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起源有多种的说法，如果从两汉时期大量出现地记算起，方志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方志的名称和形式多种多样。自东汉迄于北宋，千余年间，曾以地记、图经、地志、图志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迨至南宋，始发展成为定型方志。元代以后，志书在以志为名的主要形式下，稳定发展，明清大盛，迄民国亦未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承修志传统，开展首轮、第二轮志书编修。志书虽沿袭旧志名称，但从内容到体例已大大创新。  

　　一　方志的初级形式——汉魏地记

　　地记发轫于两汉，兴起于三国、两晋，而大盛于南北朝时期，成为当时地方志书的主流。地记是记载一地古今情况的早期地方志书，它同定型方志比较起来，由于一般只记载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土，而尚未及于政治、经济、军事、艺文，内容较为简略，神话和传说成分较多，所以在内容和体例方面尚不完备，未臻方志之体，是传统方志的初级形式。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自己的家乡，曾下令编写《南阳风俗传》，在其影响之下，沛、三辅、鲁、卢江等地也都纷纷产生了这类著作。这类著作，虽然为传记，实际已包含风俗等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性质，是最初形态的地记。   

　　从现有所存书目看，西汉有王褒《云阳记》一种，东汉有李尤《蜀记》、朱玚《九江寿春记》、应劭《十三州记》、杨孚《临海水土记》、卢植《冀州风土记》等五种。此六种汉人地记，今均佚亡。但是，从后人的相关论述中可知，总体上讲，人物和地理是地记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种地记，乃至后来的方志，长期以来，在目录学上均无独立分类门目，或被看做地理之书，或被视为杂传。后世目录学家由于看法不同，以至于归类时出现“或一书而两类互见”、“或裁篇分类著录”的奇特现象。即同一部著作，此书载入地理，彼书分在杂传。此类现象，直到清代也如此。   

　　地记进入三国以后，逐渐兴盛起来，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地记之所以如此，与当时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膨胀，门阀制度的形成，是地记得以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通过九品中正的选人制度，操纵地方选举及国家用人的大权，那种“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实际上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不成文法，结果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为了显示自己门第的高贵，世家大族们往往又各自标举郡望，以达到垄断权势的目的。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门第的高上，表明自己郡望的优越，于是便大肆表彰本郡的人才，撰写各类乡贤传记，宣扬本郡的山川名胜、地气灵秀、物产丰富。出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兼载人物与地理的著作形式——地记便盛行起来。当时除了先贤传、耆旧传、风俗记、风土记之类著作外，还大量出现了地记，这就将专写人物与专写风俗两者汇合起来，成为当时地方志书的主要形式。   

　　当时的地记名称并不一致，有记、志、录、传之称，而以记为主流，记、志又是互为通用。当时的记与志意相同，都是记载的意思。正因如此，所以目录学家著录时，往往便出现志作记、记作志的相互变换的情况，如袁休明的《巴蜀记》，亦称《巴蜀志》；董览的《吴地志》，亦称《吴地记》；山谦之的《丹阳记》，亦称《丹阳志》；甚至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将《华阳国志》称《华阳国记》。   

　　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所列不完全书目粗略统计：到三国时，地记增为14种，两晋达到43种，南北朝更增多为50种。魏、晋、南北朝地记大都佚亡无可考，完整的一部也没有。其中著名而尚有佚文辑录者，仅晋《太康地记》、任昉《地记》、罗含《湘中记》、盛弘文《荆州记》等数种。[1]作者和时代都确切可考的地记约130多种，而其他无法考证作者或年代的数量还相当大。[2]唐宋以后直至明清，地记的编写几乎从未间断，其内容更加丰富，除了保持原有的名称外，与成型的方志已基本无异。  

