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列强欺凌，要转弱为强，必须“师夷”，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在当时的洋务派官员看来，“夷”所恃的是坚船利炮和海军，中国必须学习船炮制造，创设海军，才能“夺其所恃”，与之对敌。船炮制造、海军建设都要有掌握这方面技能的人才。沈葆桢苦心经办船政学堂，正是为了培养这方面的技能人才。

沈葆桢

沈葆桢要求船政学堂学生对技术要精益求精，切实把技能学到手，为国家所用。船政学堂学制5年。通过5年的学习，学生掌握到的技能是有限的。这一方面由于入学学生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等于零，5年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要学外语，所学专业知识必然有限。另一方面，洋人来中国教习未必都是“上上之技”，恐有保留。所以，沈葆桢奏请选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赴英、法留学深造。“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必然收到事半功倍效果。他认为：“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乃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乃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学习造船技术的要“深究”造船方法和“推陈出新”之理，也就是说要有创新能力；学习驾驶轮船的，要“深究”驾驶方法和海军训练、作战战略战术。这是沈葆桢对船政学堂派出留学的学生提出的技能要求。三、五年后，留学者学成回国，则以船政学堂新一届优秀毕业生接续派出留学。“斯人才源源而来，朝廷不乏于用”。

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学习技艺、西学，自1872年开始。由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要员奏请派遣，得到清朝廷批准。沈葆桢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赴西方留学深造紧随其后。与前面派遣所不同的是，前面所派对象没有西学基础，后面所派已有西艺、西学基础。“已学有根柢，且兼谙手艺，即各厂之艺徒，已习手艺亦兼读过洋书。”所以，沈葆桢自信，这种留学，必能增长见识，“炼出全才”。

严复等船政留学生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学院门口合影

办学堂，请洋教习教授，是近代育才的新形式。派出留学，走出国门学习西艺、西学，可以说是近代学堂教育的延伸，同样是育才的新形式。这种育才形式所培育的人才，不仅要懂四书五经，更突出的是掌握实用技能。这是崭新的一代人才——中国近代化所需要的人才。这种人才的产生正是沈葆桢等洋务官员对技艺人才的呼唤、对技艺人才的加意培养的结果。

为激励知识分子学习技艺，掌握实用技能，沈葆桢奏请“变通”科举。“变通”之一，他于光绪五年（1879）的奏折中建议武科停止考试弓箭刀石，改试洋枪洋炮，“使所习即所用”。“变通”之二，他于同治年间会同闽浙总督英桂奏请设算学特科，选拔有技能的人才。他说：“诗赋实非经世急需，似宜节豪杰有用之精神，使专于所问。”“倘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矣。”当时人普遍认为，制造机器、火器等技术，“无不由度数而生”，所以，讲求技艺，首先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这两条“变通”科举的提议都没有被清朝廷采纳。设算学特科的奏请，“部臣因无人可以阅卷议驳”。清朝廷直至20多年后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谕令停止武科考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才宣布废除科举考试。这反映沈葆桢等对科举的可贵反思，成为近代要求变革科举制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