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焕

王伯秋和孙婉

谈及长乐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无疑绕不开王伯秋主政长乐时的那段时光（1934.8—1937）。至今，王氏主修的塔山公园、中山堂等历史实物，仍在见证着长乐不断向前发展的欣欣前景。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其主要实施者王伯秋本人的思想究竟对他的主政措施与政治实践起到了多大作用，而其思想与其人生阅历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和因果，这些，作为始终受惠于王伯秋善政的长乐人，是有必要予以探究挖掘的。 

王伯秋（1883—1944），字纯焘，湖南湘乡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专供政法，自幼便胸怀大志，抱救国救民之理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制革命浪潮之中，并在人才辈出、群英荟萃的革命阵营中凭借着自身出色的人格魅力与过人的卓越才干而脱颖而出，同孙中山的爱女孙婉结下了金玉良缘，这一切的一切，就知人论世的层面而言，我们都必须从他的家世及其成长受教育受影响的大环境、大背景谈起。 

见微知著，当我们从细节出发，以小见大地感悟王伯秋人生之起点时便会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他这一生的行进轨迹与生命脉络的前因后果。古人云，修身第一，齐家为要，王伯秋的家室渊源首先就决定了他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底蕴。其父曾任台湾基隆镇总兵、淮北水军统领,诰封“建威将军”。在清代，“建威将军”为武阶第一级正一品武官称号，一般授予奉旨出征的大将军、拥有公爵以上爵位的正一品武官，兵部尚书及统辖一省官兵的提督、驻防将军、都统等从一品武官，都只能授从一品振威将军军衔，除非其立有特殊军功（《清史稿·卷110·选举志五·封荫》）。由此来看，“建威将军”之地位，可见一斑。 

晚清万事凋敝，庚子之后，青年留学生赴日留学几成潮流，朝廷在内忧外患之下被迫行之的“新政”之举，却直接触发了帝国内部传统势力解体速度的加剧。当貌似强大的自然经济政治代表——顽固派在八国联军的屠刀下被杀戮殆尽之后，举国上下，革新与守旧已基本不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命题，而区别只在于方式方法了。慈禧太后无可奈何地诏告：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兜兜转转，政策的轨道依旧回到了戊戌叛逆康梁所既定的规划之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渗入帝国的几乎每一寸有利可图的肌肤，庞大的金融买办阶层和在刺激与夹缝中自生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均为了自身群体的阶级利益而将矛头指向了食古不化的一切。于是，自1840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剧烈自我革命在帝国剧烈上演了起来，一向以忠君为自我标榜的士大夫集团也学会让割据独立合法化（东南互保），一如既往的中体西用也渐渐随着裱糊匠们（曾胡左李）的溘然长逝而没了市场。一道诏书，千年科举体系崩溃；一纸令下，立宪喧嚣尘上。清政府已然给大家上演过拒斥文明与改革的戏码，而今，却不得不迎头赶上，以与革命党人争夺合法性。但此时此刻，朝廷早已颜面尽失，论进步，执政的镇压过变法的满人利益集团已然在底层民众心中丧失了基本的合法性，而朝廷迫于形势地改革，却进一步触发了朝廷内部原本拥护朝廷的传统人士的不满。 

王伯秋正是在这样的风萧水寒的时代踏上了赴日的轮船。他家受到过清廷的恩遇，他本人也深受清廷浙江武备学堂的培养，可讽刺的是，正是这清廷用以自救的西式学堂的教学方式不可避免地将一股脑儿的叛逆思维灌进了王伯秋的脑海之中。就中国传统人生观而言，王伯秋有家庭荫庇，又已经由父母之命结了婚，在清廷统治下已经是小康之福得享了。但他接受的教育和他男儿的血气方刚却让他无法麻木地重复父亲的道理。面对当过基隆总兵的父亲，台湾沦陷的切肤之痛恐怕让王伯秋比一般国人更加感触深刻。也因此，在前往日本的路途上，王伯秋的心情，也就比一般国人更加复杂。 

