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晨

鲁迅

郑振铎

　　鲁迅和郑振铎均为我国近现代名人和爱国者，他们在事业上、生活上和思想上，均有过一定的交集，是道义之交的朋友，并留下许多佳话。

　　初次相识

　　郑振铎，福州长乐人，1898年生，8岁时父亲郑庆咸病逝，生活窘迫，和母亲郭宝娟相依为命，1917年勉强从温州十中毕业，后在北京外交部任佥事（处级调研员）的叔父郑连蕃的资助下，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铁路管理传习所）学习，1921年毕业后到上海火车站任挂钩实习生，搬过闸，挂过钩。一个多月后，他由沈雁冰（茅盾）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室任编辑。

　　郑振铎和鲁迅的交往，是他在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时开始的，那时沈雁冰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他们联名写信给鲁迅约稿，根据《鲁迅日记》记载，1921年4月11日，鲁迅收到了约稿信。其实，在这之前，郑振铎也曾经写信给鲁迅，要他参加文学研究会的工作，但那时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根据《文官法》规定，所有的政府官员不准参加社会团体，所以没有参加，只是采取具体行动支持该会。从此，鲁迅经常为《小说月报》写稿，并把诸如《爱罗先珂童话集》等译作，列入郑振铎参加编辑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内，让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2年春，郑振铎和鲁迅第一次在北平见面。郑振铎从上海护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平后，鲁迅陪同爱罗先珂去女师大演讲，当鲁迅和爱罗先珂一起走入女师大礼堂时，郑振铎和鲁迅见面了。郑振铎迎上去，做了自我介绍，鲁迅和他亲切握手，并匆匆交谈了几句。那天，鲁迅穿了一件黑色的夹外套，戴着黑色的呢子帽。

　　因为郑振铎不久便回上海了，他们这次在北平没有再见面。但鲁迅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郑振铎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互赠书籍

　　1923年，郑振铎任《小说月报》主编，因为经常向鲁迅约稿，两人的通信逐渐增多，主要内容是谈约稿的事情。

　　这期间，郑振铎从事翻译以及中国明清戏曲小说的研究，便经常把自己的著述寄赠给鲁迅，如1924年寄赠了《俄国文学史略》《灰色马》两本译作。鲁迅也把自己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译作《苦闷的象征》回赠给他，给郑振铎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郑振铎经常写信向鲁迅请教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或向其借用资料，鲁迅都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一次，郑振铎向鲁迅请教明代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鲁迅只收藏了《醒世恒言》，而他的一位朋友却藏有完整的，他便亲自到朋友家，为郑振铎抄录了《三言》的回目，供郑振铎参考。这份回目，郑振铎一直珍藏了很久。

　　1925年4月7日，鲁迅收到郑振铎的来信，问他有没有见过明代小说集《西湖二集》，很想看一下。原意是想请鲁迅代为打听一下，鲁迅却把自己收藏的一部明版《西湖二集》六册，在回信时连书寄赠给郑振铎，他在回信中说：自己不再研究中国小说了，这套书留在手中没用，送给你吧。这让郑振铎十分感激，他每次看到这套书，一股暖流便涌上心头。他说：“这贵重的礼物，从一个只见一面的不深交的朋友那里来，这感动是至今跃跃在心头……我的所藏的书，一部部都是很辛苦的设法购得的……但只有这一集可宝贵的书，乃是我书库里唯一的友情的赠与。现在这部《西湖二集》也还堆在我最珍爱的几十部明版书的中间，看了它便要泫然泪下。”

　　从此，为了答谢鲁迅的慷慨赠书，郑振铎也经常回赠一些书给鲁迅，如1927年赠给他《文学大纲》四大册，1933年赠送他《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本等。鲁迅藏书中，如《泰戈尔集》《北平图书馆舆图版画展览会目录》《中国文学论集》《取火者的逮捕》等比较贵重的大部头书籍，都是郑振铎所赠阅的。

　　上海接风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大学任教，途经上海，郑振铎获悉之后，特意呈送请柬，邀请鲁迅于8月30日到消闲别墅晚宴。这天，在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都出席了，为鲁迅洗尘接风，他们是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

　　鲁迅冒着倾盆大雨，和三弟周建人高兴地出席了这次隆重的宴请。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与三弟至中洋茶楼饮茗，晚至消闲别墅夜饭。”

　　推荐工作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这时郑振铎远在欧洲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游学。他在游学期间，仍然不忘鲁迅，经常从国外寄回一些印有各地风光景物的精美图片，嘱咐妻子转送给鲁迅。

　　1930年，郑振铎回国，翌年北上，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1934年，郑振铎代理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期间，因为聘请了一些进步学者来校任教，导致美国校长司徒雷登不满，并煽动一些学生对郑振铎进行污蔑、攻击。为了尊严，1935年，郑振铎愤而辞职，并将此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对他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在和朋友的通信里多次为他鸣不平，并主动为他在北平介绍工作。

　　1935年1月9日，鲁迅收到了郑振铎1月6日北京来信，获悉郑振铎遭到妒忌打算离开燕京大学的消息，立即于当天回信给他，要他不要离开文化古都北平。信中说：“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他的意思是，希望郑振铎利用北平的有利条件，继往开来地继续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贡献。同时，鲁迅写信给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院长的老友许寿裳，委托他为郑振铎在院内安排工作。在信中，他对郑振铎作了很高的评价。信中说：“近闻郑君振铎，颇有不欲久居燕大之意，此君热心好学，世所闻知，倘其投闲，至为可惜。因思今年秋起，学院中不知可请其教授文学否？既无色彩，又不诡随，在诸生间，当无反对者。以是不揣冒昧，贡其愚忱，倘有其当，尚希采择，将来或直接接洽，或由弟居中介绍，均无不可。”

　　同年6月10日，鲁迅在写给自己学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件中，对郑振铎的治学态度大加赞赏，他认为“在中国教授中，郑振铎是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严谨的人”，他被迫从燕京大学辞职，是因为受不学无术，“没有出版著作教授们”的嫉妒和排挤。

　　鲁迅和郑振铎在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上，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他们通过正常的讨论来解决。如1926年11月21日，郑振铎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呐喊》一文，对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批判，为此，鲁迅曾作《〈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向郑振铎作了解释。1935年底和1936年间，鲁迅因为《译文》停刊的问题和关于郑振铎领衔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的问题，存在一些误会和分歧，但他们从不因为这些问题，影响彼此的工作与合作。就在这期间，他们共同选编出版了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论述》，此书是由鲁迅负责选编，由郑振铎出面募款自费出版的。

　　温情永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在上海逝世，郑振铎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其遗容，又参加了送葬的行列，一直到万国公墓葬礼结束才回家。

　　鲁迅逝世后的一个星期后，郑振铎写完了《永在的温情》，回忆和鲁迅的友谊，以纪念鲁迅先生和寄托对他的哀思。郑振铎这样评价鲁迅，他说：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