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丰日

　　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酷爱中国茶。1662年，她与查理二世结婚，将饮茶习惯带到英国皇室，成为社交时尚。起初，从中国几经辗转、漂洋过海来的茶叶因价格高昂，只在贵族间流行。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建立贸易站，直接进口茶叶，进口量骤增，价格断崖式下跌，茶叶才由贵族走向普通民众。

　　1840年，英国以保护贸易自由为借口，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其中，福州因邻近武夷山茶区，被英方视为茶叶贸易的重要港口，备受期待。

　　停滞

　　1844年至

　　19世纪50年代初期

　　虽然《中英南京条约》在1842年签订，但一直到1844年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委派李太国为福州第一任领事来福州主持通商事宜，福州才正式开埠。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844年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开埠近10年，福州茶港贸易却异常惨淡。其间，广州茶叶出口量占全国比重一直维持在50%~90%之间，而福州茶叶出口量基本为零。零星的外国商船“停泊月余，民间并无前向贸易之人”。英国对福州港失去信心，驻福州领事降低至副领事一级，并把仅剩的一名助理也辞退了。

　　其实，英国要求开放福州港口时，清政府便极为反对。福州战略地位重要，开放后华夷杂处，恐动摇掌控和统治。中央和地方政府虽勉为其难让福州通商，但对福州港的对外贸易依然千方百计加以钳制。

　　清廷表面恪守条约，却多设关卡阻碍内地茶贩来福州，并暗中禁止省城内外巨商大贾与英商互市贸易，鼓动民众对侵略者进行抵制和攻击。英方有苦难言。

　　虽然福州港地理位置优越，但港内险滩、暗礁众多，航道凶险。英国曾派海军中将巴围览率船队测量中国沿海各港口，大船在闽江口触礁，船只受损严重。开放的五个港口中，福州港水道条件最差，且海盗肆虐。权衡利弊后，外商多转向更为安全的广州、上海等处。

　　此外，受茶叶生长周期影响，武夷茶贸易多实行预购。开埠之初，外商无法短时满足庞大货源的需求，折损了对后期贸易的期待。同时，以前销往广州的茶路，利益链条盘根错节，无法轻易割断等，也是福州茶港发挥不了作用的原因。

　　福州茶港名存实亡，如果没有后来的转机，也许会在历史尘烟里被彻底地遗忘。

　　兴盛

　　19世纪5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后期

　　19世纪50年代初，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却阴差阳错地为福州茶港带来转机。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1853年，起义军发展到华南、华中大片地区，切断武夷红茶输往广州的旧通道。同时，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小刀会起义在上海轰轰烈烈地爆发，掐断武夷红茶运往上海的新通道。广州和上海的新旧茶路断裂，茶货壅积、滞销，迫使外商再一次把目光转向福州港。董书城在《中国商品经济史》中写道：“直到1853年，由于战争阻隔，洋商不易在上海和广东买到茶叶，美商旗昌洋行乃派遣中国代理人携款前往武夷茶区收购茶叶，经闽江下福州。他们的尝试获得成功。此后，其他洋行也照样仿形，福州于是也逐渐成为我国茶叶输出的重要口岸。”

　　外商进口的茶叶，红茶一直占重头戏。红茶的主要来源是福建武夷山区。福州距离武夷山仅150公里。如茶叶直接由武夷山星村镇装运，顺闽江而下，仅用4天便可运抵福州。“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这也是当初英国迫切开辟福州港的初衷。地理优势的得天独厚，无可取代，是福州茶港崛起的最大资本。

　　福州港长期的贸易停滞，也让福建财政濒临溃塌，闽浙总督王懿德只得奏请朝廷暂弛海禁，允准武夷茶叶由福州港贩运出口。清政府为了安定局势，“茶贩不前，深恐借茶糊口之人，失业生事，奏准暂弛海禁……”官方由钳制变为公开鼓励，与外商意愿不谋而合，局势逆转。

