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方志述要

韩章训

中国历代相传的方志事业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优良传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方志事业就一直很重视。中共中央早在1941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指出：要“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其中就包括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李鹏、江泽民、朱镕基、习近平、李克强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关心着中国方志事业。1958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3月4日，毛泽东主席刚到成都，立即调来《四川通志》《华阳国志》《蜀本纪》《灌县志》等一批志书阅读。后又读了《都江水利述要》《武侯祠志》等。会议期间，还选辑了其中部分内容印发给与会领导，提倡利用地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并提出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2]习近平总书记早在福建、浙江、上海工作期间，就一直关心和支持地方志工作。如2004年10月10日上午，习近平在视察江山市白沙村时，看到了该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鼓励《白沙村志》作者毛兆丰继续努力，争取把白沙村续志修出来。他说：“几千年来，国有史，家有谱……家谱毕竟是一家一族的文化，而村志则不同，它能反映全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面貌，又有与全体村民休戚相关的好人好事记载，最起码的存史作用是很大的啊！”“‘你们白沙人做得不错嘛’，你还要努力，把这些大变化写进新村志里去。”“希望你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白沙新志写出来！”[3]新中国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中国方志事业发展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端：

一、志观论

（一）继承传统与编修新志关系说

中国修志源远流长。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强调，我们应该继承中华民族不断修志的优良传统，继续编好社会主义新方志。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全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向来就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必须把这个传统继承和发扬光大起来，否则我们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4]1984年6月，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为《湖北市县概况》和《湖北省志》题词：“继承历史文化优良传统，努力编纂好湖北省地方志。”[5] 1986年12月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编纂新地方志，既要继承优良的历史传统，又要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做好这项工作，将会对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产生积极作用。”[6]

（二）方志与百科关系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方志事业发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已日益密切。1958年11月21日，周恩来率先论及修志与档案的密切关系。曾三曾追忆曰：“前不久，周总理在百忙中召见我，询问有关档案工作情况后说：你们档案工作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充分利用档案资料，编修新的地方志，盛世修志嘛！你们档案工作者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为当代和后代做件有益的事，子孙不会忘记你们的。”[7]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对把握方志与百科关系问题有两个主张。一是主张方志事业发展要注意采用现代科技新手段。1995年8月17日，他要求地方志工作要尝试采用现代化手段。他说：“要尝试用现代化手段储存资料，如计算机、磁盘、光盘、录像带等。‘像’的信息量比‘字’信息量要大得多。要把历史性的镜头保存下来。”[8]1997年8月20日，他又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要应用现代科技成果修志，除了出志书，还可以出光盘，进行电脑联网等。要提高志书质量，就必须有具备现代科学素养的修志队伍。”[9]二是主张方志事业发展要注意借鉴相关学科的某些经验。他说：方志学发展“要形成志书自己的科学规范和概念体系。我们的史学研究已基本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语言、话语体系和自己的概念、范畴、体例、规定，并由此成为一门科学。在修志工作过程中，注意吸取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文化传统，借鉴其他科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形成志书自己的一套科学规范，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10]

（三）修志与做学问关系说

自古以降，世人多把修志视为一种几乎没有学术性的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简单工作。1986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修志“是一个文化建设，很重要的文化建设。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知识。”[11]后胡乔木则要求把修志当作一门学问来做。1991年10月17日，胡乔木指出：“编写地方志必须具有严谨的学风，志书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人物传究竟应当怎么写，也是一门学问，决不可轻视。”“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本来不是行政性的事。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过去修志是一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正作。”2014年4月16日，李克强总理还把修志做学问提高到“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新高度。他指示说：“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承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存真求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12]