　　二　方志的过渡形式——隋唐图经

　　图经起源于何时，如何发展而来，目前说法不一致。如傅振伦认为：“图经起源于地记，其可考者有晋人挚虞的《畿辅经》。”[3]而仓修良认为，图经起源于东汉时期，并引用《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总序》记载：“永兴二年（154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认为《巴郡图经》是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最早一部图经。[4]至于图经究竟是怎样形式的一种著作，由于最早的图经并未流传下来，文献也没有详细而明确的记载，故难以明确说明，目前对图经的描述众说不一。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沙洲都督府图经》及《西周图经》是目前仅能见到的唐代图经，但首尾皆残缺，仍不能见其全貌。目前对图经描述的主要的观点有：近人王以中认为：“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5]当代一些学者也支持此观点，如来新夏认为：“过去地方志和地图平行发展……到了周隋之际，图和志两者开始合为一体，地志与地图合编一书，做到图说结合，有图有说，图说并重，隋唐方志继承了这一传统。”[6]王重民认为：“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这种文字说明，越到后来越多，图在图经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之缩小。6世纪的图经仍然有图有经，但是以经为主了。”[7]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图经实际上与六朝之地记相似，只不过前面增加了各种类型的图罢了，而很少有人物传，即使有也退居次要地位，这就是两者的最大的区别。”至于图“无外乎疆域图、山川图、城池图、宫殿图、名胜古迹图等。而这种图都居于卷首”[8]。虽然各家对图经是何种形式的著作描述不一致，但图经盛行于隋唐，目前各家观点趋于一致。  

　　隋统一全国以后，曾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措施。如改革地方行政机构，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制，消除东晋以来侨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乱，整顿地方行政区划，加强户口控制。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并且“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于是全国大小官吏，悉由吏部管理任免，特别是县佐还规定须用别郡人，不得用本地人。这些措施的实行，使那些世家大族失去了把持地方政务的特权。唐朝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多次大型谱牒的编纂，用政治手段重新评定了姓氏门第，突出皇室和功臣地位，压制旧的门阀势力，削弱门第观念。唐太宗采用编《氏族志》的手段，把全国旧望与新贵的地位进行一次大调整并加以固定下来，使那些本不为士族的新贵们进入了士族行列，压低了原有旧士族的社会地位。后来武则天当权，又通过唐高宗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这就把士族的范围更加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士、庶合流。隋朝在整顿州县的同时，隋文帝于开皇五年（585年）先后实行了“大索貌阅”和“输籍法”两项措施，目的就在于严格核对户口，“户口不实者，正长沅配”。图经的编修，可以进一步了解全国所置州县的现状，诸如疆域的区划、户口的多少、赋税的增减、物产的品种等均可得知。   

　　隋唐以前，中国史书大都出于一二人之手，虽有官修史书，也只不过是个人接受皇帝的命令而编写罢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撰史之风大为盛行。然而，隋唐时期，国史的纂修大权垄断在中央政府手中，就连私人评论人物的著作也一律禁止。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另外，隋朝开始，采用了科举选士制度，到了唐代，并确立为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这种科举制与以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不同，它是以才取士，无需对人物进行褒贬品第，更不受门第郡望的限制。这样一来，以人物传记为重要内容的地记的发展就明显地受到限制。门阀制度的消亡，世家大族的衰落，意味着大量产生地记的温床已经崩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代之而起的便是图经的盛行。[9]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第二阶段即图经盛行时期。隋代有全国性的区域志和图经集各一部，即隋《区宇图志》和《隋诸州图经集》。《隋诸州图经集》是汇集全国各地图经编纂而成的一部隋代图经总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隋朝图经发展的概况和记载的内容。这部《隋诸州图经集》足以表明，隋朝编修图经，确实是相当普遍的。   

　　唐代图经编修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政府设立专门官吏管理此项工作，并明确规定编修期限和办法。唐代图经的编修，原来是定为三年一修，后改为五年一修。若遇特殊情况，如“州县增废”、“山河改移”等发生，则随时都要造送。这种制度，在时间短促的五代时期亦未间断。《五代会要》卷十五《职方》条留下了内容非常而具体的材料，为后人研究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证据。  

　　此外，唐代还先后编著了许多全国性的区域志，如《括地志》《长安四年十道图》《开元三年十道图》《开元十道要略》《贞元十道录》《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元和郡县图志》《域中郡国山川图经》和《郡国志》等。   

