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琇焘，号晋之，曾化名孟起、杨青，出生于1913年8月，福建福州人。父亲孟声宏是个典当铺的店员，工薪低微，母亲张氏作些女红帮助丈夫抚育3个儿子。

孟琇焘少年时代念过几年私塾。他刚满13岁，就被家里送进福州南台河口嘴“恒孚”号当铺当学徒。孟琇焘学艺之余刻苦自学，阅读了传播新思潮的文学作品和书刊，从中受到启迪，开始思考人生和社会现实。北伐军进占福州时，他读了北伐军政工人员散发的宣传材料，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更加清醒。1927年初，福州店员总工会在南台大庙山成立，孟琇焘跟着老店员高大雪、陈德铭到福州各家当铺说服工人群众组织典当业店员工会。典当业店员工会成立后，孟琇焘经常到会所了解店员生活状况和劳资双方的纠纷情况，帮助工会工作人员处理日常会务。这时，他认识了常来会所下棋的陈任民。陈任民是福州早期共产党员，曾经创建“福建工学社”、“民导社”，出版《工学报》和《民导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陈任民的影响，孟琇焘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不允许进步工会存在，典当业工会被强制解散。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爱国将领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并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期间，工会组织得以恢复，孟琇焘积极参加工会活动，被选为福州典当业店员工会的执行委员。他尽力团结学徒，和老板展开缩短艺徒学艺时间和增加工资的斗争。“恒孚”号当铺的老板十分害怕工会，对孟琇焘的政治倾向极为不满。1934年初“福建事变”失败后，国民党地方当局下令取消工会组织，“恒孚”号老板以“生意亏本”为借口辞退了孟琇焘。此后，孟琇焘只得依靠制作纸花换钱度日，生活陷入困境。

孟琇焘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并没有畏缩，他23岁那年决计离乡外出谋生。他先到闽北，以后又转赴江西南昌，但都未能找到职业，不得已于1935年前往上海，要求其族兄孟琇棠给予帮助。孟琇棠是清末举人，书法造诣很深，此时任职于上海海军江南造船所，为秘书课课长。经其介绍，孟琇焘入江南造船所工人子弟学校任自然课教员。在这里，孟琇焘认识了共产党员、教员高今。高今是福州东门外人，因同乡关系，孟琇焘与其常有往来。

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并向全国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抗御日本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一切都使具有爱国之心的孟琇焘热血沸腾。1936年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孟琇焘和高今兴奋异常，他们积极向学生宣传抗日救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上海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孟琇焘前往参加，聆听郭沫若慷慨激昂的演讲，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会后，郭沫若为孟琇焘题词，以示慰勉。8月13日，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江南造船所工人子弟学校被迫关闭。11月间，孟琇焘经浙赣返回家乡，并和卢懋榘、陈学英等一起投入福州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卢懋榘是中共福州工委的青委宣传部长，他向孟琇焘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引导孟琇焘走上革命的道路。1938年，经卢懋榘介绍，孟琇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以台湾为基地的日军飞机经常疯狂轰炸福州，厦门沦陷前后，日舰也时时在福建沿海骚扰。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福建的政治、文化中心便从福州逐渐向闽北山区转移。在这期间，经林浩藩帮助，孟琇焘考入了“福建省县政人员养成所”，在义务教员班学习，毕业后任南平县政府教育科科员，曾主编《教育月刊》。随后，他参加了中共闽江工委（1940年改为特委）的工作，和庄征任书记的私立剑津中学中共党支部密切联系，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和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1940年夏，孟琇焘转到沙县，在福建医学院院长办公室做文书工作。他十分注意团结进步学生，争取中间分子，打击顽固势力，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在大学生里发展党员，建立了福建医学院党支部。他还逐步将党的工作扩大到在沙县的省立福州中学及其他学校，同时酝酿组织中共沙县工委。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闽西、闽北各县的国民党当局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其间，三元县设立了关押和审讯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的集中营。后来，军统还在建瓯、华安两地先后开办了培养特务的训练班。福建的斗争环境一时十分险恶。为了保存干部力量，中共福建省委作出全省党员骨干“总撤退”的决定。孟琇焘于1941年春带领医学院的庄劲、姚明珠等4位党员学生转入崇安武夷山根据地。这之后他活跃于闽赣边界地区的上饶、铅山等县，后调回省委机关参加整风运动。