（四）修志与用志关系说

重修志和轻用志的倾向在我国一直存在。李铁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强调了修志与用志的辩证关系。他2001年12月20日说：“要进一步研究修志和用志的辩证关系。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用志是在第一轮修志基础上开始第一轮修志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用志，当代人用志，后代人用志，才能体现志书的价值，才能资政，才能利民，才能检验志书的优劣、真伪和正误。有志不用，就失去了它的实践性，就失去了实践标准，那它就只是纂修人员自我欣赏的东西，而不能成为社会的公利之物。把新一轮的修志前的准备工作放在用志上，是为了更好地修志，是我们方志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用志要大胆探索，要有创新精神。志书首先是服务当代人的，自然应当以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和需要作为标准。离开了当代人的实践和需要，后人怎么用志？只有对当代人服务好了，后代人才会从用志的历史过程中加以总结。如果志书不得用或未尽其用，那怎么获得社会的承认呢？它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怎么体现出来呢？有用处才能有价值。”[13]此说是方志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发展。

（五）国际交流说

2001年12月20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谈及了修志中的国内外学术交流问题。他说：“在修志工作过程中，还要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14]2003年1月8日，他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地方志工作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他说：“我赞成工作总结中关于加强国际交流的做法。国际交流首先要搜集、征集分散在世界大图书馆、大学的有关方志的中文材料。志书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被劫掠、偷盗的很多，分散在世界各地。办公室可以通过国际协作，通过志书交换和回赠等方式，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志书和有关志书的材料以复制、光盘等形式收集回来，供全国学者研究，同时也可以填补国内方志收藏的空白。”[15]这里所言“工作总结”系指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总结。

二、修志论

（一）意义说

为了发动全国修志，首先必须广泛宣传修志意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论及修志意义问题。1961年夏，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对庐山党委宣传部长厚万仁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观今鉴古嘛！”[16]1986年12月23日，万里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地方志工作很重要。各级政府都要关心这个事情，动员一些专家还有老同志来参加这个工作。”[17]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全面阐述了新方志的编修意义问题。他说：“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又强调说：“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18]1996年，李鹏总理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编写地方志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19]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历史发展和振兴中华的高度，要求国人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工作：“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2014年4月16日，李克强总理也强调修志工作十分重要。他指示说：“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修志工作十分重要。”[21]

（二）人才队伍说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强调人才队伍对于搞好修志工作的重要性。1984年8月，胡耀邦在谋划修志问题时指出：修志“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22]1986年12月22日，胡绳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指出：“加强修志队伍的建设，是提高新编地方志质量的重要保证。要努力提高修志工作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造就出一支既有专门知识又十分熟悉本地情况，并且热爱地方志工作的专业队伍。”[23]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逐步建立起一支精干的修志队伍。编纂地方志，工作量大，要求又高。要努力提高修志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政策水平和专业理论水平，逐步建立起一支具有开拓和献身精神、较强理论和业务素养的修志队伍。”[24]2001年12月20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关于用志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说：“我们还要重视培养能专门为社会服务的用志人才。唯有用志，才会使志书纂修工作代代相济，连绵不断；也只有用志，才会使我们这支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才能知道进一步编纂的意义。”[25]

（三）指导思想说

新旧时代修志的根本不同集中体现在修志指导思想的差异上。周恩来、江泽民、李鹏都曾先后论及修志指导思想问题。1961年夏，周恩来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对庐山党委宣传部长厚万仁说：“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26] 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编纂新方志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改造、振兴上海服务。我们要明确这是编纂方志工作的指导思想。”[27]1996年5月6日，李鹏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新编地方志工作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态度。”[28]2008年11月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指出：修志“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弘扬文化传统。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地方志工作要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就要反映广大人民创造历史的功业，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29]

（四）修志为用说

由于受书本脱离实际思想的影响，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不仅一直存在着重修志轻用志的倾向，而且总是把修志、用志视为各自独立的两回事。以辩证观点去审视，修志只是手段，用志才是最终目的。李铁映为了改进国人关于修志与用志关系的旧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书本联系实际的观点，率先提出“修志为用”新理念。1996年5月7日，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修志为用，用志方法要改革。”[30]后陈奎元也强调说：要“坚持修志为用的原则，进一步提高地方志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1]