　　三　趋于定型的宋代方志

　　宋代是方志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图经编修经隋唐兴盛，至北宋进入全盛时期，并开始向方志过渡，再至南宋方志基本定型。自此以后，地方志书大都成为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统合古今的正式方志。宋代兴起编写各类人物传记的风气，使得人物传记再次恢复了原有的地位，直接推动了记人与述地再次合一。   

　　北宋统治者自建国之始，就三令五申各地编修图经。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记载：“开宝四年正月戊午，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南宋黄鼎于乾道五年（1169年）为《乾道四明图经》所作序中就曾指出：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这是我国官方修志机构创设之始。据《宋史·职官志》职方郎史条记载得知，当时图经的编纂，不仅普及全国，而且内容更加丰富。除图经外，正式方志也开始出现。据不完全考察，北宋方志现见存目者，有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罗畸《蓬门志》、李德刍《元丰郡县志》、郑兴裔《广陵志》、陈康伯《弋阳县志》、郑居中《汴都志》、张韬礼《长兴志》等二十余种。[10]这些地方志书在数量上虽远比不上图经，但却已经是早期定型的方志。   

　　到了南宋，方志体例基本趋于定型。南宋偏安长江以南150余年，由于社会稳定，南方诸省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加之爱国人士收复中原的强烈愿望，从激发乡邦人士爱乡土、爱国家的目的出发，一些学者文士直接参加编纂志书，使南宋地方志书的编纂形成风气。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定型方志由北宋的20多种，大幅度增至200多种，而图经的编纂由盛而衰。南宋时期，南方各省普遍纂修定型方志并且品种齐全，郡志、州志、县志、都邑志均有，仅浙江省就有《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志》《嘉泰会稽志》《赤城志》《奉化志》《吴兴志》《永嘉志》《淳安县志》《东阳志》《剡录》等。可见，志成为当时地方志书的主流形式。  

　　方志至南宋定型的情况，亦可从《严州图经》改为《新定志》略见一斑。在宋代，浙江严州曾先后五修图经和郡志。第一次是北宋初修的《（严州）旧经》，第二次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修的《祥符（严州）图经》，第三次是南宋绍兴年间董弅修的《严州图经》，第四次是南宋淳熙年间陈公亮修、刘文富纂的《严州图经》，第五次是南宋景定年间郑瑶和方仁荣纂的《新定志》。由这部志书第五次编修，改书名图经为《新定志》来看，南宋图经已可以径称为志，交替易名已成事实。此外，从南宋《严州图经》的内容与体例考察，应为定型方志。《严州图经》各卷门类不仅载有严州及所属建德和淳安县各方面情况，如：历代沿革、分野、风俗、户口、学校、廨舍、仓场库房、军营、场市、桥梁、物产、贡赋、古迹、人物等，而且统合古今，体例完备，与定型方志无异。综上所述，南宋方志定型，不仅反映在称志的书籍数量增多、名称变化上，而且还体现在内容的不断充实和体例的逐渐完善上。   

　　除以上各个时期的志书主流形式外，志书还有两种支流形式即地志与图志。地志亦始见于东汉，唯陈术《益州志》一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记的兴盛，虽略有发展，但迄未发达。隋、唐时期更趋衰落。隋无可考，唐代仅见存陆羽《吴兴志》和凌准《邠志》两种名目。地志与地记实质上无多大差别，只是名称略异而已。地志之名在北宋基本消失。图志出现较晚，发展较慢。迟至隋唐仍只有一二种。隋代图志目前只发现一种，即隋《区宇图志》。唐代图志亦仅见《元和郡县图志》。图志到北宋略见增多。南宋至元代，虽有一定发展，但与当时流行的图经和方志相比，相差甚远。图志和图经实属一类，内容与形式并无多大差别。图志和图经在北宋和南宋，经不同程度的发展，已告融合，并过渡成为定型的方志。图志之名，至元末基本消失，而未成为志书主流形式。   

