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懋榘，又名卢念刚，化名卢少南、马蒙新，笔名茅居、石滨、文龙、新第等。1909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市民家庭。早年求学于福州苍霞洲小学和福州青年会中学，因家境贫寒，屡受富家子弟的歧视、凌辱，但他聪颖好学，锐意进取，是门门功课皆优的高材生。1929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协和大学政治经济系，攻读社会科学。

福建协和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开设较早的一所综合大学，五四运动后，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师生勇敢地站出来向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精神鸦片进行挑战。学校浓厚的革命氛围感染和熏陶了卢懋榘，使他这个“用功读书，人们叫他卢博士”的书迷，走出书斋，投身到风云激荡的革命洪流中去，成为该校激进学生中的一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常务干事、主席。此间，他还收集、阅读了许多中文版和英文版的马恩列经典著作，潜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文章宣传马列主义，逐步树立革命的世界观。

1931年，他倡导创办《协大学生》月刊，并亲自担任该刊编辑主任、文艺组长，组织同学创作进步文学，开始步入文坛。此后，在《协大学生》、《协大季刊》等刊物上，他发表了诗作《末次的警告》、《我们的坟墓》，小说《仲奇的进步》，独幕剧《木桥上》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批判现实，控诉社会的罪恶，具有强烈的阶级爱憎、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明确的战斗意义。在《我们的坟墓》里，他以明晰的眼光洞察到压迫者和剥削者必然灭亡的命运，并宣告自己的使命就是促使他们灭亡的早日到来：

死是可诅咒的一幕，

但遏不住欲底奔流，

人们慷慨地跑向死神座前，

看，他们已在替自己筑起坟墓，

筑、筑、在淫妇底雪白的肚皮上，

在呼么喝六的赌场中，

在云雾袅绕的烟榻上，

在盛着芳醇的玛瑙杯中，

在满藏着契据的铁柜里，

在明窗净几的研究室中。

朋友啊，那些都不是我的坟墓，

让我们筑坟墓在恶魔的大本营中。

他的诗文，冲破了当时福建文坛的沉闷空气，像清脆响亮的号角，劲吹出进步文学的声音。

九一八事变后，意气奋发、激扬文字的卢懋榘被震动了。1931年10月“协大社会科学社”成立，卢懋榘被推举为研究部部长。他领着同学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考察社会、国家的同时，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举国振奋。福州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组织募捐，支援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卢懋榘积极参加这一活动，成为学校和福州市“反帝大同盟”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1933年大学毕业后，任教于福州青年会中学。他利用授课的机会，把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传授给学生，同时还创办“反帝大同盟”的公开刊物《反帝新闻》，组织诗剧社宣传抗日救国，为拯救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呼号。福建事变期间，他还同“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一起，利用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组织了“远东反帝、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福建分会”，声援福建人民政府抗日反蒋。“闽变”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福建当局对进步文化的“围剿”，卢懋榘利用基督教会合法的活动机会，组织读书会，接近和团结进步师生，与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一道，积极响应左联文化号召，借合法报刊、演出、画展开展活动，为掀起福州文化战线反“围剿”的斗争浪潮做出了贡献。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卢懋榘全力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他奔走于福州各大中学校，发动和组织爱国青少年学生举行罢课游行，有力地推动福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卢懋榘等人在郁达夫的支持下，创办进步文艺组织“玫瑰诗社”。不久，他又组建民众剧社，创办文艺月刊《平凡》，利用合法场合公演抗日救亡歌剧，开展新文学和抗日宣传活动。

七七事变后，卢懋榘发起成立了全市性文化进步组织——“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同年10月，福州文化界召开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暨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卢懋榘被推举为大会司仪和文协候补理事。这时他身体衰弱，胃病严重，双眼近视高达700度，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与不便。但他始终忍着病痛，协助组织歌咏团和乡村工作团，到全省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奔波于城市、农村，常常活动到深夜才回来。文协开展的一系列救亡活动，引起国民党福建当局的恐慌，受到百般阻扰，并于是年12月被迫停止活动。对此，卢懋榘无比愤怒，在《小民报》上发表报告文学《胜利后》一文，痛斥国民党当局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置若罔闻，却滥设赌摊，大发国难财，甚至草菅人命。

1938年初，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在办事处主任王助的倡导下，卢懋榘主编抗日救亡刊物《战友》，并发表了《科学方法诣法则的研究》(连载)等各种政论文章。从此，“南方艾思奇”的赞誉渐渐地被广为传颂。受他影响的一批青年学生相继走上进步文学的创作道路。此间他还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筹组工作。以开办民众夜校为主，组织职业青年“业余经济研究会”、“抗日救亡歌咏团”，为“民先”培训宣传、演讲骨干。1938年7月，不懈追寻革命真理的卢懋榘，实现了人生的一大夙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之后不久，他先后担任中共福州工委所属的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中共闽江工委组织部长、南屿区委书记等职。1940年初，中共福建省委派遣他到永安改进出版社工作。

