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危砖黄

　　一

　　1911年3月31日，广州起义（后来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之前约一个月，日本东京，方声洞（1886-1911年，今福州市人）带着妻儿走进一家照相馆，他要拍一张全家福。

　　当时，他妻子王颖身穿和服面对镜头，声洞则侧身目视正在妻子膝上挥舞右手的幼子。据说，摄影师让声洞看镜头，他却执意要看着儿子。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此时的方声洞，目光中一定充满着对家庭、对生命的怜爱。他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帧全家福或许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张照片，他想把自己最柔情的一刻定格下来，留给这个世界。因为，他已经决定，回国参加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起义，差不多是去赴死。

　　早在1902年，年仅16岁的方声洞随兄、姐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成城陆军学校读书。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方声洞和堂嫂曾醒（方声濂遗孀，人称“四嫂”）、兄长方声涛、姐姐方君瑛成为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曾醒、方君瑛等组织暗杀部，方君瑛为部长。不久，方声洞因母亲去世而返闽守孝，这期间他在家乡办起了书报阅览所，传播新知识新思想。1906年，方声洞返回日本，因无法再入成城陆军学校学习，他便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志在掌握化学知识以制造炸弹，效力革命。1908年，方声洞回国在汉口与王颖完婚（当时其父方家湜在汉口做茶业生意），婚后十天，方声洞王颖夫妇一同赴日，随后，王颖和方声涛妻方萌（原名郑孟勤，又称“郑萌”）也加入同盟会。至此，方氏一家，兄弟、姑嫂、妯娌六人参加同盟会，世所罕见。

　　1911年初，广州起义筹备之际，身在日本的方声洞被福建同志推选为同盟会第十四支部支部长，以接替即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的林文。其时，方声洞夫妇已有幼儿方贤旭，同志们意欲让他留在日本，声洞则坚决要参加广州起义：“诸君不许吾同死耶？是焉置我也。我虽不才，习医数载，颇自信有得。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耶？留我奚意？”

　　这年3月，方声洞争取到运送军火的任务回国，出发之前他带着妻儿去拍全家福。在他心里，这帧全家福可能是作为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来拍的。从日本密运军火入香港后，他不顾劝阻，毅然参加广州起义。黄兴赞他“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二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是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儿死不足惜，第此次之事，未曾禀告大人，实为大罪，故临死特将其就死之原因，为大人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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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廿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

　　这是方声洞的《禀父书》，一百多年前的文字，读之宛如一腔热血汩汩而出。

　　家国同怀抱，视死当如归。死中求生，气壮山河。

　　方声洞《禀父书》写于广州起义前一日，即1911年4月26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当晚，他还写有致其夫人王颖的《与妻书》。王颖也是同盟会会员，解放后，王颖将方声洞的遗书交由民革中央《团结报》刊出，并捐献给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颖卿爱鉴：卿披读吾书时，吾已去人世久矣，再无把晤之期，只能相见于魂梦间矣……”《与妻书》中提到，“当吾由东承运军火来港时，已决志捐躯于沙场”，指的就是他在广州起义前从日本密运军火到香港之事。方声洞到香港后，在香港摆花街实行部，协助千叶医专同学、四川喻培伦制造炸弹，并在广州城内假设药房，以接应炸药和军械。

　　信中所说“汝腹中之物”，是指当时王颖有孕在身，后来果然生下一女，只是24岁就亡故了。

　　信中有“吾本愿与卿相守而死……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及“吾此行不直告汝者……使汝日日担忧，非吾所忍也”等语，与林觉民《与妻书》词句几近相同。有资料解释说，林觉民《与妻书》写于两日前（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二人交谊甚厚，心志与境遇相同，年龄和才气相仿，又是同乡，方声洞“于百忙之中，自无妨采用至友的文句”（见郑贞文《辛亥广州起义与福建党人》，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年7月编《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可以推测，在起义前某个特殊场合，方声洞很可能听到或者见到了林觉民《与妻书》的内容。两封《与妻书》，出现大段的相同文句，不能不让人惊奇！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起义之际，革命者都抱定了赴死的决心。提前写好遗书，自是通行的做法，也是人之常情。即如林觉民，除了后人所熟知的《与妻书》，他也写有一封《禀父书》，只是其文甚短：“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三

　　广州起义，原定十路进攻，因敌情变化，日期变动，革命党人未能齐集，临时改为四路进攻。第一路由黄兴率领，攻两广总督署；第二路姚雨平率领，攻小北门，占飞来庙，并接防营及新军进城；第三路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第四路胡毅生，以20余人守大南门。以白巾缠臂为识，吹螺角为号，脚穿黑面树胶鞋。

　　当日，即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战斗打响，不料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均违约误事，只有黄兴一路奋勇直前。黄兴在战斗中受伤，右手断了两指，仍忍痛指挥，和方声洞等人杀出大南门，意欲与防营接应。走到双门底，遇防营一队迎面而来，臂上未缠作为响应起义标识的白巾，且举枪相向，方声洞急忙发枪，将领队的哨官温带雄打死，防营反击，方声洞亦中弹牺牲。

　　广州起义，激荡天地，是中国历史极其悲壮的一页。其悲在于，牺牲的烈士，都是中国革命的精英，“年少才美，伤心俱烬”；其壮在于，烈士的鲜血激起更大的革命的浪潮和力量，并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诚如事后黄兴、胡汉民告海外书所言：“此次死者多英才，其价值愈高，亦愈足动国民之观感。”

　　历史已然撬动，革命终见成功。烈士本年少，生命永如花。

　　《福州晚报》2021年3月12日 A14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