　　航运技术随着时代发展，福州港水路安全问题也迎刃而解。“英国海军部详细探测河道后，把引港系统建立起来，设置浮标和航标灯在江上做记号”,大大减少闽江航运所面临的危险，为福州茶港的兴盛扫清了航道障碍。

　　1856年，英法俄美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扩大在华侵略利益。特别是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条约，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南、琼州七口通商。福州茶港被迫进一步开放。

　　福州茶叶贸易兴盛与开放，导致洋人大量涌入。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官兵、水手、冒险家等各类人等，在福州经常举办宗教仪式、聚会、音乐会、舞会等社交活动，茶是他们用来交往、调剂、娱乐的必需品。除了自我消费或带回本土，有些人眼红于茶市高额利润的诱惑，转身成了茶商，从中分一杯羹。

　　1856年，福州茶叶出口量增至1800多万公斤，外贸船只增至近150艘。到了1864年，茶叶出口量又升至2700万公斤左右。1865年，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里记述：“当时从福州出口的茶叶，比广州和上海两地的总和，还要多上一百万磅。”短短几年时间，福州港红茶出口总量便超过广州和上海，居全国首位。《东亚各港口岸志》指出，福州“为南洋之第一要冲”，是“中国东南之财源”。

　　据统计，1871年～1873年，福州港出口的茶叶价值占全国茶叶的35%~44%。1880年，更是达到顶峰，茶叶出口量高达4000万公斤。福州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

　　福州茶叶市场扩大到英国、美国、新西兰、俄国，欧洲各国甚至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福州设立商业机构，各国茶船在闽江穿梭，抢购新茶。

　　衰落

　　19世纪80年代后期

　　福州茶港的繁盛如抛物线般到达顶峰，但内外隐含的危机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注定无法长久。19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快速膨胀的势头，逐步萎缩，进入衰落期。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方面。

　　茶叶制作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掺假、粗制滥造成为常态，品质和口感严重下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茶经过多年改良，种植、生产制作器械工业化，并有专业技师监督，品质和数量有根本保障，逐渐进入并占据国际市场。《万国公报》记载：“印度自得中国植茶之法，垦荒种植，日益繁滋，又延请茶师讲求制造，年中贩运西国获利无涯，其夺中国之利。”福州出口的茶叶味淡质差，英国人转而嗜好新鲜味浓的印度茶，福州茶甚至冒充印度茶才能卖上好价钱。后来，日本茶、锡兰茶也逐步崛起，进一步打破中国茶叶的垄断地位。

　　福州茶叶贸易没有形成自主产业，大多依赖洋商购置、运输出口。洋商抓住这一漏洞实行投机交易，故意宣扬高价收购，待大量茶船纷纷集结，又临时杀价。茶商考虑折返亏损，也只能任洋商摆布，价格被压得很低。茶商、茶农无法盈利，纷纷改谋他业营生。“山头种茶者因见茶市日坏，无利可获，遂将茶树焚去，改种山芋”。

　　茶叶税卡密集、厘税重、流通环节多，也双向减弱人的购买欲和种植欲。武夷山茶依然采用预购制，采购的数量与实际种植交货的数量时有出入，这个问题也一直未予解决。再加上外有印度茶、日本茶、锡兰茶的竞争，内有茶叶生产经营、销售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其他通商港口的分流，福州港的茶叶贸易在近代国际市场，由此逐渐处于被动地位，交易额滑坡式下降。

　　1888年，闽海关贸易报告称“市场对福州茶的需求，每年减少10万担即1000万磅以上”。1898年，茶叶售价惨跌至原来的30%左右。1919年～1921年，茶叶出口只占国内出口总量的2.5%。“开茶庄及采茶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

　　外商见无利可图，纷纷从福州撤资，7家银行只剩下2家。昔日繁荣的货运码头，泥沙淤塞，一片萧条。闽江泛着清冷波光，潮起潮落声似也在感叹人间兴衰、枯荣无常。

　　《福州晚报》（2020年9月9日 A13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