在永安改进出版社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期间，卢懋榘沉默寡言，独居斗室，埋头看稿子，写文章，俨然是个学者，但在评论时事、讨论稿件时，到处可以听到他那充满哲理而又铿锵有力的声音。他用“茅居”、“新茅”、“孟新”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抗战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杂感文章，把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传授给青年。如《现代文艺》第一期上发表的小说《再生》，强烈控诉了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批判了宿命论的人生观，讽刺了“穿黑旗袍”的贵妇人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侥幸心理，形象地说明了只有奋起抗战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的道理。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主要是政论杂文，每篇都是投向卖国贼的匕首，也是提醒人们注意的警钟，有些还是青年修养的箴言。一位读者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危难感到忧伤时，他的文章像春雨洗绿了青山一样，把信念、意志、理想送进我们的心扉……”

1940年8月，卢懋榘接受福建省委的指示，秘密潜赴闽北抗日游击区，担任省委马列主义干部训练班(又称武夷干校)教育长，兼教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讲课深入浅出，幽默诙谐，旁征博引，逻辑性强，深受同志们的爱戴和欢迎，被誉为“福建党内的艾思奇”。

1941年3月的一天清晨，雾气茫茫，春寒料峭，掩蔽在崇安浆溪山里的福建省委马列主义干训班，突然遭到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100多人的袭击。卢懋榘发现后高喊：“敌人来了，走，快走，向后山走。”连喊几声后，顿觉胸闷头晕，直喘粗气。同志们见他重病在身，又高度近视，执意要把他抬走。“情况万分危急。走，快走，不要管我。”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他拉下了疲乏而又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拒绝把他抬走。敌人冲上来了。突围到右侧山头的同志们遥望着他被押下山去，心如刀割。不久，他和同时被捕的其他三位游击队员一起被押往三元梅列集中营(即国民党福建省青年训导营)。

到三元梅列集中营的第二天，敌特发给他几张白纸，要他写一份“内容真实，把一切交待清楚”的“自传”。他察觉到这是敌人一个诱骗自首的阴谋，沉吟一会儿编造假籍贯，假经历，最后挥毫写下“马蒙新”三个字。他感到阵阵的快慰，这已是第九个名字了。从原名到笔名再到化名，分明辑录了他风风火火的战斗岁月。

卢懋榘用化名一时瞒过军警特务，行动比较自由。因此，他机智地传纸条通消息，秘密地在狱中建立党小组，领导狱中斗争。然而，不多久，敌人搜获了他的一些书籍文件，才知被骗，原来他就是名震八闽的卢懋榘。于是开始对他进行“感化教育”。

一天，卢懋榘被带到审讯室，三元梅列集中营首特黄珍吾亲自审问：

“你过去做什么工作?”

“抗日救亡。”

“卢先生，你是个有学问的聪明人，当今中国只有蒋委员长领导的党和政府是抗日的，共产党只是游而不击。你，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还年轻有为……”

“现在中华民族正处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亡不仅是共产党的主张，也是每个有良心中国人应做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北上抗日血洒疆场；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却躲在大后方，陷害忠良，滥杀无辜。谁抗战?谁游而不击?你们这些所谓的‘三民主义信徒’除了捕杀抗日救亡志士，做了什么抗日的事?还有……?”

“住口，你顽固不化。”

黄珍吾恼羞成怒，罚他站在孙中山像前反省，派了一个特务在旁监视两个小时后，黄珍吾又把他叫到审讯室：

“你，有什么感想?”

“我的感想很多。我读高中时就上党义课，是赞成和拥护三民主义的，可惜孙中山先生死得太早，假如他还活着的话，我绝不会受到这样的侮辱。我抗日，我救亡，没有罪。你们这样做，是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顽固不化，中毒太深。”黄珍吾脖子涨得通红：“顽固不化，自找死路。”

从此，卢懋榘被完全剥夺了行动自由。每天要去上一次课(受训)，但他每次都挺起伤痛的身躯与审讯的特务辩论，特务听了不顺耳，就把他拉出去，“吊飞机”，“坐老虎凳”。敌人要他供出组织关系和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他只是一句话“无可奉告”。每次“上课”回来，他不顾被拷打的伤痛，给狱中的战友上第二课，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难友们团结起来，坚定革命的信念，揭穿敌人的阴谋和欺骗。他每次“上课”每次拷打，每次如此。他这英勇顽强斗争的精神鼓舞了狱中的战友。后来，福建省委在总结这段斗争时，称赞“这是福建党与人民革命气节最高的表现”。1941年底，卢懋榘在三元县(今三明市)保安处梅列集中营遇害。

卢懋榘1940年离开福州到永安时，曾给弟妹一本纪念册，扉页上题词：“当民族解放时，我们兄弟姐妹团聚”，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他不仅以其过人的学识和才智在他的笔下塑造了许许多多的革命者形象，而且以其光辉战斗的一生，实践了“革命之花，先烈之血”的铮铮誓言。（吴明刚）

（来源：中华英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