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晖 蔡喜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福州考古人立足闽越考古沃土，加强多学科融合，扩大对外交流，加快人才培养，增强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用福州考古的丰硕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倡导成立福州市考古队。在福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下，近30年来，市考古队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主要承担福州地区城市基本建设过程中的文物考古工作，并长期支持和参与全国水下考古工作，为全面探索福州地区史前社会演进及城市起源、全面反映汉唐宋元以来福州城市发展与变迁、全面揭示福州自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作出积极贡献。

　　考古发现建构福州地区早期历史

　　福州所在的闽江下游及闽东沿海地区处于福建史前考古的中心，在距今6500年前到距今2700年前这近4000年的时间里，优越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孕育出从壳丘头文化、昙石山下层文化、昙石山文化、黄瓜山文化到黄土仑文化的史前文化系列，聚落逐渐扩张、社会不断演进，奠定了闽越国建立、城市兴起的深厚基础。

　　白头山遗址，位于闽侯县荆溪镇港头村，是闽江下游一处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青铜时代的大型聚落遗址。2018年在白头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炭化人工栽培稻谷、粟、黍等植物颗粒。其中，在昙石山文化层中发现7粒黍子稃壳植硅体，是闽江下游地区已知最早的旱作农业证据。在动物遗存方面，发现了黄瓜山文化时期和晚商时期贝壳堆积，以及鸟骨、家养狗、龟甲、象牙、鱼骨等动物骨骼，为了解闽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期先民的资源利用及生业形态提供了重要信息。

　　小箬遗址群，位于闽侯县小箬村，遗址出土器物兼具闽江上游及下游诸多文化的特征，反映出黄瓜山文化时期后闽江上游、下游两大地区之间更加密切的联系。

　　古洋遗址群，位于闽侯县鸿尾乡古洋溪两岸连绵的山岗上，2002年发掘出土一批印纹硬陶及玉石器物，其中玉璜为黄土仑文化遗址所未见。

　　罗汉山遗址，位于晋安区新店镇盘石村，2008年发掘出土了磨制石器、玉器、青铜器、几何印纹硬陶、原始瓷器等珍贵文物，其中青铜锛和青铜簇的出土填补黄土仑文化遗址此前未发现青铜器的空白。有学者认为，可将闽江下游地区所有与古洋遗址、罗汉山遗址相似的该类遗存，定义为“罗汉山遗存”。

　　近30年来，一系列的史前遗址考古发现极大充实和完善了福州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为建构福州地区的早期历史，以及研究史前社会生业形态、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和扩散积累了丰富资料。

　　考古发现反映福州城市发展与变迁

　　公元前202年，汉“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自此福州拉开2200多年城市发展的大幕。考古发现了汉代闽越国宫殿、唐代马球场、鼓楼、罗城城门城墙、五代夹道、宋代坊巷格局及明清府城城门城墙等各个时期的重要遗迹，充分印证了汉唐以来福州作为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发展与变迁。

　　（一）城市遗址考古发现

　　闽越国都城研究，一直是福州城市考古的中心问题。1997年至1999年，在屏山市场、鼓屏路省农业厅宿舍楼、冶山路省财政厅宿舍楼等考古工地均发现汉代文化层及遗物；2001年在西洪路牛头山遗址发现西汉闽越国时期建筑遗迹；2012年至2015年在地铁屏山站遗址发现西汉时期规模宏大的两期建筑台基，出土铁器及大量建筑构件；2014年地铁四号线化工路站考古发现了汉代农村聚落遗迹。通过近30年的考古工作，福州考古界认为屏山一带作为宫殿区所在，牛头山一带亦为重要公署建筑区，但关于汉代闽越国都城冶城的具体形态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晚唐及至五代十国战乱割据中闽国的出现，是福建地区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也是福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作为闽国都城，福州城得到大规模扩张。1999年在省二建考古工地发现唐罗城延远门，2001年在其南面的嘉华新城考古工地发现罗城城墙，2011年在三坊七巷文儒坊通湖路西侧空地发现罗城城墙，2014年在安泰河北岸发现唐代木质护岸，是我国南方地区较少见的早期木质护岸遗址。2013年地铁屏山站考古发现晚唐五代的大型建筑基址，应为闽国的宫殿附属建筑。1993年和1999年在今北后弄—钱塘巷以南发现五代“夹道”，可通行较大的舟船以达西湖游乐，被视为当时内河治理的典范。

　　作为古今重叠型的城市，福州各历史时期的城市遗址都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探讨福州城各时期的宏观（边界、选址、功能分区等）和微观（内部建置、建筑布局与设施结构等）形态与及分期演变，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数代人将考古发现以拼图的方式薪火相传。