（四）特性说

李铁映认为，在修志工作中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特性，即行政性与学术性。1995年8月15日，他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阐述修志行政性与学术性关系曰：“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并不是说要各级领导包揽修志工作中的具体事务，而是要求各级领导认真研究和确定编纂工作的大政方针、指导思想，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方针性、政策性问题；要认真甄选好德才兼备的高水平的主编、总纂，切实提高编纂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地方志编纂工作是在政府主持下的一件工作，同时又是带有学术性特点的工作。因此，要按照学术工作特点来进行工作，这里主要指的是要尊重科学，尊重历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事实求是的原则。”他还认为，修志既是一种“政府行为”，也是一种“著述”活动。他说：现在“修志工作是政府行为，是在各级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对地情的全面调查。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新编地方志是一种特殊体例的著述，是汇集我国各地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准确的国情书、地情书”。[32]

（六）领导说

虽然昔时学界对于政府领导修志问题多有表述，但多表述得比较概括和抽象。其典型表述就是修志为“守土者之责”或“有司之责”。李铁映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思想，把政府修志的领导责任表述得更加明晰和准确。1995年8月15日，他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首次说明了关于“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的要义。他说：“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并不是说要各级领导包揽修志工作中的具体事务，而是要求各级领导认真研究和确定编纂工作的大政方针、指导思想，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方针性、政策性的问题。”[33]1995年8月17日，他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把政府领导修志的具体任务概括为五个环节。他说：“各级政府如何抓好修志工作呢？我想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领导要到位。……各级政府都要有一位领导主管这项工作。二是机构不管大小，要有人管，要健全。三是要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专业队伍。……四是要创造必要的条件，特别是经费问题要落实。五是修订好《规划》、《条例》，要把修志作为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队伍建设和培训、推选示范志书、办好刊物、组织学术交流和理论研讨等，都要有计划地做好。”[34]1996年5月7日，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有更精要表述。他说：“修志工作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省、市、县三级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职责，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坚持‘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要坚持‘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特别是职称）到位，条件到位。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三审定稿制度。……对各级政府领导来说，修志可以说是‘官职’、‘官责’。各级领导在这方面不能疏职，更不能使这项事业废驰。”[35]李铁映此说有创新和发展意义。

（七）制度说

李鹏认为，编修新方志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1996年5月6日，他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编修地方志要制定章程或规定，以便使工作有章可循。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章程，还要挑选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员，才能写出好的地方志。”[36]李鹏这个指示为后来修志制度化和法制化工作指明了方向。李铁映认为，欲使修志事业健康发展，必须做到法制化、制度化。1995年8月15日，他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的书面讲话中总结当代修志经验曰：“根据当前修志工作的实际需要，应当考虑把制定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他后来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指出：“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为了浇灌好方志事业这棵长青树，发展这项文化、学术事业，必须保持修志机构、修志队伍的稳定，这就一定要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也就是科学化。要在总结修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制度，制定法规。”[37]李铁映的这些见解，对修志事业持续发展来说有指津意义。

（八）机构说

昔时修志因未能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故志书修成，其机构和队伍就立即解散。李铁映总结修志历史经验，认为在一届修志任务完成之后，仍然“必须保持各级修志机构和修志队伍的稳定性”。他说：“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延续进行的基础性学术文化事业，不是一项临时任务。如果一届志书完成，修志机构、队伍就宣告解散，隔几年又重起炉灶，那将会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甚至会出现资料的散失和断档，给工作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上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实际即下一届修志开始之时。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地情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还应开展编纂地方性综合年鉴、编辑各类专题资料、整理旧志等项工作。这些都是客观的需要。因此，必须保持各级修志机构和修志队伍的稳定性。”[38]李铁映如此总结修志历史经验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2000年4月20日，李铁映又强调指出，“不能因为机构改革影响修志工作，要把地方志工作作为21世纪文化建设的基础工作来抓，不能中断。”[39]

