊为主”；认为志书所载当详其所应详，略其所应略。所述当谨严核实，不徒空言。并强调教化，认为“表彰先哲之典型，以风励后学，庶几于世道有所补”。因此，其所编志书着力于人物记述，对福建修志界有一定的影响。弘治《八闽通志）（87卷），陈道修、黄仲昭纂。此志分为地理、食货、封爵、秩官、公署、学校、选举、坛壝、祠庙、恤政、人物、宫室、寺观、丘墓、古迹、祥异、词翰、拾遗等18类、42目，以事分类，类下分目，层次分明，统属得法，载述也较完备；且下笔谨严，不为苟合之言，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而且为福建后世编纂地方志所本。

五、明后叶两位主要修志家

（一）王应山（1531—1621），字懋宣，号静轩，侯官县（今福州）人。幼承家学，博览群书，无意功名，以《春秋》一门教授于福州、建宁间，从学者甚众。壮年作远游，足迹遍历闽省诸郡，收集各地风物掌故，特别注意整理地方人物的事迹轶闻；举凡入志的大儒里居、山川形势要隘，以及风土民情、物产均经实地采访。明万历六年（1578），编成《闽大记》。万历四十年，又以82岁高龄，在《湖山纪胜》的基础上，纂成《闽都记》，并撰《全闽纪略》，为福州乃至福建留下富有价值的史料。《闽大记》（55卷），明王应山撰，万历六年成书，由其子王毓德（粹夫）编次，是记闽中大政大事之书，故曰“大记”。有闽纪、建置、吏治、选举、山川、风俗、食货、书籍、世家、寓贤、列传、杂传、仙释、伎艺、贡夷等类，除征引文献外，多系亲历见闻。全书偏重人物的记述，列传几占全书之半。

（二）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长乐人，随父居福州|。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推官、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员外郎。天启元年（1621），升广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博洽多闻，擅长诗文，为明晚期间派诗人代表。尤其一生致力方志事业，曾与徐𤊹重刻淳熙《三山志》，又于万历年间参修《福州府志》（76卷），主修《永福县志》（6卷），还修《晋安艺文志》（3卷）、《鼓山志》（8卷），以及《方广岩志》《太姥山志》《支提山志》等。所著《五杂姐》多记掌故风物，为明代一部有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天启初，纂《滇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别据有证，叙述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

六、《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编辑者陈梦雷

陈梦雷（1650—1741），字则震、省斋，号天一道人、松鹤老人，间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康熙十七年以耿精忠乱，受诬下狱。康熙二十一年，改滴戍沈阳。二十二年，纂《盛京通志》（32卷），二十四年，纂《承德县志》（26卷），后又纂《奉天通志》《海城县志》和《盖平县志》。三十七年，特恩释放，召回京师。次年，为康熙第三子胤祉侍读。四十年，开始编辑《古今图书集成》。四十四年完稿，共1万卷，32典、6109部，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编，目录40卷。该书收录宏富，以类相从，颇有条理，体例亦较完善，与以前类书相比有很大改进，是中国历史上采集最博、收罗最广、用途最大的一部类书。刊印后，受到很大好评。清张廷玉称：“自有书契以来，以一书贯串古今，包罗万有，未有如我朝《古今图书集成》者。”外国学者赞其为“康熙百科全书”。康熙六十一年，圣祖病逝，雍正即位，胤祉获罪，梦雷又受株连，发遣黑龙江，后病卒于戍所。《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辑权也被剥夺。

七、清代几位主要史志学家

（一）郑开极（1638—1717），字肇修，号几亭，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进康熙伴读。康熙八年（1669），典试云南，升左春坊左谕德，督学浙江。康熙十七年任满，辞官回乡。二十年，主纂《福建通志》，两年完成，世称《康熙志》，内容丰富，订正了《八闽通志》中的一些错误，并新设"外岛"一门。康熙《福建通志）,金鲸主修，郑开极、陈轼主寨，刊于康熙二十三年，是继明弘治《八间通志》后第一部以福建省名定名的省志。全书共64卷、28门，内容比《八闽通志》有较多增加，对山川、形势、户口徭役、赋税钱粮、土风民俗等都补充了大量史料，并核实前志某些疑误之处；特别是所设“外岛”一门，更为前志所无。

