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搞好新中国史编撰的关键

——评《新中国70年》

朱佳木

　　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审定，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出版发行的《新中国70年》，是一部贯通描述新中国70年历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史书，也是一部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论述精神的新中国史书。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里，有许多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其中区别最为显著的两个时期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分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如何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当代史学界乃至理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与如何看待新中国史紧密相连，也与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相连。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凡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人，必然要么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要么否定改革开放；而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社会主义”的人，也必然会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因此，能否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能否搞好新中国史编撰的一个关键问题。

　　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就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用最清晰的语言对如何看待上述问题给予了最明确的回答。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111—112页。）这一论述深刻阐释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为新中国史编研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我之所以说《新中国70年》一书认真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论述精神，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也是妥当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章节布局上，将改革开放前的几个犯错误时期和基本正确时期合在一起，都放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一章之中

　　以往出版的新中国史书，一般都是把改革开放前几个犯错误时期单独设置章节，如把“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作为独立章节，或把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与十年“文化大革命”作为两个并列章节，等等。如果说这样设置章节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在新中国历史仅有30多年的情况下尚属合理和恰当的话，那么，当新中国历史已经延续了六七十年之久，再这样设置就不那么合理和恰当了。因为，对章节的这种设置方法既没有正确反映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本质，也不利于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全面认识新中国的历史，从而树立起社会主义的历史自信。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形成了灾难性后果。但就其本质来说，它们都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只不过是不成功的探索，甚至是失败的探索罢了。比如，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的制度。这些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又是什么呢？它们之所以犯了错误、导致失败，既有主观上急于求成、骄傲自满、脱离实际、个人专断等原因，也有客观上缺乏经验，甚至被野心家、阴谋家等所利用的问题。我们还要看到，“大跃进”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文化大革命”更是长达十年，在那段时间里，除了有错误的政治运动之外，还有广大干部群众在各个领域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之外，也在国民经济领域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具有长远效益的成就，在国防、科技、外交等领域还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这些成就和进展都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对于上述事实，国史书如何在章节布局上加以体现，是国史工作者在新中国进入到第70个年头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新中国70年》一书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都纳入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这一章，并把“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合在一起作为其中一节，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从而体现了正确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精神。

　　二、在编撰内容上，将犯错误时期的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使二者相互混淆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他的这句警世名言已被大量历史事实所验证。社会主义的敌人用这个办法搞垮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后，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中国，要西化分化中国，所用的一个办法同样是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而其中一个手段就是把我国改革开放前犯错误时期的错误与整个时期加以混淆。例如，说到“大跃进”，只讲那个时期违反科学规律的蛮干和人民生活的普遍困难；说到“文化大革命”，只讲那个时期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我们过去一些关于新中国历史的书籍，在讲到改革开放前那几个犯错误时期时，也只注重其中的错误，淡化其中的成绩和成就，而且一度形成一种舆论氛围，谁要是讲那几个时期的成绩和成就，谁就要被扣上“左”的帽子。要知道，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总共不过29年，这几个犯错误时期加在一起已占了其中几乎一半时间；如果再渲染那些年政治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这样的国史书势必会给人一种改革开放前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印象。把这样的国史书拿给读者，甚至作为大中学校的教科书，怎么可能让人了解新中国70年伟大飞跃的光辉历程、跨越发展的伟大奇迹、历史变革的宝贵经验呢？又怎么可能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培育爱国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的历史自信呢？

　　为了接受苏联和苏共由于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自身历史，导致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偌大一个国家分崩离析的前车之鉴，国史工作者就必须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之道而行之，做到“护己之国，必先卫其史”，将犯错误时期的错误与犯错误时期加以区别。在这方面，《新中国70年》一书也是做出了有益尝试的。例如，在叙述“大跃进”运动时，用相当多的笔墨介绍了那三年水利建设上的成就，指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国大型水库中的2/3是在这3年开工建设的”。另外，书中还特别提到那个时期建成的北京“十大建筑”，说它们“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新中国70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再如，书中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取得的成就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说到过去已见于文件、书籍的一些成就，如第一颗氢弹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及返回式卫星发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培育成功等，还说到过去不大提及的三线建设、秦山核电站建设、1973年环境保护工作方针的制定、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制、抗疟药青蒿素提取等；不仅说到经济、外交、军事战线的成绩，还强调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和文艺政策的调整，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和赤脚医生的普及，等等；不仅说到林彪、“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捣乱、破坏，还突出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科研人员对他们的抵制。尤其是书中用了相对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周恩来、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围绕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同“四人帮”展开的斗争和取得的胜利，从而彰显那段历史中积极的光明的方面。这样书写犯错误时期的历史，既有助于人们吸取教训，又有益于人们看到历史的主流，对于读者全面认识新中国的历史、树立历史的自信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在书写行文上，注意将改革开放前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彼此呼应，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在讲新中国历史时，不但刻意回避改革开放前的成就，而且制造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舆论，似乎肯定和宣传改革开放前的成就就是在贬低和否定改革开放。针对这种舆论，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没有1949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为了把这一论述精神贯彻到新中国史的编撰中，《新中国70年》一书不惜笔墨，在陈述改革开放前历史所积累的重要思想、物质基础、制度保证和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同时，注意点明它们与改革开放后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

　　例如，书中在记述中共八大做出的关于把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国家主要任务的同时写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坚持这个基本论断，建设就成功，否则就遭受挫折”；在评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开创性意义的同时写道：这一文献“实际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至今仍然是我们处理国家、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性文献”；在称赞“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初步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的同时写道：它“为其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在讲到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村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时写道：这虽然在当时没有能坚持下去，但“为1978年以后推广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积累了实践经验”；在记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80年代初结束的三线建设成就的同时写道：“这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优先发展东部外向型经济战略提供了充盈的物资、能源、动力支持”，“为国家安全提供了长久可靠的保障”，“也为改革开放时期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解除了后顾之忧”；在评论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战线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在记述20世纪50—60年代文艺方面涌现的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的同时写道：“这些作品至今仍被人们喜爱”；在论述1962年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同时写道：“尽管后来在执行中出现过反复，但它始终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指导方针”；在评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外交突破对改善中国外部环境意义的同时写道：它们“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70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版，第79、81、86、97、104—105、109、111、114、127—128页。）等等。这样行文，显然有助于读者认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积累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如何看待和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与政权安危紧密相关的现实性很强的政治问题。这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历史可以得到证明，从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更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他还说：“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114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新中国70年》是一部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编撰指导思想的新中国史书。当然，这并不是说它就很完美了，没有缺陷了。我只是说，作为记述新中国历史的史书，这样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在方向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