　　四　稳步发展的元代方志

　　元朝统一以后，修志传统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在宋代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1206年，元朝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之后，在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掌握全国的形势，显示国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采纳了集贤大学士札里马鼎的建议，编纂《大一统志》。此志于元成宗时再次重修，并于大德七年（1303年）成书。此志1300卷，缮写成600册，比之前代总志，内容更丰富，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元代编修一统志，还促进了各地方志编修的普遍开展。元代的方志，无论形式、体例还是内容，基本上继承了宋代方志的成规，没有明显特殊的变化和发展。据粗略统计，现在尚能知其名者有170种之多，其中称志的137种。[11]远远超过了南宋志书的数量，并且元代所修方志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一改南宋时代集中于江南各省的局面。其中有为数不少的名志、佳志，如《至元嘉禾志》，以及《齐乘》、《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顺镇江志》、《至正金陵新志》等流传至今。除了上述诸志外，还有《长安图志》、《类编长安志》、《金陵崑山郡志》、《四明续志》、《南海志》。  

　　五　迅速发展的明代方志

　　1．编修一统志   

　　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仿效元代，命魏俊民等人编修一统志。以后历经五世皇帝，前后相继，乃成祖宗之业。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载，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辛酉，《大明志书》成”。与此同时，还下令天下各都司报送城池、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等图志。明成祖时，亦诏令全国各地郡、县、卫、所皆修志。《明太宗实录》卷二〇一载：“永乐十六年六月……乙酉，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命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杨荣、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谕德金幼孜总之。仍命礼部遣官，徧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可见，不仅要编修新志，还要搜集郡县旧志，目的同样是为了编纂一部较完备的一统志。可惜在其当朝期间未了此愿。景泰七年（1456年），修成《寰宇通志》119卷，由代宗完成了明成祖未竟事业。明英宗复位后，又命儒臣李贤等人重修，并于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成书90卷，名为《大明一统志》。 

　　2．省、府、州、县志的编修   

　　一统志的编修促进了省、府、县志的编修。据万历年间张邦政《满城县志序》记载：“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并且，许多省志一修再修，至于省、府、州、县志的编修次数就更多了。甚至许多县志修五六次之多。如：浙江的《杭州府志》、广东的《潮阳县志》、江苏《六合县志》就先后六次编修，而浙江的《萧山县志》编修则达七次之多。   

　　3．边关志的编修   

　　明代出于边防的需要，对于边关重镇、关口、卫所，以及沿海要地亦多修有图志。当时编修的《九边图志》“人争传写之”。而地居险要的山海关，其志先后五次编修。嘉靖中叶，倭寇常犯两浙，沿海郡县深受其害。出于军事需要，两浙一时编修了不少海防专志。如嘉靖年间刘畿编《海防考》，万历年间范涞编《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此外，还有采士英的《海宁卫乘》，王文禄的《海宁卫志》，张训等的《临海卫志》，周粟等的《观海卫志》等志。不仅如此，许多边疆省份的通志和府州县志，对于边关海防的内容记述尤其详细。如嘉靖《山西通志》，全书三十二卷，《武备》一项，便有三卷，“言武者十有三”，突出显示了该地在边防上的重要地位。  

　　4．乡镇志与专志的编修   

　　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明代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乡镇发展迅速，许多乡镇开始编修志书，这是明代方志编修的又一特点。与此同时，各种专志诸如山水、书院、寺庙、古迹的编修亦不断出现。乡镇志有：张桃溪的《鄞西桃源志》、李乐等的《乌青镇志》、庞太元的《菱湖（镇）志》等；山水志有：释镇澄的《清凉山志》、黄宗昌的《崂山志》、释无尽的《天台山志》、王一槐的《九华山志》、仇俊卿的《海塘录》、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吴韶的《全吴水略》、王圻的《东吴水利考》等；书院志有：胡僖的《崇正书院志》、方应时的《瀛山书院志》，至于寺庙、名胜古迹专志则不胜枚举。   

　　明代270余年间，共修成各类志书2800多种，比宋元方志的总和还多四倍。[12]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种类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六　全盛时期的清代方志

