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长钺，原名长秋，化名啸秋、澎秀，1918年10月18日生于福建省福清县阳下村。父名余孔封，母姓方，家中颇为富有。

余长钺童年时，中国正处于工运、农运、学运蓬勃发展的时期。1928年，他在阳下小学读书时，与陈振芳、翁家棣、施友锟等人同班同舍，亲如手足。陈振芳的二舅父夏昌福当时是阳下小学的教员。夏毕业于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常对学生讲述反帝救亡、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等道理，还教唱《打倒列强》之类的战斗歌曲，很受学生欢迎。余长钺晚间寄宿在学校内，与夏老师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在夏老师的熏陶下，萌发起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1930年夏，何希銮接受中共福州市委宣传委员黃孝敏的派遣，回福清建立共青团组织，并以县立初级中学学生张端哲为3个团小组的联系人。不久，省委宣传部长李国珍又派谢廷清回福清开展革命工作。谢在城关联络已经参加党团组织的陈子和、郑敬中、何希銮、王道秋等人，成立临时革命组织，号召全县学生、知识分子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这时，余长钺已从阳下小学转到城内柴坊顶玉屏小学读书，听到宣传之后，知道福清有革命组织，很是向往。1931年，余长钺在小学毕业时，趁远足福庐山的机会，和几个同学一起到龙田向张端哲借阅进步书刊。后经张端哲介绍，又认识了何希銮、谢廷清等人，不久，余长钺就加入共青团组织。同年，他进入县城教会办的明义初级中学读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秋后，黄孝敏来福清时生了病，余长钺把他带到海口斗垣村陈振芳家中，住了将近一个星期，由陈的祖父替黄治疗。

1932年7月，何希銮等知识青年在福清组织“同攻读书会”，余长钺是该会的骨干。该会公演话剧《阿Q正传》时，余长钺参加了演出。此外，他还在该会的会刊上发表过《尼姑庵》和《血与泪》两篇文章。前者是针对教会办的毓贞女中的学生多主张独身而写的；后者则是以福州人力车夫的生活为题材。文章尖锐泼辣，严厉鞭挞了西方的“文明”。同年秋，福州中心市委派何奋来福清组织“反帝大同盟”，余长钺加入该盟，并任该盟的福清负责人。

1933年5月3日，明义中学学生为纪念“五三”济南惨案，要求校方放假一天。校方不但不允，还把据理力争的陈宏禄、陈华云、施联彬等3个学生开除出校。余长钺激于义愤，与同学施修贤、高名馨等发动全校学生罢课抗议。6日，该校悍然宣布停办，并迫使余长钺等20多个寄宿生离开学校。余长钺等离校后仍聚居一处，继续进行抗争活动。后该校虽于同月15日复课，但余长钺、高名馨都被降为旁听生，施修贤则被开除学籍。

在明义中学求学期间，余长钺晚上经常越墙外出活动，并多次用大蜡笔或柏油在吴厝巷、楼锦霞等处的墙上书写“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标语。余长钺虽然经常参加革命活动，但学习成绩很好，因此，包括校长林冠彬在内的大多数老师都很喜欢他。陈希亮老师回忆说：“余长钺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我还在学校读书时，比我早两年毕业的同学高惠如已在阳下小学当教员。有一次，我到他学校去玩，他拿出余长钺的作文本给我看，说：‘这个学生不但文章写得好，思想也与常人大不相同，曾经和几个小朋友一起，把庙里的泥菩萨砸了。’我是信教的，也反对信菩萨，听了不禁肃然起敬，因此就跟他交起朋友来。1935年夏天，我与陈女士实行旅行结婚。过了几个月，忽然接到余长钺给我的一封贺信，赞扬我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带头打破同姓不能结婚的框框，且不落俗套提倡旅行结婚，给青年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余长钺生活俭朴，家里虽然富有，穿戴却同农家孩子一样，毫无纨绔习气。他十分同情穷苦人，上学时常把家里给他的钱送给路上遇见的乞丐；在学校，常以金钱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学。有一次，父亲叫他去向佃户收租钱，他收租回来路遇近邻一位婶娘，闲谈中知道她无钱过年，就把所收的租钱都送给了她。

在明义中学，余长钺跟同学陈官福、余长桐关系很密切。1933年9月，余长桐到福州，警察检查他的手提包时发现—本革命读物，扉页题有一首革命诗歌，署名余啸秋，遂把他拘留起来。后来警察查清余啸秋是福清明义中学的学生，就通报福清，由福清县长甘云亲带军警到明义中学把余长钺捕去，解送福州。时余长钺的堂兄余长资在南京法院担任推事，出面进行营救，因此余长钺得以以年龄不足为由免被判刑，但仍被囚禁在“反省院”里“读书”。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闽变”，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余长钺和其他关押在福州的政治犯才得以释放。余长钺获释后，与陈炳奎、陈绍辉、高诚学等同在新政权中工作，余长钺任福清特派员。

1934年1月，十九路军撤出福州路过福清时，蔡廷锴将军曾在明伦堂召开民众大会，余长钺也上台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演讲毕，蔡将军拍拍他的肩膀说：“好样的！”那时余长钺的年龄不到15周岁。

