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岫云

南后街“刻版印书”塑像

　　“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琉璃厂是闻名中外的古京城文化街，客寓榕城的清末举人王国瑞把福州南后街与之相媲美，名副其实。

　　南后街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民国时期依然长盛不衰。宋朝淳熙梁克家的《三山志》卷之四“地理类四”，在“由清泰门出清远门外”下注：“地名后街，东通大街。”可见宋时就有后街之名。清林枫《榕城考古略》载：“郡西南隅，自杨桥直南至鸭门桥，皆曰南后街。”20世纪30年代以前，南后街的绸缎布匹、南北京果、糕饼线面等商铺应有尽有，繁华热闹，但赋予遐迩隆名的是充满文化韵味的店铺。

　　南后街聚居的多是达官贵人、缙绅名士、巨商富贾，而且北有总督府，南有侯官县衙署，周边还有不少各地的会馆、试馆，自然应运而生不少笔墨砚庄、文房四宝、刻版印书、书画裱褙等商肆。在作家郁达夫、王西彦的笔下，民国时期的南后街仍然是古旧书店和印书作坊密集的街市。

　　书肆

　　书肆（旧书摊）曾是南后街的扛鼎品牌，主要是文人开书店。创于清光绪年间的塔巷口“醉经阁”老板林端植，既精于鉴别古书、古字画，又善于修补装订，是著名古籍书画鉴赏家，收有学徒。20世纪2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为福州书坊之冠，常有鉴赏家、收藏家问津。清同治五年（1866年），杨浚在杨巷桥口开设“群玉斋”。杨浚是《正谊堂全书》总校，精于目录学，开书肆为收集珍本秘籍，并刻印发行自编的《闰竹居丛书》。

　　清光绪年间开在杨桥巷口的“聚成堂”，由出师于醉经阁的张思永及其弟张思秋（又名张仕永、张仕秋）开设。张家兄弟精于字画鉴别和书籍装订，又善于经营，时与京、津、沪各地同业交流善本、孤本、手抄本等古籍及真迹碑帖、字画。状元林鸿年及清末一些官宦的家藏多归其所有。聚成堂能顺应潮流，改变经营方法。当清末民国初废科举、兴学堂时，率先向京沪购进学童课本，生意红火。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封锁，学校课本供应中断，该店又从废品收购的旧书旧报中觅取学校通用课本，进行销售。抗日战争后期，为了扩大资本，将收购来的古字画、碑帖，加工成中堂、对联出售，以弥补收入。思永兄弟卒后，传其子文光（永子）、文良（秋子），仍能继承父业，文光业务尤精。所以，该店一直开到1956年，并入新华书店。

　　南后街宫巷口的“薛颐记”精品典籍宏富，古籍版本、名家善本、经典秘籍不时可见，令嗜书者趋之若鹜。店主薛煊官，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刻印发行张心言《地理辩证疏》5卷，并收藏大量名家善本，其中很多是清初官绅、学者的珍藏古籍。

　　“陆记”店主陆桐桐，其母系龚易图家藏书楼的管书佣妇。他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修补古书画；长大后技术日进，又家存古旧破书纸张，故经其修补的古书、字画，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备受欢迎，门庭若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出租旧书、连环画。1960年南后街塔巷口火灾，波及书坊，从此停业。

　　开设在南后街与杨桥路交叉口、专营古旧医学书籍的储文晟书店，是中医师朱梅南所设。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医院聘用，书店停业。

　　南后街最多时有书店大大小小30多家。清末民国初尚留有群玉斋、藏古堂、薛颐记、陆记、带草堂、醉经阁、聚成堂、缥湘馆、耕文堂、草不除斋、寿古斋、古香斋等二十多家。

　　福建本地藏书家沈祖牟、陈己士，省外名家顾颉刚、郁达夫、沈从文、王西彦、曹聚仁、卢前经常光顾这里的书市。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曾在南后街购得大批古书，装成一大木箱，从轮船运回英国。

　　刻版印书坊

　　南后街书市繁华，与之相联的刻版印刷的刻书坊也蓬勃兴起，边印边售，前店后坊，书香扑鼻。

　　福州的刻版印书的历史可追溯到五代，到了北宋已很发达，相继刻印了两部《佛藏》和一部《道藏》。历元、明，至清代，福州的刻书业日益兴盛，书坊也渐多。咸、同、光三朝尤为繁荣。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宫巷三山堂，就已刻印出版多种著作，有杨迁筠《天释明辨》，艾儒略《五十言余》、《三山论学记》，龙华民《圣若撒法始末》等。

　　以刻书贩书为主，兼营字画碑帖文房四宝，南后街最知名的是清道光末年（1850年）设在南后街宫巷口东侧的吴玉田刻坊。吴玉田，侯官人，其胞弟吴玉柱。其书坊世代相承，子孙连继，拥有一批优秀的雕版工匠。刻书多，包括诗、文、书、集，不下百种，数超万卷。其所刊刻书籍常标识“三山吴玉田镌刻”“吴玉田刻坊藏板”或“板藏福省南后街宫巷口吴玉田刻字铺”等字。道光年重修《福建通志》和《正谊堂全书》的大部分都由其承刻。林纾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严复译著《天演论》等，也都归它刻制。《巴黎茶花女遗事》首印100本，仅分送林纾、王寿昌、魏瀚的亲友，外地读者极难看到，可是却不胫而走，轰动全国。该刻坊至民国二十年以后式微。

