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东西方各种学说和出版物大量传入中国，国内新思想活跃，学术活动增多。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仿效欧美研究社会的方法，调查社会，研究政经人文。年鉴这种新型书籍形式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

 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世界年鉴》。这是由中国人自己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具有现代性质的年鉴。该书于1912年7月开始编纂，12月31日出版，初版1万册，参加编辑的人员共69人。全书“沿东西各国世界年鉴之例而作，惟于分类一端，则由同人自运匠心，妥为支配，期得纲举目张之益，而收检查便利之功”，“资料由编译而成者约居十之七，其由直接调查而来者约居十之三”。（《世界年鉴（1913）》（1）例言，《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世界年鉴》篇首收录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题词，国务总理赵秉钩绪言，以及章太炎、王楫唐跋语，书名由程德全题署。地图部分收录了各国旗章图、各国元首写真，世界新地图、“中华民国”全图。全书1300多页，内容分为岁时类（历法、天文、时鉴、丛录）、地舆类（总部、地理、人文、丛录）、国际类（总部、法制、交涉、丛录）、政法类（总部、立法、行政、司法、丛录）、教育类（总部、学校、图书、丛录）、军警类（总部、陆军、海军、警务、丛录）、经济类（总部、岁入、岁出、金融、货币、丛录）、农林类（总部、农事、农产、丛录）、工商类（总部、工艺、商业、矿务、丛录）、交通类（总部、邮政、电信、航业、铁路、丛录）、人事类（交际、摄生、家政、游戏、丛录）、余录类（民国元年民国大事记、民国元年外国大事记、世界现今伟人事略、民国现今伟人事略、补遗、增订）12个大类。“大之宪章法典，小之名物象数，近之郡国州县，远之欧美非澳，凡一年内政治之陈迹、法制之变更、社会之进化、经济之现象，靡不包举无遗。”（熊希龄：民国3年《世界年鉴》序言，《世界年鉴（1914）》，《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世界年鉴》博采国际国内各方面资料，结合国情分类编纂，并通过直接调查完善年鉴内容，在中国年鉴编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来综合年鉴的编纂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迪。如果说《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国人翻译的成果，引进了“年鉴”这一书籍概念，那么，《世界年鉴》则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国人对“年鉴”的认识和编纂实践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特别是由时任总统、副总统和国务总理亲自题词或作序，这在中外年鉴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0世纪初，创办发行的年鉴还有1914年由基督教全国大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编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江苏教育学会编纂的《江苏教育学会年鉴》等。

 20世纪20年代，中国年鉴事业得到初步发展。年鉴编纂种类多样，初具规模。从编纂类型上看，既有综合性年鉴，又有专业性及统计性年鉴；既有国际性年鉴，又有全国性和地方性年鉴。从编纂内容和方法上看，既有翻译、摘编的内容和实地调查采访资料，又有地图、大事记、表格、附录等多种体裁形式。从编纂主体看，既有外交部、市政府等官方机构，又有商务印书馆、银行周报社、新亚书店等新闻出版单位，还有年鉴是个人主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年鉴的编纂手法在中国年鉴编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如《世界年鉴》彩色地图的运用，《中国年鉴》总目、细目的设计方法，等等。其中，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中国年鉴（第一回）》，可谓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纂的全面反映中国国情的综合年鉴。该年鉴卷首附有五表，即“中华民国十二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民国十三年阴阳历对照表”“最近二百八十年中东西三历合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中外度量衡比较表”，分土地人口（土地、人口）、政治军事（宪法、国会、官制、司法、外交、陆军、海军）、财政金融（财政、盐务、货币、银行）、交通水利（铁路、电政、邮政、航务、航空、治水及筑港）、农工商业（农业、林业、渔牧、矿业、工业、商会、公司、外国贸易、度量衡）、教育宗教（教育、宗教）六大部类，后列二十年来中国大事记和附录。《中国年鉴》的框架结构为民国时期各地编纂综合年鉴时所经常借鉴。

 进入30年代，中国年鉴事业出现了一个高潮，有人称为短暂的“年鉴热”。1930—1949年，编辑出版了百余种年鉴。

民国时期出版的年鉴，有如下几个特点： 

1.数量种类可观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各类年鉴280多种。（《民国丛书续编》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的历史文献价值》，《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此数字为约数，未进行全面校核。）。这在战事频繁、经济凋敝、文化落后的时期，实属不易。年鉴类型大致齐备，其中尤以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年鉴为多。但出版年鉴的地区分布并不平衡，最多的属广州市，1928年该市出版《广州卫生年鉴》，1929年出版《广州统计年鉴》，1932—1933年出版《广州商业年鉴》，1947年在继续出版商业年鉴的同时，又出版《广州商场年鉴》和《广州工商年鉴》。江西和江苏等省还出现了《赣县年鉴》《无锡年鉴》《无锡县公安局年鉴》《吴县工运年鉴》这样的县级年鉴。而这一时期，部分省区未见年鉴出版的记载。 

2.存续时间普遍较短 

这280多种年鉴，80%以上只出版了一二回（部），昙花一现，寿命普遍不长，有的两回之间间隔长达10年以上。坚持连续出版三回以上的为数甚少，仅有《申报年鉴》《中国经济年鉴》《全国银行年鉴》《世界年鉴》《国民政府年鉴》《内政年鉴》《财政年鉴》《中国年鉴（英文）》《世界知识年鉴》《江苏教育会年鉴》《上海市年鉴》《广西年鉴》《湖南政治年鉴》（后改名为《湖南年鉴》）等，其中，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为《申报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 

3.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民国时期编纂出版的年鉴，尽管存续时间普遍较短，内容篇幅大小不一，编纂质量参差不齐，但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当时的各种年鉴，除详细载录有关时事资讯外，还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收录了大量采访册、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许多年鉴内容大多以调查统计资料为主。特别是部分年鉴连续出版时间相对较长、篇幅相对较大，更为后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逐年可比历史资料。当时还有一些伪满洲国和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编辑的年鉴，尽管立场、观点、方法都存在问题，但其中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资料、图片及统计数字仍然是十分珍贵的。

（摘自《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