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晨

丁日昌

　　丁日昌（1823—1882年），粤东丰顺县客家人。清朝洋务运动巨擘，军事家，政治家。在1875年12月9日（光绪元年十月十二日）至1876年2月13日（光绪二年五月初二），他曾经以福建巡抚的身份兼任船政大臣。在该职务任上，他购置铁甲舰，训练水雷军，建造新式炮台，训练洋枪洋炮队，办电线，置机器等，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廉正明干著称。此外，他曾经在江苏、福州等地抗洪救灾，解救百姓于倒悬之中。

　　清水潭堵缺

　　同治四年（1865年），丁日昌被升任为两淮盐运使，11月到江苏扬州上任。

　　同治五年（1866年），高邮湖河水势盛涨，东堤岌岌可危，于六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先后启放车逻、南关等坝之后，水势未见消落，东西岸皆漫塌过水。二十九日，清水潭迤南二闸之墙被水冲卸，带塌堤身，决口长186丈（约600多米）。里下河平地水深丈余，田庐被淹殆尽，人畜漂溺无数。高邮邑人谈人格《清水潭决纪事》诗云：“准拟今年秋，高廪与云齐。支祁忽肆虐，一饱纵鲸鲵。”“可怜千万村，浊浪迷高低。富家得船去，余劫归犬鸡。贫者不及迁，泪没如凫鸥。”所谓“支祁”，即为传说中的淮河水神。

　　结果四名官员（其中道员、同知、千总、标协各一人）以“疏于防范”的罪名被摘去顶戴或撤职，漕运总督吴棠也被“交部议办”。河道总督张之万会同江督李鸿章相机堵塞，并奏派两淮盐运使丁日昌就近督办。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正是深秋季节，丁日昌马不停蹄，直到江苏洪险地区清水潭决口处。这个堤坝在滔滔洪水中，日崩竟达三百丈（约1公里）。丁日昌在此安营扎寨，筹资督修。

　　一天，丁日昌带着随从，来到清水河决堤口的巩家庄一带，实地考察决堤情况。但见沿路一群群蓬头垢面的百姓，呼爹喊娘，携儿带女，流落异乡。走进村中一看，到处是被水淹没的田园和断垣残壁，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村中父老看见丁日昌到来，纷纷向他哭诉水灾情况及当地吏胥们乘机催逼租税，害得民不聊生的惨境。丁日昌目睹灾民的痛苦，同情之感涌上心头，他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决堤叹》这首长歌：“七月七日大雨倾，潇潇嘈嘈至五更。七月八日河堤决，浩浩荡荡田庐灭。百丈红涛破地流，登山未得且登楼。楼头顷刻被水覆，百万生灵齐一哭。水哉水哉将奈何，平原万顷成沧波。一连五日流始息，髑髅白骨堆荆棘。”这首诗描写了决堤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和不幸，田园受淹，颗粒无收，满目凄凉。而更可恨的是决堤之后，官府依然收租，诗的最后写道：“吏胥催租急如虎，推门无人室无釜，空堂时时出饥鼠。”读来令人心酸。

　　丁日昌发现，由于地方官府的腐败无能，不关心江河水利的治理，导致酿成决堤惨祸，同时对地方吏胥倒行逆施、催逼租税的罪行极为愤恨。他抱着对灾民的无限同情，带领各级官吏深入灾区安排和指挥抗洪救灾工作，和广大百姓一起抢修堤坝，加固堤围。他虽然身患重病，仍然脱下官服冠带，“躬亲畚锸数月”，亲自和民工扛泥沙、石块堵塞河堤。由于工程浩大，丁日昌夜以继日操劳，加上睡眠不足，他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脚肿到膝盖，以至于呕血病倒。

　　在唐家湾有一段堤坝，一连几天，丢下的石块立即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堆集的泥土也经受不住湍急流水的冲击而坍塌，许多人为此感到泄气。这天晚上，丁日昌独自在岸边的帐篷里踱步沉思。猛然间，他想到一个办法，马上招呼随从，一起到附近村庄找老人商量。第二天，丁日昌组织一班民工上山砍毛竹，编成肚大口小的笼筐，把大石块一个个填入，令人抬到堤坝合龙处待命。天工作美，当夜大雪纷飞，平地雪深两尺多，丁日昌乘河水结冰之机，亲冒严寒组织众多民夫下河，抛掷竹笼、石块等，终于完成了堵口合龙的艰巨任务。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终于完成了唐家湾堤坝工程，众人欢呼雀跃，盛赞丁日昌的妙招和毅力。为了纪念丁日昌修堤的功绩，当地群众将这段堤坝命名为“丁公堤”。

　　福州救水灾

　　光绪元年（1875年）十一月，丁日昌被任命为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至五月中旬，福建省遭受百年罕见的大水灾，洪水漫到城里六尺（近2米）深，古老的万寿桥被部分冲垮。地势最高的北门，也涨到一二尺。闽县、侯官两个县衙门都被水淹浸了，城乡民居，田园住宅，道路桥梁，都成一片汪洋。西门外之三十六乡村，地处低洼，成为泽国。幸而未被淹死的，则呼号奔泣，惨不忍睹。少数人则趁灾打劫，恃强凌弱。这时，刚到任的福建巡抚丁日昌，立即登城，亲自指挥，一方面开设粥厂赈济灾民，一方面令船政局和福建水师把各处被水围困的百姓，用小船解救到城墙上或者高山上的庙宇内，又派轮船到各处运大米，出示安定民心的告示，严惩趁火打劫的歹徒。丁日昌在城楼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全城文武官员和兵勇总动员，被解救的灾民多达十万人，均感激而泣，说：“活我者，丁中丞也。”

　　对此，《万国公报》是这样记载的：“城厢（福州）内外，四顾茫然，竟成泽国，数百年罕见之灾也。幸近城之民，蒙丁抚军催令阖城文武官员及兵勇胥吏，设法援救，雇大小船两百余只，撑住屋顶木颠，援至城楼或各炮台山上者，不下数万人，施以粥饭，以全名命……”

　　不到一年，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福州又发洪水，且比第一次水灾情况更为严重。当时丁日昌正在病中，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出门，听到洪水又发，由几个侍卫搀扶着，登城指挥抢救。命令调几百艘小船，往来接送灾民，亲自巡视各城楼，遇到因水淹而思家，因饥饿而啼哭的，均含泪安慰，发给食物。每到一处，哭声随之，整个福州城的文武官员，也都随之尽力援救灾民。丁日昌四天没有回到府署，因为日夜劳累，病势加重，脚肿到膝盖，时常呕吐鲜血，但还是始终坚持抗洪救灾。《申报》记载说：“丁抚军政体违和，不能出署已盈月，一闻警报，力疾而起，登南门城，督视救护灾黎。并分赈各事，兼代筹居之所者，凡四日不回宪署……”

　　洪水退后，他仍然勉力支撑，和督臣以及司道等商量善后事宜，大力组织救济与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加强防治水灾的能力。

　　当时的多家媒体均称赞他“真有爱民之心”，为“实惠及民之大员。”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丁日昌因为足疾加剧，报告朝廷请假回故乡疗养，翌年四月获准。离开福州时，众多百姓不忍与之分离，高呼：“留中丞，活百姓。”

　　《福州晚报》（2020年9月30日 A14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