（二）黄任（1683—1768），字于萃、莘田，自号十砚翁，永福（今永泰）人。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举人，后七次进京会试不第。雍正二年（1724），参加知县考选，成绩优良，授广东四会知县。次年，兼摄高要县事。因生性狷介，为官清廉，受人所忌，三年后被劾去职。雍正九年，归居福州城内光禄坊早题巷，筑“香草斋”。乾隆间，助修《福州府志》，受托主修《鼓山志》，又应聘主纂《泉州府志》《永春州志》，力撰“名宦”“人物”二志，主张“非耳目见闻不足以征信，非乡邦推重不足以服人”。善书法，尤工诗，著有《秋江集）（香草笺），传入台湾，影响甚广。

（三）谢道承（1691—1741），字又绍，号古梅，别署种芋山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解元；翌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辞官还乡。雍正六年（1728），闽浙总督高其悼奉旨续修《福建通志》，聘其任总纂，设局于法海寺，历时九载，于乾隆二年（1737）成书。乾隆三年，应诏入京，授太子中允、侍读，迁国子监祭酒。后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兼国子监祭酒，卒于任土。道承工诗，学白居易；善书法，以褚体见长。著有《二梅亭集》《小兰陔诗集》等。乾隆《福建通志），郝玉麟主修，谢道承、刘敬与纂。共78卷，分38类，是清代第二部福建省志，世称《乾隆志》。此志记事翔实，内容比《康熙志》增十分之三，特别是在“外岛”一门，不仅增记台湾、澎湖及其它岛屿情况，而且记述琉球、苏禄（今属菲律宾）等与中国交往情况颇详，其所精绘52幅地图，远胜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绘图之资考镜，体例亦颇有当。”

（四）龚景瀚（1747—1802），字惟广、海峰，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进士，历靖远知县，中卫、循化同知，固原、邠州知州，庆阳、兰州知府等职，乾隆五十七年，署循化同知，见其地僻事简，掌故无多，遂博考史传，详稽卷档，集修《循化厅志》（8卷）。张维《陇右方志录》称之为明、清两代陇右方志中的良作。著有《澹静斋全集》。

（五）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介祥、苇仁，号左海、梅修、隐屏山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回里省亲，应浙江巡抚阮元之聘，编修《海塘志》。嘉庆九年起，出任广东、河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嘉庆十五年后，主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各10年。道光九年（1829），闽浙总督孙尔准开通志局，倡修《福建通志》，聘陈寿祺为总纂。他创立义例，并自撰《形势》《山川》二门和《儒林》《文苑》后传。道光十四年（1834），完成400卷。有星野、疆域、山川、城池、公署、坛庙、津梁、邮驿、水利、古迹、户口、田赋、仓储、蠲振、钱法、盐法、风俗、物产、典礼、学校、经籍、兵制、关隘、海防、封爵、职官、宦绩、选举，人物、列女、方外、寺观、杂录等34门。义例精确，考证切实，为时所重，人称《八闽通志》以后福建省志中的佳作。寿祺初治宋明理学，合专汉学，又以汉学治经，为清代经学名家。著作宏富，汇编为《左海全集》行世。

（六）林春溥（1775—1862），字主源，号鉴塘、纳溪，闽县（今福州市区）人。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学习满文，散馆考试钦取翻译第一，授编修。林则徐、郭尚先均师事之。嘉庆十一年，任功臣馆纂修，勘校《实录》。十二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宫。二十四年，任国史馆纂修，参修《一统志》。道光元年（1821），任文渊阁校理。十年，讲学浦城南埔书院、江西鹅湖书院。十四年，回福州主鳌峰书院19年。著有《古史纪年）（14卷）、《古史考年异同表）（3卷）、《战国纪年）（8卷）、《孔子世家补订》（1卷）、《孔子师弟年表）（2卷）、《孟子时事年表》（1卷）；还著有《榕城要纂》（2卷）。