（九）“三新”说

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从方法论高度提出了新志编修要法。他说：“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40]胡乔木此说后来被方志学界概括为“三新”说。1985年3月27日，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修志书存在着不科学的“政治化”倾向和“宣传色彩”，必须予以纠正。他说：“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一种政治的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41]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编纂新方志，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42]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指示，都为新方志编修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十）存真求实说

存真求实或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要义所在，也是修志者应有职业道德的集中体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强调修志必须贯彻实事求是和存真求实规则。1983年，胡耀邦在四川考察时对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谦说：“搞重庆地方志的时候，要实事求是。这里是蒋介石的陪都，对国民党也好，对民主人士也好，哪怕是对蒋介石，有些事情也要实事求是，他有办了好事的地方，蒋介石办的也不都是坏的。”[43]1985年5月8日，中央书记处书记邓立群为四川省攀枝花市修志题词：“编史修志，求实存真。”[44]

（十一）保密说

为了确保国家安全，修志者必须注意做好保密工作。1961年2月28日，谢觉哉在福建指导修志时曾谈及修志中的保密问题。他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出，但总得写出人家不知道的事来。不宜公开写出的材料毕竟是少的。保密的范围可研究。这种书当然可以像地方报纸一样不出口，或者暂时先在内部发行。”[45]

（十二）规划说

制订修志发展规划属国家行政决策问题。李铁映在21世纪初就论及修志发展规划的制订问题。2001年12月20日，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总结第一轮修志经验教训说：现在开展第二轮修志“要做好规划。现在不能再像第一轮修志开始时那样，仓促起步，而是要充分论证和规划。就像国家计委批准一个项目，首先要反复论证它的科学性、必要性、可行性。这种可行性研究已成为我们修志工作基本建设方面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我们编修新一轮志书，也一定要充分论证。充分论证也就是总结经验，就是一次培训，一次学习，就是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又说：“这次会议之后，全国各地无论是已完成第一轮修志的还是正在加速进行的，都要论证新中国第二轮修志规划。怎么修，修什么，为什么修，都需要认真研究。就全国来讲，如果我们想让包括2万专职人员在内的10万大军积极投入新世纪新一轮方志纂修工作，就必须把很有价值、很有前途的规划拿出来，不要忙于分配任务。这样，大家才能够投入，才知道怎么办。要把规划当作一门科学。各地搞出的规划，要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政府通过，纳入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46]其中“三修”说具有创新和发展意义。

三、志书论

（一）性质说

胡乔木认为，志书是一种资料书。1986年12月24日，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旧的地方志作为一种资料书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科学性很差，这不足为怪。”又说：“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47]胡乔木此说对学界影响很大。董必武认为，志书内容具有全面性，类似于地方百科全书。1958年，他在指导湖北省地方志编修时说：“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元素。”[48]李铁映认为，志书既是一种“国情书”、“地情书”，也是一种具有“特殊体例的著述”。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志书是有独特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志书是一种特殊的史书，是‘官修’的地情书，也是继往开来，服务后代，垂鉴后世，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49]1989年1月2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在《仁寿县志序》中也写道：新志书“是一部立足现实，为现代和将来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地方百科全书。”[50]原中顾委常委萧克认为，地方志书是一种“信史”。81994年6月，他在审阅家乡《嘉禾县志》稿后说：“县志是信史。信史嘛，那就是实事求是。所载的资料不应有半点虚假，虚假的东西怎称得上是信史呢？”[51]江泽民认为，新编志书必须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1987年5月26日，他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新编方志必须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鲜明时代特点。”[52]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指示为新方志的新特点打造指明了新的方向。