　　刻版印书贩书，南后街还有《闽都别记》整理者、刻版名家董执谊及陈文鸣、王友杰等刻坊，最盛时短短南后街达到数十家。

南后街“裱褙”塑像

　　书画裱褙店

　　据史载，我国字画裱褙始于两晋，至唐代形成拉轴和册页两种工艺。古有“三分画，七分裱”之说，裱褙均为手工操作。字画经拓、裁、定型、修边、酿色、复裱、打蜡、装轴，使作品坚实美观，便于悬挂、收藏。

　　明、清两朝，南后街是高官文人聚集的“书画文具一条街”。街市上来来往往的都是三坊七巷中舞文弄墨的达官贵人、文人骚客，他们喜好收集或者相互赠送名人字画，于是在书画文风鼎盛、人文荟萃的福州，裱褙业渐兴。至20世纪30年代，盛极一时，集中于南后街的有：米家船、青莲阁，松林斋、声文堂等；还有宫巷、安民巷的虚静堂、三禾斋、二宜轩，以及黄巷的家庭裱褙等，其中“米家船”是众多裱褙店中的佼佼者。

　　清同治四年（1865年），福州西河村手工艺人林金师在南后街29号（现为32号）开创裱褙店，开了30年尚无招牌店号。当年，不少人慕名而来，其中就有清朝的福州举人、著名诗人、书法家何梅生（何振岱）。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何振岱送字来店装裱，看到小店装裱字画众多，却无店号名，问起，店主请其题匾。当时有传说，北宋大书画家米芾一生喜欢收集、推荐历代好书画。他乘船四处游览，由于江南气候潮湿，每到一个码头，米芾都把书画作品挂在船头，一边晾晒，一边展示。所以，中国书画史上有“米家字画满江滩”的佳话。何振岱兴之所至，依此典故，挥毫题了“米家船”赠与店主，这就是“米家船”裱褙店的名字来历。“米家船”牌匾挂出后，在三坊七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轿子、马车来往不绝，甚至有些文人墨客在裱褙店里吟诗作画。

　　以手工考究、质量上乘而闻名的“青莲阁”裱褙店，原处南后街21号。著名书法家沈觐寿所书店招牌深藏店中，旧时三坊七巷名流、大户人家常将家藏字画托其装裱。严复、林纾、黄慎等名人是“青莲阁”的老主顾。另外清朝同治年间创办的“二宜轩”裱褙店原址位于郎官巷口，后迁至黄巷6号。

　　笔墨庄

　　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书信来往、诗词书画、进取功名的利器是文房四宝，文风浓郁的福州，笔墨买卖最好的店铺也在南后街。据传闽人一向喜用湖笔徽墨。南后街最早的笔墨庄在宫巷口，是全国徽墨制作的四大名家之首曹素功所开设。其墨品既注重实用价值，又讲究制作精美，“其配方神秘，做工考究，名闻天下”。据《文房四宝》记：曹素功（1615-1689年），明末清初人，继承其亲戚吴叔大经营“玄粟斋”（后以避康熙讳改“艺粟斋”），善制墨，纂有《墨经》一卷。乾隆间迁上海，约于咸丰、同治间设分号于福州。其店招为道光进士吴县冯桂芬手书，颜体，柔中带刚，为福州市店招书法之冠，又有清末大学者曲园俞樾手书匾额，亦称佳构。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曹素功去世后，店业由子孙继承，曹氏制墨历二百余年而不衰。

　　道光初年（1822年），詹斗山也在南后街宫巷口曹素功笔墨庄旁开了一家笔墨店，他从徽州请来师傅，建立制墨作坊，用料真，加工精，价格实，服务好。所售的墨坚如石、香如麝、墨如漆，写出来的字久不褪色，得到文人学士的赞赏。詹斗山徽墨的品牌很多，名墨不少，如金不换、青云路、兰烟、龙门、紫玉光、龙翔凤舞、虎溪三笑、金山阁和朱子家训等。朱子家训就是把《朱柏庐治家格言》刻在墨模上，然后印在墨上。在一个宽约3厘米、长约10厘米的墨模上刻523字，刻工之精良令人叹绝。还有一种御墨，是进贡给皇上的，一面刻有两条龙，一面刻着“太平一统万年春”的字和图案，两侧各刻“乾隆元年进呈贡烟”和“徽州詹斗山仿古法制”等字。詹斗山生产的徽墨还精雕细刻花鸟虫鱼、仕女高士、山水园林等，十分生动，值得珍藏。詹斗山起初只卖湖笔徽墨，后来除文房四宝外，还销售八宝印泥、折扇等。

　　清光绪年间，张孔平在南后街衣锦坊口184号，开设“张文祥笔庄”。其笔庄制作的毛笔料好、工精、质优，质量标准明确，尖、齐、圆、健“四德”俱备，即笔锋尖锐、笔削整齐、丰满圆润、健劲有力，顺锋、逆锋、滚笔书写都能得心应手，备受欢迎。该庄的毛笔规格有大楷、小楷两大类。大楷有“大宿水”“中宿水”“小宿水”羊毫；小楷有“纪念奏本”（意谓可供作贡品和馈赠亲友留为纪念）、“极品如意奏本”“双料奏本”“单料奏本”（意谓极好的、可供写奏折之用），还有“车头水”“乌龙水”“大小由之”等。笔庄生意兴隆,产品远销港、台和新加坡等地。其鼎盛时期，工人达20多人，日产毛笔200余支。至民国初，张孔平年老，传给长子张昌辅，添号“老辅”；二子、四子另在小桥头、安民巷口设分号。

　　《福州晚报》（2020年9月23日 A13版 闽海神州、24日 A14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