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雄，原名佛健，别号积健，福建省惠安县人，1906年生于惠南滨海的百崎乡里春村一个贫苦的回族渔民家庭。祖父郭秧是渔船的船老大，为人朴实憨厚。父亲郭九牧，在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当船工。母亲蔡贝，为人贤惠，勤劳俭朴，善于持家。父亲中年病逝后，母亲在上海受雇为保姆。大哥志英在父亲病逝后被送进上海孤儿院，在那里接受学校教育。郭志雄和弟弟澄清、凤仙随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

郭志雄从小天资聪颖，思想开朗，胸怀大志。幼时在家乡附近的山兜村读了两年私塾，后来随母亲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残酷掠夺，也看到封建军阀残民媚外、投降卖国的种种罪行，逐渐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之心。1919年，13岁的郭志雄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闽南人在上海创办的泉漳中学学习。在新思潮的熏陶下，郭志雄深感民族危机之深重，并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更加发奋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

1925年，郭志雄中学即将毕业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工农运动日益高涨，这使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加紧了勾结，以镇压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

同年5月，帝国主义制造了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立即掀起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郭志雄同爱国学生一道，积极参加反帝斗争，他废寝忘食地四处鼓动工人举行爱国罢工，并和同学们一起开展募捐活动，救济死难工人家属。在持续不断的反帝斗争中，郭志雄受到了莫大的教育和锻炼。

1926年春节后不久，郭志雄全家迁回惠安原籍，后又迁往厦门鼓浪屿定居。

1926年秋，郭志雄受大革命形势的鼓舞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总队，翌年编入炮科学习。1929年3月毕业后，转入机关枪研究班，至同年9月毕业，旋又入军校教导连，至11月结业。同年年底，郭志雄充任黄埔军校炮兵教导队少尉区队长，1930年先后调任黄埔军校军官教导团炮兵连少尉排长及炮兵第一教导团中尉副官。1931年，郭志雄返闽任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团部中尉副官，旋调任二八九团八营上尉营副。1932年任二八九团机枪连上尉连长，1933年到南京任炮兵独立第三团六连上尉连长。1936年9月间，郭志雄因考绩优等，受到国民党政府传令嘉奖。1937年，调任航空特务团一营四连上尉连长，旋任五营少校营长。七七事变后，调防南昌机场。当时日机常空袭机场，郭志雄总是毫不畏惧勇敢沉着地指挥高射机枪手猛击敌机，守卫机场。1938年，郭志雄调航空特务团三营任少校营长，退守长沙机场。不久，航空特务团扩编为航空特务旅，负责国民党政府辖区内各军用机场的警卫任务。郭志雄随航空特务旅先后驻防衡阳、桂林、贵阳等地，积极参加国民党空军的抗日军事行动。

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在福建南平设立军政部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简称第十三补训处），调闽籍将军李良荣任处长，负责训练补充新兵。郭志雄随李返闽，任补训处第四团中校团副。为了培训筹建中的“福建军”初级军事干部，补训处设立学兵大队，郭志雄奉李良荣之命，到闽南一带招考学兵。应考的都是一些爱国的知识青年，以闽南籍居多，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爱国青年。他反复告诫前来报考学兵的青年：投军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抗日救国，驱逐日军出中国，因此，要严守军纪，爱护百姓。对所招学兵，有发现违反群众纪律的，立即给以批评教育。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学兵买肉粽没付钱，就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亲自带他去还钱。

学兵大队成立后，郭志雄被任命为学兵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他对学兵训练很严格，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刻苦掌握各项军事技术，指出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他还注意对学兵进行爱祖国爱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教育。郭志雄治军虽严格，但作风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因此很受学兵们敬爱，学兵们把他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

1940年4月，郭志雄请婚假到香港与原金陵大学学生、时任菲律宾怡朗华商中学教员的陈漱凤举行婚礼。他在香港欢度蜜月后即返回部队，为准备抗日而积极练兵，陈漱凤则返回怡朗，继续执教。

这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福建沿海形势紧张。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李良荣在报经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特许后，从学兵大队四个中队中选择优秀官兵，组建第一装备团，集中在邵武，加紧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郭志雄被任命为该团中校副团长，负责该团的筹建和训练工作。

1941年4月21日，日军第一次占领福州。面对日军的疯狂入侵，李良荣等义愤填膺，于4月23日毅然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仪，请求让他率领第一装备团到福州前线抗日。陈仪正苦于无御敌之兵可调，接李良荣请缨抗日的电报后，喜出望外，经请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即委李良荣为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纵队（江左纵队）司令，命他率第一装备团开赴前线，并负责指挥闽江左岸部队抗日。