1943年8月间，中共福建省委根据地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第三次“围剿”。省委书记曾镜冰决定把工作重心移到闽中、闽南，并派骨干分子进入这些地区，分散工作，发动群众。此时，孟琇焘离开省委机关前往永泰开展工作，途经建阳时遇到特务跟踪，险遭毒手，遂化装成船民转到建瓯。在建瓯，由张新民介绍，孟琇焘在一个学校里工作。当年年底，孟琇焘又转到长乐。翌年3月，孟琇焘秘密到达永泰县，通过关系建立了一个革命据点，并派助手回福州联系了老朋友林舒谦和老关系欧宇宽等人，致力于建立永泰至福州的交通线和开展新区的工作。1944年夏秋间，日本侵略者沿浙翰路及湘桂线大举进犯，蒋军全线溃退，国内各界对此反映强烈。孟琇焘焦急地注视着形势的变化。有一天，他从报纸上发现这样一条消息：中外记者参观团应邀访问延安，因暴雨阻于洛川，中共中央设宴招待。不久，又见报载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飞抵西安，准备与国民党谈判。孟琇焘对同志们正确地分析说：“形势将起新的变化，国内政治环境可能好转，我们的工作要打开新的局面。”8月中旬，孟琇焘离开永泰，准备向省委领导汇报并请示工作。

孟琇焘路过福州时，适遇闽东党组织被顽固派破坏，省委委任他为福安县委书记，改派他赶往福安重建地下党组织。到福安后，在林勋贻的帮助下，孟琇焘被聘为《南方日报》闽东版总编辑，并利用这公开身份开展活动。虽然这张报纸经国民党地方当局立案，和三青团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孟琇焘得到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胡邦宪县长的掩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积极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成就，宣传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并根据闽东地区赌博、“花会”盛行，迎神赛会等封建迷信活动猖獗的情况，用郭肇铭的笔名，撰写杂文、小品等评论文章对此加以抨击，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时期，在办报的同时，孟琇焘还致力于重建党的组织，使福安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7月初，孟琇焘奉省委命令，秘密离开福安进入福州，和庄征、李铁等一起，负责开展城市工作。他积极寻找抗战中失散的同志和进步的朋友，与一些中层人士恢复了关系，其中参加过武夷干训班学习的黄森就是经他帮助才和省委取得联系而被派往闽东工作的。孟琇焘还组织力量进行社会调查，尤其着重对各民主党派在福州的活动情况作深入的了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中共福建省委指示成立新的闽江工作委员会，以领导开展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工作。孟琇焘负责筹建工委机关，并担任闽江工委调查研究委员会书记。其间，他派遣党员骨干积极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使省委领导及时了解福州地区的敌情和社会动态。他多方筹划党的经费，并尽力帮助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后来，孟琇焘还组织成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读书会，通过读书会来教育和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孟琇焘还与民主党派紧密联系，团结尽可能多的爱国人士和朋友，在他们之中积极宣传共产党的路线和方针，揭露国民党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1946年春，孟琇焘以重庆商人的名义在福州市区与闽侯县结合部的太平山租到一座民房，作为闽江工委机关所在地，孟琇焘夫妇俩都住在这里。这以后，闽江工委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后来，孟琇焘还亲自组织和领导了中共福（州）长（乐）闽（侯）地委的工作。闽江工委在1946年初第一次给省委的工作报告中对孟琇焘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孟同志热情工作，半年的时间里，在组织上、上层统战上、经济上都有成就。”

1946年底，孟琇焘化名杨青，以福建某报社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台湾活动，沟通了闽台关系，并秘密地发展了几个党员，部署了党的任务。孟琇焘联络、发展的同志有的在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中英勇牺牲。

1947年2月，中共闽浙赣区委在南（平）古（田）（建）瓯边界地区召开党代会，孟琇焘在会上被选为区党委候补委员。随后，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在中共闽江工委基础上成立了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由庄征任部长，李铁为副部长，孟琇焘等为委员。3月间，孟琇焘和城工部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福州警察局殴打逮捕省立福州中学学生的“三二五”抗暴斗争，组织全市数千中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给福建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后来，孟琇焘还参与领导了大、中、专各校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7～8月间，省委任命孟琇焘为省委社会部部长。

1947年8月31日，孟琇焘在福州郊区住处和他的爱人张聪敏同时被捕。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对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孟琇焘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虽遭严刑逼供，但他守口如瓶，不泄露半点组织秘密。敌人认为孟琇焘是一个政治要犯，但对他的坚不吐实又无可奈何，便于11月11日把他押解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受理。离开福州时，孟琇焘已被敌人折磨得骨瘦如柴了。在南京，党组织曾通过爱国民主人士要求保释孟琇焘，可是没有成功，1948年4月8日，孟琇焘英勇牺牲于雨花台，时年仅35岁。（林萱治）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