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收到一封信，内容是有关部门向他征求对古籍工作的建议。近些年，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校经处，江曦、李振聚、马清源、薛林浩、王晓静、刘尚等几十位同学在杜泽逊的带领下，日复一日地编纂着《十三经注疏汇校》。同学们纷纷发表感想，古籍数字化，是身处古籍整理第一线的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当下信息技术突飞猛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寻常可见，但对于这些文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来说，他们苦苦期待的，不是那些高科技，而只是最基本的数字化——实现古籍在线阅览、全文检索“自由”。

力度不足，看书不易

　　整理研究古籍，先要看到古籍。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线上阅览是阅读古籍最便捷、最实用的方式。

　　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超过3.3万部的古籍影像；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已发布3000多种、15亿字的点校本古籍；爱如生公司的“中国基本古籍库”收书1万种，既有可供检索的全文，又提供古籍原版图像……这些古籍数据库，已经成为很多文史研究者须臾不可分离的助手，极大缓解了读者阅览古籍的难题。

　　然而，现有古籍数据库所收入的古籍，并不能完全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据统计，全国尚有40万个版本的古籍没有实现数字化。

　　如果无法在线上阅览古籍，学者就会退而求其次，去查找是否有影印版。影印古籍虽然部分解决了看书难的问题，但有些丛书体量庞大、定价高昂，学生、老师无力购买。图书馆即使能买得起，也不一定能放得下。去年，江曦到一家图书馆查阅《四库提要著录丛书》，这套定价近百万元、共1200册的大书，因为图书馆书架空间的限制，迟迟没能上架供读者借阅。

　　如果某部古籍既无法线上阅览，又找不到影印版，学者就不得不跑到收藏那部古籍的图书馆。这种到馆阅览的方式，对读者来说，既不方便，成本又高。

　　其实，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清楚我国古籍数字化的难点所在：存藏数量大，分散于各地各机构，数字化的技术难度虽然不高，但实际操作时遇到的困难不少。

　　“许多大图书馆古籍数量庞大，汗牛充栋，而数字化的人力、财力、技术力量投入相对较小，亟待相关部门出台古籍数字化的监督检查考评制度。”杜泽逊注意到，一些古籍收藏单位爱惜珍贵资源，一些古籍收藏单位的专家希望将独家所有的资料首先供自己单位研究发表，所以不情愿把稀缺古籍公之于众，这是稀缺古籍资源数字化进展不快的重要原因，“在这些藏书机构，即使有了数字化成果，公开程度也很低，投放给读者的数量不够多，公开的程度不够大。这就亟待上级主管部门出台合乎实际的规定，激励古籍收藏单位开展古籍数字化并将其向公众开放”。

力量分散，找书不便

　　每日往来穿梭于各种类型的古籍数据库中，同学们熟悉它们的特色，也了解它们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不同机构，古籍数据库的经费来源不同、建设标准不同、建设目标不同，很难形成合作关系。

　　刘尚建议，可以从国家层面建设一个全国性古籍数字化检索系统，读者只需要登录这个系统，就可查找、使用所有的数字化资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将各地馆藏古籍的高清扫描影像汇集起来，建立国家数字化古籍数据总库，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资源共享，避免同一部古籍被重复扫描、制作、上传。马清源则提出，有关部门应牵头制定古籍数字化技术标准，对扫描图书信息的完整性、图像文件大小、水印大小、分辨率、图像格式、颜色、位深等进行规范，以改变各藏书机构各行其是的状态。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杜泽逊说，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高校图书馆系统、国家文物局等都建立了古籍数字化平台，但是由于收藏单位存在保守观念，资源上传总量还不够大，亟待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公共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建设的规定。

　　“古籍收藏单位、古籍整理专家、古籍出版单位、古籍数字化开发者，各有自己的立场和合法权益。如果我们继续各维其权，则作为古籍整理工作末端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将无法开展有效的工作。”对于同学们的种种遭遇，杜泽逊深有感触，他呼吁，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既维护古籍收藏者、鉴定者、整理者、出版者的权益，也要最大限度打开古籍数字化的通道，“只有这样，古籍数字化成果才能真正公开化、全民化、公有化。否则，动辄侵权，如何能够顺利开发，顺利公开化呢？”

　　杜泽逊认为，无论古籍整理，还是古籍数字化，都必须首先从制度上理顺关系，只有花大力气使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走上科学的、健康的、快速的发展之路，才能真正做到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丰富的古籍资源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发挥源头活水的作用。（本报记者 杜羽）

　　《光明日报》（2020年06月10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