郭志雄和第一装备团的官兵们听到有机会上前线杀敌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消息后，个个兴高采烈，抗日情绪极为高涨。该团离开邵武出征时，邵武各界举行盛大的劳军活动，鼓励他们勇敢杀敌。5月中旬，第一装备团全体官兵在南平誓师东进抗日。他们坚决表示：此次开赴前线抗日，“如不获胜，无颜见福建父老，无颜见先烈于地下”。誓师后，全团官兵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分乘10余艘轮船，沿闽江东下，在大目埕登陆后，进驻闽侯大湖兰田村。经过一个星期的侦察了解敌情后，队伍又开到江洋，在那里设立纵队司令部。

5月22日，日本侵略军派出号称“王牌皇军”之一的晋町部队，从福州出发，分兵两路进犯大湖，一路从福州、连江经大、小北岭沿通往古田的古驿道追击溃退的国民党第八十师，沿途未遇抵抗，很快就侵入大湖地区，散驻在各村休息；另一路日军1500人，分乘42艘汽艇，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溯闽江而上，先后在昙石、甘蔗、白沙强行登陆，进而向秦洋、箬洋进犯，抵达井下、东溪一带，企图与从大、小北岭进犯之敌在大湖会集后，再向古田挺进，然后进占南平，以威胁闽北和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以及福建战时省会永安。

大湖是福州、古田间的一个山间小盆地，四面环山，主要的村庄有石塘村、大湖村、大湖店、郎官村等，日军企图利用上述两路部队，形成钳形、把国民党第八十师拦截在大湖地区加以歼灭，以便直取南平。

这时，第一纵队司令李良荣、装备团团长肖兆庚、副团长郭志雄等经研究，派出装备团第三营第七连连长许祖义，率领该连作为尖兵连侦察前进，第八连跟进。23日晨，他们在大湖东南约50公里群山环抱的秦洋村与从白沙登陆的日军300多人发生一场遭遇战。装备团以迅猛之势抢先攻占海拔700米的制高点——漈头顶，居高临下地向日军猛烈射击，予敌以重大杀伤。这一突然袭击，大大出乎日军指挥官意料。当日军惊魂稍定后，见装备团只有少数兵力到达漈头顶，而且立足未稳，便集中兵力向峰顶发起猛攻。双方经数小时激战，敌人仍无法占领漈头顶，于是再调来一个大队的兵力，包围了漈头顶，并以6架飞机、4门山炮向漈头顶轮番轰击，掩护步兵冲锋。

这时，李良荣、肖兆庚、郭志雄等来到离漈头顶不远的另一个山头亲自指挥战斗。他们根据战场情况和当时敌我双方的总态势，决定以小部队拖住敌人主力，与其相持于秦洋山头，待其精疲力竭后，再将敌人诱向大湖予以歼灭。

与秦洋遭遇战发生的同时，另一部日军200多人经箬洋袭击驻守大湖的国民党第一〇〇军军部，中午又转由寨上偷袭大湖。一〇〇军军部秩序大乱，被迫转移至雪峰。李良荣和肖兆庚、郭志雄针对这一新情况，当即决定将正面各部队全线撤退，秘密转移到大湖东南山中，另一部分向大湖西边转移，等待时机，发动突然袭击，歼灭大湖之敌。同时，郭志雄亲率一支便衣敢死队，先行出发侦察大湖附近的道路、地形与敌情，并随时汇报，以便确定围歼大湖之敌的时机。李良荣还在各个山头、道路、村落设置疑阵，使日军侦察机上当，向日军指挥部误报战情。

5月25日，郭志雄亲率一支由事先挑选的、会讲福州话而又机灵的20多名战士组成的敢死队，一律农民打扮，装着赶春忙大清早下田的样子，继续侦察大湖地区附近的地形和敌情。在侦察中，郭志雄根据向导和战地群众的介绍，得知从江洋通往大湖的路上，寨上村和寨上关为必经之地，要围歼大湖的日军，必须占领寨上关。于是郭志雄立即果断地带领那支20多人的便衣敢死队迅速抢占寨上村和寨上关，为装备团随后胜利地围歼大湖日军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装备团主力顺利通过寨上关隐蔽在大湖附近时，郭志雄又发现在大湖与寨上关之间的道路旁有座双髻山，山上有敌人在活动。于是郭志雄又主动率领敢死队，向双髻山挺进。但是，当郭志雄率部胜利抢占双髻山制高点时，被大湖西面高地的日军发现，敢死队遭到日军重机枪的狙击，郭志雄身上连中数弹，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5岁。

郭志雄牺牲后，国民政府鉴于他对大湖战役胜利所起的巨大作用，授予烈士称号，并追授其为陆军上校。烈士牺牲地——寨上关，被命名为郭志雄关，并砌石纪念。烈士遗体运回邵武，安葬于登高山麓戚继光祠之侧。县城西门外建立“郭副团长郭志雄暨大湖战役惠籍殉职烈士纪念碑”。

1984年8月3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郭志雄为革命烈士，并补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文曰：“郭志雄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王大同）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