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史上，“江南”是一个与经济富庶、风景优美、人文荟萃等品质相联系的文化符号。在中国的各种区域性竞争里，“赛江南”“胜江南”种种赞美总是把“江南”作为最高水平的基准线。如果着眼于全球性的比较，江南也一样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21世纪初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18世纪以前世界多元但没有一个经济中心的理论。他认为，在工业化革命到来之前，古老的中国文明使西方并不具备对世界的支配地位。他的依据，正是来自于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之经济对比。

　　何处是江南？作为文化符号的江南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的都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多少中国人能够准确地寻找到彭慕兰论证的1800年前的江南？新近整理出版的乾隆《江南通志》，应该是帮助我们寻找历史记忆里的江南最为合适的典籍文本。

　　江南在何处？《史记》以来，“江南”一词就因应长江流域的开发而出现。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下游的环太湖流域成为自然地理意义上江南的核心区域，白居易的《忆江南》因此会将后世誉为“人间天堂”的苏、杭各写一阕，总领江浙。事实上，古代行政地理中的江南，并不以长江划界，也并不包括杭嘉湖平原的浙江，而是根据人类社会活动的需要，以淮河、长江流入东海的江南、江淮、淮北三个板块为“江南”组成部分，这就是范璨在《江南通志序》中所描述的“东环沧海，西茹长江，北倚河淮，南俯震泽”。元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占领南京，置“江南行中书省”，是上述“江南”同属于一个行政区的开始。清代延续“江南省”的建置，而因区域广大，分为江苏、安徽两个布政使管辖；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又从江苏分离出上海特别市，形成了“江南”行政区域对应于今天的江苏、安徽和上海两省一市的建置情形。

　　江南地方史志是我们寻找江南文化记忆的重要文本。相比较于其他省区，江南地区虽然有丰富的郡县方志，一省通志却寥寥可数。乾隆以前，仅有明代《南畿志》和康熙《江南通志》传世，而前者限于时代，后者成书仓促，都不能像乾隆元年（1736）成书的《江南通志》那样历时五年、汇集乾隆元年以往史料，修纂成205卷、600余万字的皇皇巨制。其时正值“康乾盛世”的鼎盛之期，乾嘉朴学盛行东南学界，该书以严谨的体例和周密的考订，成为进入中国近代史之前的江南通省集大成的经典之作。

　　其后因为江苏、安徽、上海的行政分离逐渐增强，不再有包含“江南”地域的通志出现。安徽一省有清道光、光绪《安徽通志》和民国《安徽通志稿》；江苏一省（包含上海）则直到民国年间才有《江苏备志稿》和《江苏通志稿》的修纂，且均为未能完成的定稿。它们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江南”概念，而仅仅是江南的部分拼图。从这样的地域涵盖上来说，乾隆《江南通志》又是最后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江南通志”。

　　作为省志的经典，乾隆《江南通志》由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修，前翰林院编修黄之隽等纂。黄之隽曾任翰林编修、福建学政、太子中允，也曾参与修《明史》和《浙江通志》。雍正年间，他以老成之年从事《江南通志》的编纂工作，自然有学问精审和识见闳深。该书采用纲目体，分设“舆地”“河渠”“食货”“学校”等十志，下又列68门，如凡例所言“志仿史例”，是以正史的纂述为地方通志的体例，因此对方志在编纂理念和体例方式等方面的许多陋习作了改正，如其凡例称“古迹非仅供博览，实为论世考地之资”“江南古称泽国……河淮、大江，由之入海，运河自南而北，蜿蜒其中，各次第之，较旧志加详”“江南财赋重地……爰于田赋、户口、徭役、蠲赈，记载惟详”等，都将编纂内容的学术和经世价值置于渲染风物的陈词之上，一新方志的面目。即使如《艺文志》部分，也取齐《汉书·艺文志》，在这里读不到“博采诗文”的方志特色，却是目录学的文艺指南，如其凡例所言：“有关地方利弊及考订古今兴废者，则附入各门。至题咏之作，概阙而不录。”取舍之间，都以保存历史文献为本。即使如卷首的“诏谕”，从制度史的角度，也不可忽略，它是集权制社会地方制度建设的重要依据。《南巡笔记》和系列诗文尤其真实反映了康熙自身对于下江南的感受，对于我们研究康乾南巡的历史，是不可忽略的史料。

尊经阁藏《江南通志》

　　因此，从文献的角度来看乾隆《江南通志》，它也许不是一个有趣的“江南读本”，却是一个经过精心制作的江南数据库，任何对于江南的理解和发挥，都需要从中取资。站立在乾隆元年这样一个古代中国的鼎盛时期，乾隆《江南通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终极版的古典江南的百科全书。