　　清顺治年间，清政府出于网罗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和急于掌握全国各地情况的目的，不少地方即开展修志。如顺治三年（1646年），浙江武义县张内有修《武义县志》，顺治四年（1647年）安徽歙县宋希肃纂修《歙志》。顺治十五年（1658年），河南巡抚贾汉下令编纂《河南通志》，为此，并命令各府州县相继编纂志书。是年三月二十八日，颁降《修志信牌》，这是清代省府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文件。终顺治朝，共修有志书近200种[13]。然而，由于成书仓促，桀谬较多，体例基本沿袭明志旧例，修志地区也不均衡。   

　　康熙继位以后，全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为大量编修方志创造了条件。清朝曾于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编纂《大清一统志》，每次编修，都带动了各类地方志书的编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礼部奉旨檄天下各省设局纂修通志。雍正七年（1729年），由于一统志迟迟未能成书，乃命全国重修通志，严谕督促，限期完成，上诸使馆，以备一统志采用，定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这是历史上首次朝廷颁降的定期修志制度。嘉庆时期，为修一统志亦通令全国各地编纂志书。由于清朝廷的大力提倡，编修地方志蔚然成风。据统计，雍正七年至乾隆六年间，全国修有《广东通志》、《江西通志》、《湖广通志》、《广西通志》、《四川通志》、《山西通志》、《盛京通志》、《畿辅通志》、《浙江通志》、《贵州通志》等 19部通志，是清代通志成书最多的时期。   

　　清以前志书的篇幅相对较少，清代尤其是乾嘉以后，鸿篇巨制屡见不鲜。如：康熙《江西通志》二百〇六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乾隆《杭州府志》一百卷、道光《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光绪《杭州府志》二百二十卷。从地域上看，清代北方许多省份志书编修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编修发达的江苏、浙江等南方省份，从而打破了自宋代以来，修志以江、浙为盛的局面。   

　　清代行政区划主要分省、府、县三级，除省、府、县三级志书外，还有州志、厅志、道志、关志、卫志、所志、乡镇志和乡土志。还有二三县或二乡村之合志，如陕西《咸宁长安二县合志》，《安徽泗虹合志》，江苏《常昭合志》、《昆新两县志》、《吴长元三县合志》，上海嘉定县《石冈广福合志》。其中乡土志为开创志种，乡镇志则是继明代开创、发展以来而达兴盛。此外，清代还有相当一部分私纂志书，既有全志又有专志，可谓百花齐放。   

　　乡土志出现于光绪年间。甲午战争后，国势衰微，民族危机加剧。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部尚书张百熙奏请天下撰辑乡土志，用作中小学乡土教材，以激励民心。同年颁布《乡土志例目》，要求各府、厅、州、县择士绅博学能文者，按例编辑。并规定乡土志分别历史、政绩录、兵事路、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门。要求“事详而文简，词雅而意明”[14]。乡土志大多内容简要，记载历史、地理、格致诸端，而不及职官、选举、金石、艺文。著名的乡土志有：黄征《浏阳乡土志》、郑祖庚《闽县乡土志》、吴大猷《保德乡土志》、曾学传《温江乡土志》、杨昌浣《广宁县乡土志》、马俊显《兴京厅乡土志》、林忠《开通县乡土志》等。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现存清代方志有5701种，约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除新疆及西南个别省份外，几乎所有县一级基层行政单位都修了志书。其中康乾时期，就分别编纂1397种和1154种，成为清朝修志最旺盛时期。此外，乾嘉时期，许多学者参与编纂或出任主编，志书编纂理论研究活跃，志书质量备受重视。如有周永年、李文藻合撰的乾隆《历城县志》，万经、全组望参与编修的乾隆《宁波府志》，邵晋涵等纂乾隆《杭州府志》，钱大昕等纂修的乾隆《鄞县志》，戴震编纂的乾隆《汾州府志》，孙星衍主修的乾隆《松江府志》、《三水县志》等，杭世骏编纂的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等，谢启昆主持编纂的嘉庆《广西通志》，章学诚编纂的《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等。这些著名学者编纂的志书，不仅在体例上、章法上颇为讲究，而且在记载内容上也颇多注重实用价值。并且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书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注重资料的搜集，博采群书，以文献资料为主，辅以调查采访材料。对采集资料，皆进行周密考订、鉴别，言必有据。伴随着这一时期方志理论研究百家争鸣，出现了一批方志理论家。特别是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方志理论的阐发，可谓自成体系，立一家之言，使方志学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七　局部创新的民国方志

