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成，又名何开涛、何幻，1911年出生在福建省福清县（今福清市）东张镇魁里（现名道桥）华石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何升煌老实勤劳，两兄一姐目不识丁。何文成3岁丧母，自幼饱尝人生艰辛。他从小聪明机敏，知情达礼，父亲、继母及兄姐都很疼爱他。

在他10岁左右，全家节衣缩食让他进本乡私塾读书。华石村虽偏僻贫穷，但由于塾师博学多才，教授有方，入学读书的却有30多人。在众多的同学中，何文成学业最好，老师非常器重他，经常上门家访，在其父母面前啧啧夸奖，要求家长克服困难，送文成进城求学，培养他成才。何文成13岁那年，父亲病危，临终前把他叫到床前，当着全家人把200元银元交给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爹没本事，一辈子仅攒下这一点点血汗钱，就留给你做‘读书本’吧！”父亲逝世后，何文成学习更加刻苦。15岁时，他离开私塾，用父亲留下的那笔钱进福州第一中学读书。

1928年，何文成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供给生活费的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受进步同学影响，开始阅读“普罗”文学作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对黑暗的旧社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不久成了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为了传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与同学陈炳奎等一起创办了《融声报》并担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在《融声报》和校刊上刊登，如《心弦的旧曲》等，很受同学欢迎。在乌石山师范两年多，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

1930年12月11日，福州党团组织和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群众团体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庆祝广州起义3周年的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游行学生沿街呼口号，发传单，贴标语，很有声势。队伍经过安泰桥时，部分学生冲进吉庇巷国民党闽侯县党部，砸烂该部的门窗玻璃和办公用具。福州国民党当局随即宣布全城戒严，派出大批军警、特务进行镇压。学生被打伤几十人，乌石山师范学生、互济会主任李光当场被捕，不久被杀害。

何文成是这次示威游行的积极参加者，他目睹同学、战友挨打、被捕、惨遭杀害的情景，对反动派更加仇恨。他化悲愤为力量，与陈炳奎等一道夜以继日地赶着编写、印刷《融声报》，分发到各县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野蛮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呼吁全省教育界声援被捕学生。

何文成的文章语言犀利，富有鼓动性、战斗性。他以何幻为笔名发表的杂文《人间地狱》，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的反动政治；他根据敌人审问李光时的记录写成的小品文《走的快些就是跑》，辛辣地嘲讽了蛮横无理的法官，撕破了国民党所谓法治的虚伪面纱。他的笔像锋利的匕首，于是，他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不久被捕。敌人以从他宿舍里查抄的一些文稿和“左联”机关杂志《文化斗争》等为“罪证”，判处他3年徒刑。

何文成身陷囹圄，斗志益坚，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斗争。他的忠诚与坚贞赢得了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他的才华与热忱博得了难友们的赞赏。在狱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初，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和各县教育界的声援，被囚禁了一年多的何文成、安云等提前获释。何文成出狱后，很快就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审查了他在狱中的表现之后，决定派他回福清建立党组织。

省市党组织很重视福清县的建党工作，从1930年起，就多次派员到福清开展建党建团活动。但是，由于基础的薄弱和敌人的摧残，福清县的党团组织一直未能正式建立起来。1931年12月下旬，龙高农民武装起义（即龙高民变）的第二天，中共福州市委曾派两位同志到福清联系，争取介入并领导这场斗争，也因缺乏基础而被在义民指挥部里主事的乡绅们拒之于闻读桥头，连龙田镇都不让进去。

何文成深知自己使命的重大，1932年5月，他一回到福清，就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他先与陈炳奎、谢育骊等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发展了余长钺等人入党，于1932年7月建立了中共福清特支，并担任特支书记。接着，以小学教员名义前往龙田镇，在芦江小学办起平民夜校，帮助贫苦民众学文化并传播革命思想。在龙田，他培养、发展了何可春、何可耀、何心斌等入党，于1933年5月成立了龙田支部。同年6月，他去海口镇举办“暑期国文补习班”，向青少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在他启迪下，陈振芳（程序）、陈家潮等人加入了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在海口，他还发展了“整雅”皮鞋店的手工业工人、归国华侨陈金来入党。陈金来担任了特支委员，“整雅”鞋店也成了特支的联络点和革命的宣传站。9月，何文成应聘到北西亭小学任教。此时，特支委员陈炳奎也在北西亭小学工作。他俩白天给小学生上课，晚上不是在农民识字班讲课，就是下乡串联、宣传。经过他们的辛勤耕耘、播种，北西亭地区很快就普遍建立了农会。