　　（二）古墓葬考古发现

　　墓葬是安置逝者的特殊建筑，也是了解古代社会和风俗的重要媒介。

　　赤塘山遗址，位于闽侯县上街镇上街村，2018年至2019年发现了商周墓葬10座、六朝至唐墓葬32座。其中，大量东晋到南朝早期纪年墓的发现，有望成为今后闽江下游地区六朝到唐墓葬及青瓷器的断代标尺，也为探讨福州地区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及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宝林寺宋墓位于连江县丹阳镇，系我省罕见的高等级墓葬，是研究宋代墓祭和丧葬制度、复原福建地区宋墓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名医祝恒齐墓，位于晋安区新店镇益凤村，是典型的明代中晚期家庭合葬墓，2002年考古发现了近三十件锡制明器，对于研究福建明代中晚期的家具演变及家居生活有一定的价值。

　　（三）城市历史文化街区考古发现

　　2018年，福州市以“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城市特色风貌”为目标，开始打造15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通过考古，更好地展现了历史文化街区的前世今生。

　　2019年连江老城区考古，确认了连江西北段古城墙的结构及地理位置，为进一步做好温麻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整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2019年长乐老城区考古，通过建立三维测绘坐标系统，划定长乐古城的范围及古城墙、河道、桥梁等历史建筑大致位置；发现残长130米明代东城墙，是研究长乐古城历史变迁的实物见证，为和平街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增添了新亮点。

　　2020年福清利桥街区考古，基本摸清该区域东塘聚落的历史变迁，掌握了不可移动文物点及各类建筑遗存的分布情况，为利桥历史文化街区规划提供有力支撑。

　　考古发现阐释“海上福州”

　　从新石器时代起，福州所在的东南沿海史前文化显示出强烈的海洋文化特征。秦汉以后，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对东南沿海的商贸格局与经济繁荣具有推动作用。

　　（一）陆地“海丝”遗迹考古发现

　　汉代，福州港已是南海贡献转运的重要中转。2013年地铁一号线屏山站遗址考古出土32.5公斤重的汉代铁锚结合1975年在连江县敖江出海口出土的汉初独木舟，从考古学上印证了文献关于东冶港的记载。

　　唐五代闽国时期，福州港成为当时四大港口之一。怀安窑，位于仓山区洪塘淮安村，是一处从南朝至五代时期重要的外销窑址，其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文莱、越南等地都有出土，从福州港到外销地便可连接出通往东北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瓷器）之路”。2014年考古发现8条从唐至五代不同时期的龙窑，其中一条龙窑宽3.85米，是目前福建省内发现的最宽的龙窑。

　　宋、元时期，福州陶瓷远销世界各地，在陆地进行的窑址考古对于解决外销瓷的技术、年代及流通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福清东张窑，位于福清市东张镇石坑村，2018年考古调查发现的主要器型为盏、碗、碟、盘等，烧制的瓷器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日本列岛、印度尼西亚等地均有发现。连江浦口窑，位于连江县浦口镇，2018年考古调查发现窑炉残迹7座、废品堆积丰富点70处，器型以碗为主，烧制的瓷器在日本的博多遗址、冲绳等地均有发现。

　　明代，郑和舟师在长乐驻泊扬航，成化年间以后福州是中琉贸易的唯一口岸。明清时期至近现代，福州是中央经略东南海防的重点，2019年开展的闽江口炮台群调查，为进一步梳理福建海防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储备和研究素材。

　　（二）水下沉船遗址考古发现

　　水下考古是我国考古学近30年来新拓展的研究领域，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长期支持并参与全国水下考古工作，福州海域大量的沉船遗址也为我国古代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外海洋交通史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连江县定海湾水域，2000年考古出水瓷器1000多件，主要产自福州周边的闽清义窑、长柄窑、宦溪窑、闽侯南屿、鸿尾等窑址。

　　“碗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屿头乡北侧，2005年考古出水瓷器17000多件，为清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产品，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极高。

　　2016年福州海域调查，复查与发现了五代至清代的各类沉船遗址8处，采集出水了一批龙泉窑、越窑、景德镇窑以及福建本地窑址的产品，充分反映了福州海域水下遗存不仅类型丰富、出水器物种类多，而且年代跨度大、时代序列完整，是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

　　凝心聚力谱写新篇章

　　鉴往知来，新时代赋予新使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将进一步会同科研院校及经济、政治、文化、医学等各领域研究人员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遗址的丰富内涵，展现福州区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进一步依托基建考古项目，构建福州区域的城市与聚落网络研究体系，挖掘和阐释福州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持续探索海丝历史遗存，建构福州独特的、有吸引力的“海丝”门户城市形象，为揭示福州6500多年人类活动史和2200多年建城史，展现福州城市故事的精彩篇章，弘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福州城市精神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福州日报》（2020年12月2日 007版 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