1934年春，党组织在产塘街召开一次行动会议，余长钺（时任团县委书记）在会上传达了省委关于革命形势和开展春荒斗争的指示。会议集中讨论了新形势下新的行动方向，决定组织南西亭暴动。会后，何文成、王基昆（后叛变）陈行福等分头到南西亭、龙田、高山等地活动，余长钺、陈炳奎则被派回北区。在北区，他们组织了林江金、刘进喜、余长钧、施友光、余金枝俤、陈孙让等10余人准备参加暴动。余长钺又从家中拿来布料，由二姐余惠忠缝制了十几块袖章和两面红旗。

6月下旬，党领导的南西亭暴动开始了。余长钺与何文成、陈炳奎等县委领导都直接参加战斗。暴动的人员先后在观元、山兜、塔石、蟹屿等村焚烧了地主的田契、债券，没收了地主的粮食、财物并把它分给贫苦农民，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在周围地区引起很大震动。

8月，先后来到福清的黄孝敏、刘突军在角楼组建了中共福清中心县委，黄孝敏任书记，余长钺等任委员，陈振芳任团福清中心县委书记。在这之前，余长钺、黄孝敏、陈振芳等曾在池亦妹仔家中住过，后因国民党政府追捕参加南西亭暴动的人员，余长钺乃隐蔽在北门外马山村舅父家。当时他患有重病，经常咯血，且周身长满疥疹，身体非常虚弱，遇有情况需人帮助转移时，都由其姐夫家受余长钺教育影响的婢女连喜和月仙背来背去。余长钺的二姐劝告他说：“我们家生活也不错，你何必去干那个使全家担惊受怕的事。”余长钺立即反驳说：“不对，我们不能只看自己一个家，我们应当做到全世界都不再有乞丐才是。”

风声越来越紧。一天，余长钺姐夫家已嫁到长乐去的婢女宝钗回到福清，她认为马山和县城近得可以看见城墙，躲在这里太危险，主张把余长钺接到自己家里去住。余长钺的父亲同意了，连夜由他的舅父等用竹兜把余长钺抬到长乐东林村宝钗家去。在这以前，他族中一些有钱人纷纷攻击其父“纵子为非”，要其登报声明与余长钺脱离父子关系。他的父亲既不愿意这样做，又怕留在家里要株连，因此也同往长乐。当时通往长乐的石湖岭一路有陈万青的民团盘查来往行人，前不久何文成就是在那里被捕的，为安全起见，他们走的全是罕有行人的山间小路。

余长钺在长乐宝钗家住了将近半年，身体稍微好些就出去活动。1935年1月，他曾秘密返回福清，参加在西区棉溪召开的党的会议。他的父亲怕他又闹出事来，一直劝他出国。他为了筹集革命经费，就同意他父亲的提议，于1935年农历正月间和父亲一起直接从长乐乘轮船前往印尼。

在印尼，他不但不肯帮哥哥做生意，还常常把店中的商品贱卖或白送给衣衫褴褛的顾客，这使他的父兄大伤脑筋。后来他要求父亲给他一笔钱，让他回国升学。父亲没办法，只好拿出一笔相当于600元大洋的钱，命余长钺直接回上海，就读中国医学院。同时函命余长钺的姐姐余长彬，立即转学到上海的中国医学院，以便督促弟弟学习。余长钺于1935年3月22日到达印尼，同年7月31日就离开，总计旅居印尼的时间仅4个月多一点。

余长钺进入中国医学院，就频繁外出参加革命活动，冒着危险开展抗日宣传，上街写标语、搞联络。他是“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可他在上海也只住了几个月，就又返回福清，与黄孝敏、刘突军、陈炳奎等一起活动。这时他是中共闽中特委的执委。1936年6月底，他受党的委派，和黄孝敏一起到香港找党组织。他们先到斗垣陈振芳的母亲夏淑琼处，然后化装从海口乘轮船前往香港。抵港后，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11月，他们返回福清，继续与闽中同志战斗在一起。

1937年2月9日，多年不回家过春节的余长钺突然回到家里，全家人喜出望外。但他在家只呆了三天，于13日清晨又离家外出。16日那天，他与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委员黄孝敏、陈如舫一起从福州开完会后返回莆田，准备在莆田梧塘洪度村召开特委会议。叛徒薛宝泉把他们骗到另一叛徒赖金繁家住宿，同时密报驻涵江的宪兵营，并于当夜12时带便衣队把他们速捕，解送福州。随后薛宝泉又亲自带宪兵便衣队到福清捕走陈炳奎。

在狱中，余长钺表现得无比坚强。叛徒魏耿前来劝降，他与王于洁等人不待其开口即痛打之。他的家属托旅榕同乡陈绍辉设法营救。陈转托高诚学去探听保安处长叶诚的口气。叶诚命高诚学进监劝余长钺自新。余长钺严词拒绝，并呵斥高诚学说：“我不像你那样贪生怕死，只想做官。”骂得高诚学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余长钺他们在狱中常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反动军警无可奈何。

1937年6月23日清晨，敌人把余长钺、王于洁、陈炳奎、黄孝敏、陈如舫5人押解出狱。他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即从容地把各自的衣物分送给牢中的难友，然后挺胸高唱着《国际歌》走出牢门。在保安处的审判庭上，保安处长叶诚向他们宣读判决书和执行死刑的命令，才读到“奉陈兼司令……”余长钺喊声“狗司令！”即把公案桌踢翻。叶诚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当即掷下押条，命令上绑。余长钺等人被押赴西门外鸡角弄刑场。沿路他们不断高呼革命口号，浩气如虹，直冲霄汉。五名烈士中，余长钺年纪最轻，就义时还未满19岁。（陈宜坚）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