王伯秋和孙婉王伯秋的爱情与婚姻是分开的。这绝非他个人的选择，更多的只怕是时代的宿命。遇到孙婉的时候，我想王伯秋是惊艳的。在那个传统氛围禁锢着的“小家”，他名义上的妻子能给他的，至多不过是封建妇女被迫做到的夫唱妇随而已。但孙婉，这个革命家的女儿，天生与封建势力站在对立面，浑身上下写满自由与独立。如此之气息，如此之感受，作为一个从旧家庭走出的王伯秋，不可能不动容，也很难自持，尤其是，在孙婉不由自主地开始欣赏起自己的才学之时。 

时代局限下，我们不应用今人的价值观苛求当时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近代人，固然王伯秋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现代社会，但他毕竟是在一个封建社会长大的男人。 

所以，这就注定了孙中山的愤怒，也注定了孙婉的被遗弃，更注定了王伯秋的这场刻骨铭心之恋成了一场镜花水月。 

史料并没有记载太多王伯秋本人对这段感情的看法，但人总归是感情动物，且看王伯秋在这之后的活动。与孙婉彻底分开后，王伯秋选择了阶段性的远离政坛，他专注于教育事业，断然拒绝了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任职邀请，而是和李大钊等社会名流共同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 

在凤毛麟角的王伯秋史料中，笔者偶然发现了1930年春出版的民国杂志《教育与职业》第109期的一段小记载：社员王伯秋君，近任无锡市政筹备处参事。《教育与职业》，是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是近代中国宣传和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专业期刊，是职业教育界历史最长、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也为同期世界职业教育出版史所罕见的期刊。在1917—1949年的32年时间里，黄炎培、陶行知、陆费逵、顾树森、蒋梦麟、江问渔、杨卫玉、钟道赞、邹韬奋、秦翰才、潘文安、王志莘、何清儒、郑文汉等一批知识精英，以《教育与职业》杂志为平台，留下许多关于职业教育的智慧结晶和研究心得，以及大量的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理论，使职业教育成为当时一股重要的社会潮流。该杂志始终遵循“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鼓吹教育与职业之联络”的宗旨，宣传、研究职业教育，提高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理解，推动了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了近代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处资料告诉我们两个结论：一、王伯秋倾心教育是真正的实践救国而非只是起草些宣言或当当教师而已，王伯秋亲身参与了《教育与杂志》在文化运动中的方方面面。二、王伯秋的简历理当得到充实，在王伯秋儿子王弘之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王伯秋曾在无锡任职的记载（见沈飞德《被遗忘的孙中山女婿王伯秋》，《档案与史学》1997.12）。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看法。王伯秋少年时历经离乱，目睹山河破碎，心中自有一股“救亡”的冲动，但在与孙婉的纠葛周旋中，他又渐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国情的复杂性，并不是简单的革命激情和政治口号就能解决的，在和孙婉分开后，他势必对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反思。所谓“好人政府”的主张，究其本质，就是要对民国时期混乱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改造，更多地主张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试图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调和阶级矛盾，用单纯的道德口号解决社会问题。这固然在今天看来是纯然的空想，但也不失为是王伯秋人生坎坷之下愈加强化的理想主义情结。因为他见多了剧烈冲击的惨痛，更是因为互不妥协的针锋相对而失去了一生的挚爱（孙婉），这就让人不难理解他心中的某些执念了。 

也因此，在国内最终无法跻身高层的现实中，王伯秋会决定把长乐这小小的一亩三分地当做自己一辈子政治理想的试验田，而后，推出了让长乐人怀念至今的“模范建设”。 

回首历史，王伯秋成全了长乐，长乐又何尝不是成全了王伯秋呢？前者让后者享受到幸福，后者则将自己提供出来，配合了前者胸臆满怀的宏图大志。 

（作者单位：长乐区营前街道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