　　民国时期，虽逢政局动荡，内忧与外患频仍，但修志传统并未中断，志书体例和内容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创新。   

　　民国3年（1914年），浙江省率先成立通志局，准备续修《浙江通志》。民国5年（1916年），教育部会同内务部咨文各地纂修志书。之后，有山西、广东、福建、陕西、江苏、贵州、奉天、河南等省，建立了文献委员会、通志馆或通志局。另外，全国水利局、司法部、国史编纂处、军政部、教育部等也催征各县志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志书的编纂。  

　　民国6年（1917年），山西省公署颁布了编修新志的“训令”，“饬就各县自治机关，附设处所，纂修新志。”[15]次年，山西省公署即颁布《山西各县志书凡例》，规定县志应由图、略、传、表、考五部分组成，并列具目录和注意事项。与此同时，史学家邓之诚发表了较有影响的《省志今例发凡》，提出国体即变、省志体例必须改变的主张，认为新编省志应由图、表、纪、志、传组成。还具体要求“图”应用科学方法绘制；“表”应列沿革、职官、人物、学制、户口、商务等；“通记”即大事记，撰述本地古今大事；“志”要因时创新，不拘泥旧守；“传”要包罗各阶层各类人物。[16]上述《凡例》，对当时修志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对各地修志机构、经费，志书的体例、结构、内容、表达手段及各门类的具体要求，都有明确规定。民国时期的志书大多以《修志事例概要》为准绳，依地方情形，斟酌损益之。在不长的时间里，《陕西通志》、《首都志》、《察哈尔通志》、《江西通志稿》、《云南通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编成或出版。至于县志，为数更多。   

　　抗日战争期间，处于后方的一些地方仍编修了多部志书。如顾颉刚、傅振伦编纂的《北碚志》，黎锦熙编纂的《城固县志》、《洛川县志》等。1944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九条，规定省志三十年一修，市、县志十五年一修，要求各地的志书事宜，一律由各省、市、县政府督促各地的文献委员会负责办理。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0月，又重新公布了该办法，但因为国民党政府又发动新的内战，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民国方志在体例、内容、章法上，基本承袭了封建时代方志的旧规，仍属旧志范畴。但是由于民国政体的改变，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相应发生变化，致使志书编纂作出局部更新，分别体现在革除了封建忠君思想、封建迷信思想及封建旧俗，确立了民本思想；扩大经济内容在志书中的比重；志书体例多种多样，出现了章节体志书；编纂方式更加科学等方面。   

　　据统计，民国在短短38年中，全国修志达1581种，平均每年41种[17]，数量亦十分可观。民国时期还创修市志，修有市志5种。如1935年柳诒徵、王焕鏕纂成《首都志》十六卷，1936年柳亚子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期间的《上海通志》稿十一篇。   

　　八　创新与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之下，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议和推动下，由著名的专家学者组织发动起来的。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等一批书籍，并选辑其中部分内容，转发给到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同时，他还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把关于各地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要求国家档案局抓修志工作，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主持其事。   

　　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编写地方志列为《1956～1967年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的重点项目之一。1958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后转至中国科学院。1959年，为了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档案局联合成立了中国地方志小组，具体负责全国地方志编修工作的组织领导。随后，中国地方志小组颁布了《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关于新修方志提纲（草案）》、《关于编修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对新方志的体例、内容、记述的重点和编纂原则、方法以及审阅制度、组织领导、出版发行等方面作出规定。到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其中250多个县编写出了初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基本中断，中国地方志小组随即停止了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出于对认识国情、地情，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也由于一些专家学者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修志工作再次引起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1981年8月1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山西太原正式成立。协会成立大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的修志工作。1983年4月，原“中国地方志小组”恢复并改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为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省、市、县三级纷纷建立起修志机构，由此形成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的三级修志网络。随着修志实践的深入开展，新方志的编修在全国各省市县，已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地地方志编委会（或办公室）组织实施、“众手成志”的修志格局。如此完整的地方志工作组织系统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从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之始，就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来进行，全国广大方志工作者勤勤恳恳耕耘，点点滴滴积累，方方面面拓展，中国新编地方志事业在志（省、市、县三级志书）、鉴（各类年鉴）、库（地情资料库）、馆（方志馆）、用（服务开发）各个领域取得辉煌成就。  