1933年12月，何文成获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要释放政治犯，就同陈炳奎一起赴福州接回被拘留了三个多月的特支委员余长钺，把他安排在北西亭小学任教。这时，北西亭小学的6个教员中，中共福清特支委员占了3个，另外3个也都是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北西亭小学成了红色小学，成了特支机关的所在地，成了福清工农革命的指挥部。综上，从1932年秋至1933年冬的一年多时间里，何文成下龙田，赴海口，上北西亭，访北郭村，足迹遍布全县各地，亲自培养、发展了20多名共产党员，领导成立了龙田、海口、北郭3个党支部。1933年8月，隶属于莆田中心县委的中共渔溪特支建立，薛文魁任书记。为了统一领导，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同年冬，何文成与打入十九路军抗敌别动队补充营的薛文魁取得联系，合并两个特支，建立福清县委，统一了意见。随后，中共福清县委于1934年年初成立，何文成任书记，陈炳奎、余长钺、陈金来、何胥陶等任委员。在县委领导下，福清革命重心由城镇移到农村，出现了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中共龙田支部成立以后，何文成即与陈行福等人深入到龙田东南面的沁塘、马湖、瑶山、玉田等村去宣传发动群众，建立“瑶山人民自治会”。随后，又与陈行福一道，在瑶山自治会会员中物色了一批年轻力壮、坚决革命的贫苦农民，秘密建立“瑶山人民自治军”，为武装斗争做准备。

1934年春，福清县委在城关产塘街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开展春荒斗争的指示精神，决定举行南西亭暴动。会后，何文成按县委分工，到南西亭地区发动群众，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

4月，福州中心市委被破坏，白色恐怖波及周围各县，福清县委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完全中断。在失去上级领导、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何文成仍然坚决执行县委产塘街会议决议，加紧暴动的准备工作。

6月下旬，南西亭暴动的号角吹响了。100多个武装起来的农民，擎着红旗，呼着口号，雄赳赳地先后开进南西亭附近的观元、塔石、山兜等村。偏僻的村庄顿时鞭炮鸣响，锣鼓喧天，贫苦农民眉开眼笑，土豪劣绅魂飞魄散。暴动持续3天，收缴了长短枪20多支、子弹几千发，分粮100多担。何文成、陈炳奎、陈金来等县委领导人直接参加了战斗。第四天，国民党保安队前来镇压，何文成把暴动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转移。

南西亭暴动是土地革命时期党领导福清农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次尝试，这场斗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何文成在福清传播的革命火种却始终没有熄灭。

南西亭暴动武装队伍分散隐蔽以后，福清国民党侦骑四出，到处缉捕暴动领导人。在白色恐怖面前，何文成没有畏惧、退缩，而是在南西亭附近的下村隐蔽下来，处理善后事宜，直至该撤退转移的同志都撤退转移好，才离开下村，潜入北西亭地区进行新的战斗。他在北西亭附近的鼎底下，集中了100多个农民群众，准备举行北西亭暴动。不幸的是，暴动尚未举行，何文成等领导人却在石湖岭被捕了。

石湖岭在福清、长乐交界处，是从福清步行去长乐、福州的必经之地。作坊大地主陈万青派民团在这里布岗设卡，名曰防匪，实则搜捕共产党人，敲诈过往旅客。这天，何文成与何胥陶、曾春妹一起前往长乐县联系工作，路经石湖岭时被拦住搜查，团兵从曾春妹挑的行李中搜出一些传单、书籍，遂把三人扣押，送到作坊民团部处理。路上，何文成与何胥陶、曾春妹串好口供，何文成化名赖吓仁应付敌人。但民团部的陈万青与何文成曾是同学，彼此相识。陈万青见抓到的赖吓仁竟是共产党要人何文成时，喜出望外，认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迫不及待地把三人押送县城，向国民党福清县长章锡珍邀功请赏。

在章锡珍面前，陈万青夸夸其谈，大肆吹嘘自己的反革命本领，当场指证“赖吓仁”是何文成。何文成见陈万青如此厚颜无耻，料难脱险，就抱定牺牲自己掩护战友的决心，冷笑着对洋洋得意的陈万青说：“我看不到你的死日，总有一天，福清人民要处决你这个反动的家伙！”

在以后连续不断的几次审讯中，何文成都一口咬定：传单是自己带的，与何胥陶无关，曾春妹是临时雇来挑行李的，素不相识。敌人找不到何胥陶、曾春妹的任何“罪证”，只好把他俩折磨一番后释放了。

敌人把破坏福清地下党组织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何文成身上。对其进行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的引诱，何文成嗤之以鼻，严刑毒打也无法使他开口。敌人并不死心。还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以求一逞。因而，尽管上司一再催促把何文成送往省里，章锡珍总是以种种借口把他攥在手里，直至反狱事件发生以后。

福清监狱署年久失修，地方狭小，破漏不堪。何文成入狱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关押的人又多，阳光透射如煎饼。连福清国民党县党部的机关报——《福清周报》也不得不承认，福清监狱署“名为监狱，实则地狱，许多人犯未受国法之解决，而先疾毙于狱中”，“与其狱中疾毙，不如拼命越狱”。难友们早就产生了越狱逃跑的念头。在何文成的秘密发动、组织下，反监越狱的行动计划很快就酝酿成熟。但在实施越狱时，因暴露而告失败。

8月下旬，何文成被秘密押送福州，囚禁在省陆军监狱里。敌人对何文成软硬兼施，故技重演，何文成仍守口如瓶，宁死不屈。1935年2月3日，何文成被杀害于福州鸡角弄，牺牲时年仅24岁。（余贤龙）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