（二）作用说

志书作用从来都是多方面的。周恩来认为，志书有存史作用。1958年4月29日，他在60岁以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茶话会上指出：“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资料。”[53]江泽民认为，新编市志对市民有多种教育作用。1987年5月26日，他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市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它从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将使人们懂得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从而启迪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上海，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献身于改造、振兴上海的伟大事业的热情。”[54]李铁映认为，志书具有历史文化和经世致用价值。2001年12月20日，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志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势，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的价值。”[55]

（三）内容说

志书内容是因时而异的。董必武以旧志内容为参照系，认为新编志书应该增加一些新内容。1959年夏，他在湖北省指导修志时指出：“修地方志应增加以下内容：一是写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行动，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一是要写方言志、风俗志和食品志；一是要写新人物志、艺文志、科技志等。”[56]此建议是完全符合“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社会实际的。1961年2月27日，谢觉哉在福建视察期间，也曾论及志书内容问题。他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建设了很多事业，如水利、农田、工业、文教等，那些成功了的经验必须详细地记载下来，以便在这个基础上更求进步；就是一些失败了的经验，也要扼要地指出，使以后不致再犯。”他还说：“志书不是专门写一件事的，但有时也可以写得深些。如河南写的，过去小麦如何种，现在又如何种的。昨天在城门公社听说，这里养鲢鱼，可以在池塘里排子。过去听说长江里的鱼都要在宜昌那些急水处才能出子。像这类有些新的发展的事，搜集些写上，很有意义。”[57]1996年5月6日，李鹏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我们现在进行的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和旧时代的修志有很大的不同。新编地方志主要是记载解放以来各地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新编地方志要反映我们时代的伟大变革。当然也要追寻地区历史发展情况，把它记载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58]

（四）质量说

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强调修志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1991年10月17日，胡乔木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中指出：“编写新的地方志，一定要重视质量，不能只强调速度。”“地方志一定要写好，如果搞得不好，宁可慢一些，不能赶任务。”[59]1996年5月6日，李鹏在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中也强调说：编修新方志“要坚持质量标准。鲁迅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我们编写地方志当然很难达到这样高的要求，但也要努力提高质量，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文采。文字表达要精炼，力戒空话、套话，篇幅也不宜过大”。[60]1995年8月15日，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所谓全面完成本届修志任务，不仅包括修志进度，而且包括志书质量。没有质量保证的进度，不符合我们所要求的进度。目前不少志书编纂接近定稿阶段，一定要树立明确的质量意识，严格把好质量关。”[61] 2008年，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也指出：“要继续坚持质量第一原则。质量是地方志的生命，是关乎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本。”[62]

（五）用语说

胡乔木从科学性角度去审视，认为志书用语必须精准，应该做到一句不多和一句不少。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地方志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在这个范围内，应该要求地方志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如果说不能做到后一点，至少要做到前一点。”[63]萧克认为，修志写作用语务必准确。1994年6月，他在审阅家乡《嘉禾县志》稿后说：“志书稿中用‘中国第一’、‘首创’、‘率先’之类的定语时，要十分慎重，要重事实，实事求是。切不可道听途说，更不要随意拔高。”[64]5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迄今仍有警醒意义。

（六）名志说

历史上的名志就是相应时代修志的典型和榜样。为了通过抓典型来提高志书质量，李铁映特地提出抓修名志的问题。1995年8月15日，他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抓名志，抓队伍建设。通过名志、通过范例来指导全国工作。通过培训，提高修志队伍的素质，是指导、加强工作的重要方法。要稳定、健全修志队伍。队伍的素质决定志书的质量。志书的质量决定了修志工作能否继续持续下去。指导小组要着重抓好这个环节。真正修出一些‘名志’。通过示范，全面提高志书水平。”[65]1996年5月7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谈及抓名志的问题。他说：“修志者应有创名志、佳志、良志的意识和抱负，写出一批优质志书出来。现在志书多而不精，名志不多。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下笔要慎重、准确。古人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警句。要做到‘增一字则繁，少一字则残’。”[66]

