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亦称地方志，记述特定地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在方志中，可供方言研究的材料有两类：一是方言志；二是方言志之外的其他材料。在旧志中，前者通常被称为“方言、方音、土音、乡音”等，是方志从方言学视角集中记录与研究方言的材料，也是方言研究的直接资料。后者指方志记载的“物产”“人口”“歌谣”“民俗”等内容，也可供方言研究，是方言研究的间接资料。通常情况下，方志方言资料即指第一类材料，它是从方言学视角考察方志主体材料的。

　　长期以来，方志方言资料由于自身不足和外部条件限制，其方言学价值尚未充分发挥。关于其自身不足，游汝杰在《汉语方言学教程》一书中曾归纳出四个方面：一是后志因袭前志，甲地志抄袭乙地志，甚至以讹承讹；二是收词标准不明确、不统一；三是用反切、“读若”等方法描写语音，不够精确；四是视口语为鄙俚，视音变为音误。外部条件限制主要指其使用条件的限制。方志方言资料载于方志，而方志长期散藏于各地，以致学者不能得而用之。这样一来，一些学者不愿或不能使用方志方言资料，导致材料利用不足，难以彰显其方言学价值。

　　现阶段，方志方言资料的使用条件已有所改善，材料获得比以往更为容易，也更全面。先前，很多学者依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来使用方志方言资料。不过，它收录得并不全面。以北京地区（含天津、河北）为例，它仅收录了53种，但据《中国方志丛书》和《中国地方志集成》仍可补充20余种。后两种大型方志丛书在国内一些较大的图书馆都有收藏，获得比较容易。此外，“数字方志”“中国方志库”等方志数据库的研制开发也为方言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方言研究的某些领域，方志方言资料独具优势。这里以北京地区70余种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方志方言资料为例，立足于以材料自身特点来说明其方言学价值。

　　关注方志语言记录  推动方言历时研究

　　方言研究以方言事实为研究对象，而方言事实寄于方言语料，因而获取有效语料是方言研究的前提。方志方言资料多基于实际调查来记述方言语音、词语和语法事实，是一种根植于方言实际的方言语料。在探讨方言历时演变问题时，这些记述方言实况的语料可以呈现方言演变的细节，弥补传统文献偏重于书面语的不足，推动汉语方言史研究进程。下面以汉语方音史研究为例来略加说明。

　　目前，学界大多基于韵书、韵文、典籍音注等材料来开展汉语方音史研究。不过，这些传统材料往往拘囿于书面语或押韵程式的需要，反映方音的成分毕竟是有限的。受限于研究材料，学界对一些方音问题的探讨进入了“瓶颈期”。例如，一般认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元大都话，其清入归上的模式亦是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早期、固有层次。然而，除《中原音韵》外，众多明清北京话韵书所呈现的清入舒化方向却是散归四声（归去声较多）的。据此，有学者怀疑清入归上不是北京话的固有层次，同时《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亦非元大都话。从目前掌握材料看，可以直接证明北京话曾是清入归上的论据并不多，除了《中原音韵》，就是今顺平、唐县一带仍保留清入归上的方言。庆幸的是，北京地区方志方言资料可以提供一项佐证，即清代灵寿、赞皇、行唐、新乐等地方言也曾是清入多归上声的。也就是说，清代北京地区清入归上的分布范围要比今天大得多。据此推测，《中原音韵》时期，清入归上的分布范围更大，元大都话应该也位列其中。因此，清入归上应该是北京话的固有层次，而元大都话也应该是《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可见，方志方言资料对推动汉语方言历时演变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集合多地方志  呈现方言历史分布情况

　　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指出：“地方性可以说是方志主要的特征。因为方志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以专门记载某一地区事实为职能的一种著作。”作为方志的一部分，方志方言资料继承了其地方性，专录某地方言事实。换言之，方志方言资料所录方言现象是地方性的，同时其发生地也是明确的。基于方志方言资料的这一特征，有助于开展某些方言现象的历史地理分布研究。

　　多数方志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来记录事实，其方言资料比其他文献更为细致。如果将较大区域的方志方言资料视作一个“集合”，则可以从各个“元素”出发来考察各地方言，进而排列出某些方言现象的历史地理分布情况。例如，清至民国时期的万全、顺义、平谷、蓟县、宁河、静海、迁安、丰润、玉田、滦县、卢龙、霸县、雄县、定州、献县、青县、盐山、枣强、井陉、大名等地方志方言资料都录有见精组互注的音注，而灵寿、赞皇、元氏、行唐、平山、新乐、获鹿、晋县、内丘等地见组、精组仍严格自注。这说明，万全等地尖团音已经发生相混，而灵寿等地仍是尖团相分的。据此可知，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尖团分混的地理分布情况是：北部、东部相混而西南部相分。可见，方志方言资料对考察方言地理分布情况有特别的优势。

　　关注土语俚言  助力方言辞书编修

　　正如游汝杰所言，方志方言资料存在“视口语为鄙俚”的弊病。不过，这仅是编纂者的主观认识问题。在客观上，方志方言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大量“土语俚言”。这些“土语俚言”的形式或意义往往是民族共同语所不具备的，是方言中最接地气的内容。

　　在方言辞书编纂中，方志方言资料所录“土语俚言”能为其提供丰富的养料。如许宝华等编著的《汉语方言大词典》征引了大量方志方言资料，显示其在方言辞书编纂中的重要价值。这大体可以归纳如下：一是为词条设置提供依据。如《汉语方言大词典》录有“地猴”一词，依据即是光绪《顺天府志》：“地猴，一名黄鼠狼。”二是为方言释义提供例证。如“填还”一词，原为“偿还”之义，最早见于唐韩愈《论变盐法事宜状》一文。在方言中，“填还”的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列有“报答；酬报”之义，并引《景县志》（1932）所载“雇工为主人格外出力或牲口格外驯顺，皆谓之填还”为证。三是有助于发现方言词典中的些许问题，为后续完善提供参考。近现代汉语方言中有这样一个词，作动词时，意为张开拇指和中指（或食指等）来测量长度；或作量词，表示这种长度。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它对应“扎、挓、搩”等不同字形。其中，“搩”字形早见于《集韵·陌韵》：“搩，手度物”。《雄县新志》：“以手度物曰搩……，今读如扎。”据此，“搩”应该是本字，而“扎、挓”是假借字。不过，《汉语方言大词典》对此并未作说明，今后似可进一步完善。

　　如上所述，方志方言资料在方言历时演变研究、方言地理分布研究以及方言辞书编纂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需要强调的是，这仅是其方言学价值的管窥之见。诚然，方志方言资料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也有独特的优势。在形式上，它既是独立的个体，又共属一个整体，是特定时空里多地方言资料的集合。在内容上，它记述了内容丰富的方言历史实况语料，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和通俗性。有鉴于此，在方言研究中，只有全面占有方志方言资料，坚持个别考察与整体研究相结合，发挥其整体效应，才能更充分地实现其方言学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元明清民国时期官话语音语料库平台建设与研究”（17ZDA304）阶段性成果）

　　（作者：仝正涛，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