　　乾隆《江南通志》于雍正九年（1731）开局编纂，乾隆元年刊刻成书，不久之后有锓修本传世；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开馆，《江南通志》也作为江苏进呈图书之一，被抄入《四库全书》。以上各种刊本之后多有影印传世，并且随着各地图书馆数据库建设的上线，似乎化身千万，取资甚便。事实上，这部“盛世”的志书恰恰又遭遇清代“文字狱”最严酷的时代，看起来比较客观地记录地方风物的方志图书，因为涉及明清之际江南文人中的种种“违碍”，版本之间也发生了种种变异，成为因政治因素干扰而在最短时间内改动最大的图书典型。因此，打算从《江南通志》获得真实的史料，反而可能因为使用版本的不当而发生歧义，留下求真不能的遗憾。

《江南通志》亮相第十届江苏书展

　　程章灿先生任主编、张乃格先生任执行主编的乾隆《江南通志》整理本，由凤凰出版社于2019年11月出版，作为这部方志第一次的点校成果，为我们利用《江南通志》提供了一个完善的读本，同时也在方志整理的体式上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整理本《江南通志》排版疏朗，其中引文、小字夹注等另用字体区分，这些物理性质的排版特点，是凤凰出版社一贯的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在整理观念上，整理者以乾隆元年刻本为底本，提供了一个通过校勘后择善而从的《江南通志》读本。其中有在体例、格式、文字上的错误，均据后来的版本进行对校而予以更正；因为避讳造成的改字，也一一回改并作出标记。在具体的数据和名称方面，还参校相关府州县志，予以更正讹夺、缺失，使得整部方志在初刻本上的错误都得到纠正。有些错误，在一般的古籍整理中本可一仍其旧，而整理者却从典籍中比勘校正，免除了以讹传讹。

　　作者还将领衔纂修者黄之隽的生平资料以及在其文集中有关《江南通志》的纂修意见附录在书后，使读者对于通志的编纂理念和修志过程得到进一步的参考。在与其所论纂修内容相关的通志正文下，整理者还引文出校，体现了黄之隽忠于时代的编纂态度以及让读者对于比较生疏的“怀宗”为崇祯皇帝的知识有所了解。因此，乾隆《江南通志》整理本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它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完善的读本。

《江南通志》中江南全省形势舆图

　　整理本《江南通志》在古籍整理方面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乾隆元年刻本为底本，并以锓修本、《四库全书》本为参校，第一次汇总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资比勘诸本异同的方志整理范本。

　　因为文字狱而造成的避讳，是《江南通志》各本存在歧义最大的原因，整理者在这方面出具了完整的校记内容，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四库全书》本在文字狱禁锢下的重点删除对象。

　　事实上，文字狱的避讳在乾隆元年的底本里也存在，《江南通志》的编纂者起初就不惜删改原文而确保图书通过审查的初衷。只是随着文字狱的升级，后来的改动也不断增加，版本变化渐行渐远。

　　《四库全书》作为《江南通志》最后的一个版本，馆臣也做了不少完善图书的工作，整理者都在校记里留下了“据《四库》本改”或“补”的文字。同时，虽然整理本的《点校凡例》说：“凡底本不误，他本误者，不出校记”，但还是把底本不误而《四库全书》有误的异文都在校记中体现了出来。很多错误，都让我们看到《四库全书》不仅仅因为文字狱的关系删改原著，同时也因为《四库》馆臣的自作主张和抄手的误写，带来了较多的错误。因此，就《四库全书》的典籍而言，《江南通志》在解决本身的阅读整理之际，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在底本的整理中校勘《四库》。

　　江南对于世界的意义，从来未曾缺席，以今天正在倡导的“一带一路”回眸江南，也可见其至关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的概念告诉我们，在集中讨论历史上的欧亚大交通——丝绸之“路”时，更不能忽视这一文明通道得以命名的最重要媒介——丝路之“绸”。它的主要产地，正是江南。而江南丝绸的世界贸易，如何在本土酝酿、收成，又如何从长江出海、从运河漕运，以怎样的赋税供求于全球……这些珍贵的资料，都可以在《江南通志》中寻找到丰富的线索。

　　毋庸置疑，进入互联网的当代世界，江南依旧将是人类共同瞩目的东方明珠，依旧要在丝绸之路上为世界提供丰富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重温《江南通志》中的古典江南，为今天社会的发展寻找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地缘优势，应该是题中之义。

　　（作者：朱玉麒，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转自：《光明日报》2020年8月8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