四、用志论

（一）收藏说

周恩来、谢觉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重视旧志等古籍的收藏问题。1959年6月，周恩来指示国家档案局曰：“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67]同月，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谢觉哉在会议展览会上看到了全国各地不少省、市、县编写地方志，并在此会致词中说：“我在档案工作成果展览会上，看到全国各地不少省、市、县编写地方志，我感到很了不起。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各级党政机关都有个地方志该有多好，多少年的夙愿今天实现了。”[68] 1962年春节，郭沫若在海南岛崖县帮助校订校点光绪《崖州志》，并为之作序。其序曰：“地方志书，旧者应力加保存，而新者则有待于撰述。”[69]

（二）整理说

1958年8月9日，周恩来在《关于整理善本的指示》中指出：“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还要有系统的整理县志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70]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全国史学会代表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史要加强研究，地方志的资料要收集，要保存，要研究。”[71]1987年1月，周谷城为《湖南地方志》题词曰：“志之重要，在于资料。整理成书，可供参考。曰志曰史，名称不拘。利用厚生，即是珍宝。”[72]

（三）阅读说

朱镕基总理从50年代始，就从宋养初那里学到一个好习惯，即每到一个地方就借读此地志书。他后来追忆曰：“我记得，1955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时候，我曾经随同当时国家计委委员宋养初同志（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一起出差到西北河西走廊一带，我们沿着铁路一直走，见一站停一站，武威、张掖、玉门，一直到青海。每到一个县，不管怎么晚，他都要问县委，请你把县志拿来让我看一看。这件事对我很有启发。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也跟他学习，每个县的县志拿来翻一翻，引起了我对学习历史的兴趣。”[73]

（四）应用说

李铁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或书本）联系实际观点，对用志问题进行了全新阐释。

1996年，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志书的作用决定修志的地位和事业的发展。”[74]2001年12月20日，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进一步研究修志和用志的辩证关系。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用志是在新一轮修志基础上开始第二轮修志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用志，当代人用志，后代人用志，才能体现志书的价值，才能资政，才能利民，才能检验志书的优劣、真伪和正误。有志不用，就失去了它的实践性，也就失去了实践标准，那它就只是纂修人员自我欣赏的东西，而不能成为社会的公利之物。”[75]2014年4月19日，刘延东也指示说：“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是一篇大文章，比如教育系统应当鼓励全国青少年阅读地方志，有些地方志内容应纳入当地中小学教材或课外读物，把当地历史上有特色的东西挖掘出来，让每一个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不能忘记祖宗、忘记历史。”又指示说“各级领导干部要‘读志’‘传志’‘用志’，‘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76]

（五）志馆说

方志馆是社会主义方志事业建设的一项基础设施。李铁映很重视方志馆建设问题。1996年5月7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筹建方志馆。一般地区也可以在图书馆设志书室。”[77]次年8月20日，他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方志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宁波的天一阁过去以收藏和保存旧地方志而闻名，我们要继承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收藏新编地方志为重要任务的地方方志馆，既为国家珍藏文化财富，也可以提供方志工作者研究使用。这样，我们方志工作者辛辛苦苦编纂的志书就都可以以‘入阁’了。”[78]2000年4月20日，李铁映又指出：“关于方志馆的建设，可与北京市联系合建，叫国家方志馆。此事，与北京市协商，提出方案，由北京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给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打报告，申请立项。”[79]2003年1月8日，他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方志系统要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志书图书馆，通过互联网供社会各界乃至国际上使用。”[80]

（六）理论研究说

李铁映率先强调方志理论研究的重要性。1995年8月15日，他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新方志理论的指导。新方志理论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新方志质量的高低。十几年来，我们的地方志理论工作者对新地方志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思想认识对指导本届修志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客观需要比起来，方志理论建设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必须大力加强方志理论研究，把它推上一个新台阶。”[81]陈奎元也曾强调方志理论研究必须做到与修志实践相结合。他说：“在方志编纂实践中，方志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取得许多成果。我们要注重处理好方志理论和编纂实践的关系，认识到两者同等重要。为方志编纂提供理论指导，是方志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82]

