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自振

　　从晚唐五代开始，福州的海外贸易日趋繁荣，到海外谋生的人日渐增多，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已达100万人以上，除暹罗（泰国）、真腊（柬埔寨）、安南（越南）外，以祖籍福建的华侨占多数。

　　明末清初，地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等地已有福建戏曲的演出。《东南亚华语戏剧史》记载：“在爪哇，从1603年至1783年华商酬神作戏的活动从未间断过，而且当地的华人富豪或赌场大亨还延聘漳、泉两州乐工、优人，教导自己蓄养的婢女（爪哇人）歌舞，日日演戏以娱嘉宾。”从中可见明中后期至清初福建戏曲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一带的流传情况，惜作者未注明出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海禁一开，大量华商、华工涌向东南亚各国，华侨人数不断增加。福州戏班也因东南亚华侨酬神、娱乐的需要而频繁赴东南亚演出。

　　1842年1月19日，美国远征探险队的威尔基斯舰长在他的《航海日记》中提到了在新加坡闲逛时看到中国戏曲演出，威尔基斯舰长还记录了同年2月华人农历新年期间的戏曲演出。之后，沃尔根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与习惯》也记录了新加坡1842年至1861年间祀神演出与戏园演出的状况。1866年英国博物学家古斯柏德·克林乌德教授到新加坡一带观光，他在186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同样提到他在新加坡看到的中国戏曲演出，可惜均未写明演的是什么剧种。

　　1887年，清朝官员李钟珏在他的《新嘉坡风土记》中记载了新加坡的戏园：“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其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人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从李钟珏的记载可知，在当时新加坡的戏园中已经有福州戏曲的演出。

　　闽剧又叫福州戏，流布于福州、闽侯、长乐、连江、福清、平潭、闽清、永泰、罗源、古田、屏南、宁德、霞浦、福安、周宁、南平、顺昌、三明等闽中、闽东、闽北20多个流行福州方言的市、县。从古到今，随着历史上福州人大量移居东南亚，使闽剧也传播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国福州籍华人聚居地。闽剧多次赴访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演出，受到国际友人和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并得到很高的赞赏与评价，使闽剧艺术的影响日渐扩大。

　　据《闽剧志》（初稿一）记载，1927年六七月间，福州“群芳女班”赴新加坡演出《灵芝草》《燕梦兰》《五子哭墓》《金指甲》等剧目；同年，福州“上天仙”戏班应邀到新加坡演出。此年“新赛乐”戏班在厦门演出，听到有人到福州聘“上天仙”戏班赴新加坡演出的消息后，认为本班“剧目多，角色齐全，班誉也胜过‘上天仙’，如到新加坡，营业必胜于他”，便由邵金栋打前站联系。

　　1928年1月，闽剧“新赛乐”戏班一行70多人由厦门搭海轮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进行商业性演出。主要演员有赵春官（须生）、张水官（小生、须生）、石祥官（小生、小旦）、林桢藩（青衣）、庄鸿声（花旦、正旦）、郑香官（泼旦）、施凯官（三花）、吴庆官（大花、二花）、陈瑞官（老生）、潘春官（长丑、三花）、徐福官（大花、二花、三花）、谢流惠（三花）、黄宝官（三花、长丑）、榕榕（武生）、细榕（武旦、武生）、八福（三花）、杨依朋（三花）、财官（三花）、郑彬官（小生、花旦、老生、三花）、叶奇官（小生、花旦、武旦）等，演出剧目有《包公案》《金指甲》《狸猫换太子》《封神榜》《陈靖姑》等。

　　“新赛乐”戏班在新加坡“同乐园”演出了3个月，共演115场，观众达115000人次，在新加坡名声大振。后在“一舞台”“天演舞台”演出3个月125场，观众115000人次。随后，剧团离开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演出，演出4个月145场，观众达292300人次。槟榔屿演完，剧团到吉隆坡演出3个月115场，观众达149500人次。后又在安顺演出20天。之后到印度尼西亚泗水、三宝山、大町洋演出6个月206场，观众达206000人次。离开印尼后又回槟榔屿演出1个月、新加坡演出2个月后才返回福州。“新赛乐”戏班这次在东南亚演出3年左右，观众达100多万人次。

　　《闽剧志》（初稿一）有“新赛乐”戏班海外演出的详细采访记录，其中提到，“新赛乐”班1928年1月到新加坡“同乐园”演出，“剧场门口挂上长一米、宽六十公分的红漆木牌，四周装着灯光，中间写着主要演员名字和剧名，光亮夺目，美丽堂煌。同乐园的座位仅有一千位，票价一等八角（约二百位），二等六角（约三百位）、三等四角（约五百位）。”

　　新加坡演出后，到槟榔屿演出，剧场座位是1200位，票价一等一元、二等八角、三等五角，较新加坡提高了。其中《火烧百雀寺》一本连演15天，不少人买不到票，只得买3元钱一张的“黄鱼票”。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赴东南亚演出的戏班大大减少。这种状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中国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影响；其次是东南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影剧业，限制中国戏班的进入。当然也有例外。

　　1931年夏，新加坡华侨同乡会派专人至福州邀请叶奇官组织闽剧戏班出国演出。叶奇官欣然受聘，并邀集庄鸿声、赵猴子、施凯官等人组织戏班赴新加坡演出。1938年年初，叶奇官为了充实演员阵容，一度回国招聘，后因抗战开始，交通受阻，而未能成行。黄叔麟在《闽剧与新加坡》一文中云：“最后一个闽剧团来新加坡的，应该是福州市的‘众星剧社’，陈妙轩说他的朋友傅意农、依俤和猴仔当年都在这个剧团里。”不知这个“众星剧社”是不是叶奇官所组之班。另据吴田《地方戏剧在新加坡》一文记载，1935年福州“民国风”班、1938年“赛乐天”班、1947年“复乐天”班赴新加坡演出，杨路冰认为这几个戏班“当是福州戏班”。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福建几大剧种很少有海外传播的记载，但也有例外。如1959年3月，闽剧著名艺人郑奕奏、杨瑞英应印度尼西亚椰城玉融公会、万隆玉融公会、梭罗玉融公会邀请，随带闽剧《追鱼》《钗头凤》等赴印度尼西亚万隆等地教戏6个月，培养男女演员20多人，使闽剧艺术在海外开花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福建戏曲得风气之先，陆续走出国门，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福州晚报》2021年1月31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