（七）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少穆，号竢村老人，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入翰林院，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后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虎门销烟，声震天下。一生关心修志事业，曾收藏湖南、湖北、江苏、河南、山东、四川、福建、直隶、甘肃、广东、广西等省地方志共二百五十多部。清道光十二年（1832），主修《湖北通志》，聘俞正燮主纂。出任云贵总督时，为贵州《大定府志》作序，对方志理论多有阐发。他认为志书能广罗遗佚，殚洽见闻，而且可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具有资治的实用；主张资料采访要全面而周到，“宜精而确”，志书所载每事必有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力求朴实传信；对人物评价要公允正直，“胥视其人诚合于舆评之公，绝无以意为轩轾者”。

（八）郭柏苍（1815—1890），字蒹秋、青郎，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人，曾任县学训导。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河运，特别是福建的山川、风士、物产、人文、史迹等都深有探研。曾主编《乌石山志》，并深入沿海各地，搜集海产资源资料，著成《海错百一录》；还著有记载福建特产、动植物和矿产的《闽产录异》，辑录地方历史掌故的《竹间十日话》，记述当时省城水利的《三元沟始末》《福州浚湖事略》《闽会水利故》和《新港开塞论》等。

八、民国时期两位主要史志家

（一）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翌年，入京会试不第。先后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往上海沈瑜庆家教读，应湖南学政张亨嘉聘代批士子文卷。光绪二十四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任官报局总纂，与人合作《商业开化史》《商业博物志》等书。光绪二十九年，到武昌任府立师范学堂教授。不久，又任湖广官报局主笔。后随张之洞入京，任学部审定科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职。民国5年（1916）回福州，受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之聘，任福建通志局副主纂，实际主持编务。陈衍立定体例，广搜博采，《福建通志》于民国11年编就。其后，又编纂《闽侯县志》。陈衍善文能诗，是诗坛“同光体”的代表人物。民国《福建通志》，许世英、李厚基主修，沈瑜庆、陈衍主纂。总51卷，分610卷，统50门。此志卷帙浩瀚，记载详赡。首列通纪，根据历代正史及诸家著述涉及福建的，分年摭录在事，对全志起提纲掣领作用。将用人、行政、兵事、民事、巨狱归《通纪》，并分立户口、科举、职官、疆域等多志；新增版籍、海军、船政、外交等门，采访颇周；金石一门，搜集既富，考释又精；方言一门，分类条录，解释精详，成为研究福建方言的重要资料。而且所有入志资料，都一一标出所本；事有未明或杂说纷纭的，则同时并存，不妄加臆断。故全志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但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仍存前志之弊，如舆地有星野、人物有神仙；尤其下限只截至清末，民国大事一无所述，可见纂者泥古未化。

（二）林传甲（1877—1922），字奎腾，号葵云，闽县（今福州）人。幼孤，母课其读。及长，就学杭州西湖书院，博览群书，尤以经史、地理、文学见长，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器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乡试第一，后赴礼闱不第，经严复推荐为京师大学堂文学教授，编著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光绪三十四年，在黑龙江、湖南、湖北、北京、广西、内蒙等地兴办教育。民国6年（1917），见到日本所编支那省别地理陆续出版，中国地理学会发起编著《大中华地理志》，他出任总纂。先后编纂出版浙江、江苏、安徽、福建、京师、京兆、湖北、直隶、山东、湖南、吉林等地理志，及《大中华直隶省易县志》《察哈尔乡士志》等，还著有《福海归程记》《湖南驿信记》《黑龙江最新地图》等，被誉为“地学巨子”。对方志理论也多有阐发，力主方志实用，“使人观于山，宜思所以控制；观于水，宜知所以灌溉”。认为方志编纂应简而要，朴实传信，主张既要广罗有关文献资料，又应实地考察、采访，对中国地方志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文摘自：《福州史志》2016年第1期、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