　　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编纂，硕果累累。截至2009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台湾暂未统计）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6000余部，已出版5700余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编辑出版了4万多种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如此大规模的新编地方志及地情文献，成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有些过去从未修过志的地区，现在有了首部志书，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还有十几部少数民族文字（藏文、维文等）的志书问世。第二轮志书亦有700余部问世。此外，伴随首轮新编地方志编修工作同步展开的全国古旧志书整理、点校、出版成果亦引人注目。一些省区相继建立旧方志整理班子或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各地还开展了旧方志资源的普查工作，通过调查、搜集、寻访、内部交流等形式，收藏历代的通志和府、州、县志。   

　　新方志的编修更加强调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全国出版了方志理论研究专著、论文集、志书评论集等600余部。仅据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印的《中国地方志论文索引（1981～1995）》的统计，发表在国内省、直辖市一级地方志刊物上的论文即达21600篇。如果加上1995年之后的论文，再加上市、县级地方志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以及论文集辑入的论文，总数当在10万篇左右。这些理论著述在继承传统、创新方志体例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志理论研究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此外，伴随全国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一大批方志期刊及通讯简报作为方志文化传承的载体，也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这些方志期刊作为方志学术进入社会的主渠道，对于推动方志理论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各地方志期刊创刊以后，经过几代编辑人员的艰苦努力，这些方志期刊大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色，形成我国期刊园地中的特色产品，也成为方志事业的重要品牌和发展资源。  

　　除了编纂出版大量新方志和整理出版旧方志外，修志工作者还编纂出版地方综合年鉴。据统计，2009年，全国方志机构共出版省级年鉴20多种、市级280多种、县级1000多种。在编纂新方志的过程中，各地还收集和积累了数量巨大的各种地情资料，不仅为新方志的编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本身就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地情信息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地方志网络建设在各地逐步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已建地情网大约省级20个、市级139个、县级260个。投入使用的方志地情网站或与当地政府网联网运行，或与国际互联网实现联网。  

　　针对国内自古至今没有设置过专门机构收藏全国地方志书的情况，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筹建方志馆，一般地区也可以在图书馆设志书室。在1997年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指出：“方志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宁波的天一阁过去以收藏和保存旧地方志而闻名，我们要继承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以收藏新编地方志为重要任务的地方志馆，既为国家珍藏文化财富，也可以提供方志工作者研究使用。这样，我们方志工作者辛辛苦苦编纂的志书就都可以入‘阁’了。”方志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设施，可以集编修、研究、收藏、服务和组织领导等功能为一体，成为地方志编写中心、地情信息中心、地情文化研究中心、面向社会的咨询服务中心、国情地情教育中心、地方文献中心。  

　　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历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组织、协调和指导下，我国地方志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67号令《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将地方志工作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是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依法修志，建立地方志工作的长效机制，保证地方志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1]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2]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146页。   

　　[3]傅振伦：《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  

　　[4]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199页。  

　　[5]王以中：《〈山海经〉图与职贡图》，载《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6]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7]王重民：《中国的地方志》，《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  

　　[8]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246页。  

　　[9]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199～207页。  

　　[10]参见黄苇：《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11]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330页。  

　　[12]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6页。  

　　[13]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14]（清）钟文虎修、徐昱等纂《灌县乡土志》卷首，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15]郑裕孚：《呈山西督军兼省长阎论修县志办法文》，载《四家公牍选·抑过轩公牍》。  

　　[16]参见《地学杂志》，民国6年第九卷一至六期。  

　　[17]参见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