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1574—1646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字犹龙，号龙子犹，苏州人。谈及儒家的人生理想，最高级的莫过于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冯梦龙的“立言”广为人知，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誉为古代白话小说先驱、通俗文学泰斗，有3000多万字的著作存留于世，其《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被称为“三言”。然而，说到他的“立德”“立功”，知之者便甚少了。

　　冯梦龙早慧又不失勤奋，自少年便博学多识、颇负盛名。然而，或许是命运与他开了玩笑，虽然花费了大把的时间志于科举，但他屡考屡败，直到57岁才被补为岁贡，58岁就任丹徒县（今镇江丹徒区）训导，到崇祯七年（1634年），61岁的冯梦龙被任命为福建寿宁县知县。

　　寿令可为 亦不可为

　　按照常人的理解，年过花甲的冯梦龙早已过了一个人事业的黄金期，况且是去乡千里，到一个偏远贫穷的闽东小县为官，过几年明哲保身的日子混到退休就可以了，可他却是怀抱理想而来。寿宁地处万山之中，西连武夷山脉的洞宫山，北接雁荡山，境内崇山显壑，峭壁峡谷，山环水绕，可谓是“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冯梦龙不顾年事已高，“下车即稔知瘠土”，登山涉水，克服了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等诸多困难，深入细致地调查了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状况，细致观察了全县田地、物产的特点和民间耕作、种菜、捕鱼、建屋乃至葬墓等情况。

　　他自己说“寿令可为亦不可为”，其实“可为”说的是寿宁的基础差、底子薄，能够提升改进的空间不小。而“不可为”则是说他虽然怀抱仁政理想，但彼时的社会背景和困窘的现实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寿宁县当时的总人口有11900余人，而全县的赋税总共也就4800两银子，其中还要有起解（押送税银上缴）1600多两。事实上，冯梦龙一到任就面临着前任县令上千两银子的亏空。更严重的是，他身处大明末期，朝廷外有后金的威胁，内有农民起义，可以说是“中外势逢交困之会，虏寇患切剥肤之时”。原本各种社会矛盾就在日益激化，朝廷又开支巨大，不断以各种名目增收赋税，《寿宁待志》中记录的有时间、有数目、有根据、来自朝廷追加的赋税，名目繁多，不下十几种。这都大大增加了冯县令的工作难度。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冯梦龙没有像以往的县令那样修缮县衙，置买用具，风光亮相，而是悄悄地走马上任。

　　政平讼理 勤勉不辍

　　作为一个文学家，冯梦龙可以在创作中恣意飞扬、驰骋想象，而当他作为一个知县，面对百废待兴的寿宁时，眼前却是许多现实的棘手问题，必须一件件加以解决落实。冯梦龙勤政，闽地名士徐火勃在《寿宁冯父母诗序》中称他“早起坐堂皇，理钱谷，薄册书一刻可了”，“政平讼理，又超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

　　上任伊始，冯梦龙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寿宁的虎患。寿宁地处险要，林密山高，老虎频频出没，乡民皆是惶惶度日。冯梦龙亲力亲为，带着衙役去寻找捕虎能人，并捐出自己的俸禄用于此事，半年后，连毙三虎，虎患绝迹。随后，冯梦龙又募集银两，动员民众凿山石、重立谯楼，修城墙，筑关隘，训练民兵，加强武备。看到百姓饮水和灌溉的困难，他又组织人员在城边的大溪中筑堤建坝，因势利导，引流入城后解决了人们用水的困难。这些工程，都是有益寿宁百年的大事。

　　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年过花甲的冯梦龙来说，他从不满足于坐堂问政理事，而是每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冯梦龙对于当时的时政洞察秋毫，他曾总结说：“大明最为害民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戚，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正因如此，他对身边的吏役管之紧，戒之严，察之详。崇祯八年（1635年），任知县第二年的冯梦龙开始着手减轻徭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政简刑清，并亲自讲解儒学经典、传授科举之道，传播儒家无讼思想，从道德教化上消除民间纠纷隐患，预防社会矛盾发生。

　　但凡做事，冯梦龙都坚持不图虚名。为了兴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写下了如何耕田、如何治水、如何施肥、如何育种的指导性“衙规”。

　　君子化民成俗。彼时寿宁“重男轻女”“生女则溺之”的陋习普遍，导致寿宁性别比例失衡，全县有男子6400多人，女性只有5500余人。对此，冯梦龙亲自执笔，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写下《禁溺女告示》，命书吏抄写了几十份，盖上大红官印，派衙役们到全县各村去张贴宣传，并严格执行《禁溺女告示》规定的内容，在广而告之的同时一边设厉禁，一边捐俸以赏收养者，可谓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严之以法。从此，寿宁溺女之风渐息。

　　此外，当时寿宁民众普遍“信巫不信医，每病必召巫师迎神”，很多人因此延误了治疗，使病情加重甚至丧命，还因钱财的损失使家庭陷入困境。对此，冯梦龙“示禁且捐俸施药”，慢慢改变了大家的认知习惯和行为习惯。

　　遇民以恩 待士有礼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冯梦龙编撰完成了5万多字的《寿宁待志》，内容涉及寿宁的交通地理、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自然灾害等各个方面，书中大量篇幅是冯梦龙宦寿期间的思想实录。那么，它又为何会被命名为“待志”呢？孔夫子曾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冯梦龙正是认识到自己的看法难免有局限性，宁“逊焉而待”而不使“有讹焉”，所以才说“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他期待后人能够继续补充完善这部作品，这无疑也体现了他谦虚谨慎、不慕虚名的君子人格。

　　冯梦龙是一个充满真挚感情的人，他曾在自己的《情史》序中明确提出“立情教”的主张，说“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对于寿宁百姓，他亦是充满深情真情。他本着“一念为民之心”“不求名而求实”的态度，“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坚信“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

　　因为这一份拳拳之情，冯梦龙不仅从不假公济私，反而常常是以私廓公。做了4年寿宁父母官，每遇急难，他总是把自己的薪俸捐出为民做好事——重修学宫缺少大木，得知有人出售，他便“捐俸代输，伐其木”；遇到百姓无钱买药，他便“捐俸施药”；适逢兴修关圣庙，他又“少佐俸资”……直到离任临走时，他仍惦记着县学没有修复完善。在想方设法筹到一笔助学的银子后，他自己又捐出俸银20多两，亲自落实维修堂宇，重建学门，把学宫内外修葺一新。要知道，那时的冯梦龙已经65岁了，他所做的一切早已不是为获得升迁，鞠躬尽瘁只是为了自己的心安。这样一位“情教教主”，以百姓心为心，他的一切有为都源于对百姓深厚的仁爱。

　　在冯梦龙之前，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寿宁曾有一位受人爱戴的清官县令名叫戴镗。为了纪念戴镗，冯梦龙在寿宁私署边一株百年梅树旁建了一个小亭，取名“戴清亭”，站在亭中可以眺望整个寿宁城。

　　顾名思义，“戴清亭”是冯梦龙用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他要以戴镗为榜样，做个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好官。亭子一建好，冯梦龙便赋诗一首，其中有“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一句，正是他如梅花般高洁情操的真实写照。

　　清乾隆《福宁府志·寿宁循吏》评价冯梦龙“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事实上，冯梦龙在寿宁任知县时，始终把唯一的儿子冯焴带在身边，以编书代训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