（七）学科建设说

李铁映曾多次论及方志学科的建设问题。他认为，方志学科建设的基础在于方志理论研究。他说：“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第一届修志工作所提出的任务，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时代相结合的志书体例，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成就了一项事业，使方志成了一门学问、一个学科。”2003年1月8日，他又说：“如果没有理论研究，没有规范的或者范例式的规则，地方志就形不成一门学问，也不可能培养新一代的修志人。”[83]他还指出，我们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就是要把方志作为一门学问建立起来。他说：“修志这门学问和学科，将愈益显示出它的独特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也是我们志书人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我们不仅要纂修志书，而且要把它作为一门学问建立起来，建设方志学科，培养方志专家。”[84]

由上所述可知，新中国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对方志事业发展问题的思考和探究很全面、很深远，无论是对于当时方志发展还是对于后来方志发展皆有指导意义。当下正值第二轮修志即将全面结束和第三轮修志即将全面兴起之际，我们重温一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方志事业的论说和教诲，不仅会倍觉温馨，而且也会倍增前进动力。

 （本文原载《浙江方志》2020年第5期。作者系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

注释：

[1]转引自《陕西地方志》1984年第5期。

[2]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5 页。

[3]转引自颜越虎著：《学思录——颜越虎地方志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页。

[4]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转引自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60页。

[5]引自志言：《领导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关心修志工作》，《中国地方志》1985年第3期。

[6]胡绳：《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7]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07页。

[8]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9]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5期。

[10]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11]万里：《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12]《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材料汇编》卷首，方志出版社，2014年。

[13]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14]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15]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3期。

[16]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22页。

[17]万里：《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18]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

[19]李鹏：《努力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20]2014年2月26日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材料汇编》卷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的重要讲话》，方志出版社，2014年。

[21]《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材料汇编》卷首，方志出版社，2014年。

[22]转引自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15页。

[23]胡绳：《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24]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

[25]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26]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22页。

[27]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

[28]李鹏：《努力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29]陈奎元：《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30]李铁映：《存真求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31]陈奎元：《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32]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33]《李铁映同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34]《李铁映同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35]李铁映：《存真求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36]李鹏：《努力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接见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37]李铁映：《存真求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38]《李铁映同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39]《李铁映同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40]胡乔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胡乔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42]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

[43]引自志言：《领导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关心修志工作》，《中国地方志》1985年第3期。

[44]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上），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45]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21页。

[46]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47]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48]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黄山书社，1988年，第20页。

[49]李铁映：《存真求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50]杨汝岱：《仁寿县志序》，新编《仁寿县志》卷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51]转引自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4页。

[52]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

[53]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748页。

[54]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5期。

[55]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56]来新夏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黄山书社，1988年，第20页。

[57]转引自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21页。

[58]李鹏：《努力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59]胡乔木：《谈新编地方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

[60]李鹏：《努力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工作》，《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61]《李铁映同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62]刘延东：《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63]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

[64]转引自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4页。

[65]《李铁映同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66]李铁映：《存真求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67]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749页。

[68]转引自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12页。

[69]郭沫若：《序重印〈崖州志〉》，光绪《崖州志》（校点本）卷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70]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年，第748页。

[71]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60页。

[72]转引自诸葛计编著：《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21页。

[73]朱镕基：《在上海市志编委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上海修志向导》1988年第2期。

[74]李铁映：《存真求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75]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

[76]《刘延东副总理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材料汇编》卷首，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

[77]李铁映：《存真求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

[78]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5期。

[79]《李铁映同志对地方志工作的指示》，《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3期。

[80]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3期。

[81]李铁映：《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

[82]陈奎元：《在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1期。

[83]《李铁映同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3期。

[84]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