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同 陈孝华 郑祖溪 林少玉 

林祥谦，1892年10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父林发舒，辛劳一辈子，只给子孙留下一间木构房屋和五分四厘薄田。父亲林其庄，是马尾造船厂锅炉工。母亲翁氏，是个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操持一家人的生活。

林祥谦从6岁起开始随母亲下地干活，到十一二岁就学会了各种农活。他渴望读书识字，但终年不得温饱的家境使他无法进学堂。每当他从村塾门前经过听到琅琅的读书声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在门外静听片刻，还默默地跟着朗读。父母看到他这样好学,便想方设法凑足交学费的谷子,把他送进了学堂。林祥谦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学习用功，读了一年多。就认得不少常用字。但终因家境日贫，只得停学务农。

林祥谦的家族是尚干镇林氏世系中一支赤贫的弱房。每当祭神拜佛或逢年过节，他们常因捐不起钱典，送不足财礼，而被宗族头子们欺压凌辱。有一年的正月十四晚上，轮到林祥谦这一家族为祖宗“伴夜”，按规定要摆香炉、点蜡烛，请戏班子来唱戏。由于他们穷，请不起好的戏班子，宗族的族长就辱骂他们给祖宗丢脸。童年的林祥谦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懑与不平。他的母亲也经常向他诉说地主老财残酷压榨农民的事。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封建地主阶级的种子。

尚干镇地处闽江下游。林祥谦童年时，这一带不仅深受腐朽的清王朝的残酷统治，而且屡遭外国侵略者铁蹄的蹂躏。这里的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每当夜晚，林祥谦总喜欢跑到村边的大榕树下，倾听大人们讲述乡民爱国反帝的故事。其中对林祥谦影响最深的，是中法马江战役中家乡人民的抗法斗争。那时，尚干人民自动赶往马尾参战，据传还击中了法国侵略军头目孤拔乘坐的旗舰。先辈们的这些英勇事迹，给林祥谦以深刻的教育。

林祥谦小时候就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好孩子。1904年端午节，家乡淘江两岸挤满了观看比赛龙舟的人群。突然一个小女孩掉入江中。年仅12岁的林祥谦毫不犹豫地跳进江里，救起了那个眼看就要被江水吞没的小女孩。

严峻的生活现实，炼就了林祥谦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坚强品格。1905年夏粮歉收，全家人盼着那仅有的一棵龙眼树果实成熟，好换点钱粮度日。可是，还没等他们采收，一个林姓地主的儿子纠集了另外两个地主儿子，偷偷地爬上树去肆意糟蹋。林祥谦看见，上前喝令他们下来。这三个小坏蛋非但不听，还将林祥谦殴打了一顿。林祥谦极为愤慨地说：“难道穷人就该受欺侮吗？”妈妈生怕孩子惹祸，连忙劝慰说：“德儿啊！人家有钱有势，惹不得。”倔强的小祥谦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当天晚上，他找了几个穷伙伴，用砖石猛砸那家林姓地主的屋顶和门窗，并用木炭在墙上写下“打倒财主仔”五个大字。事后，林祥谦到马尾他父亲那里。饱经风霜的林其庄怕孩子回去再惹麻烦，就让他在马尾住下来，并送他到附近一所学堂去念书。

1906年，林祥谦一家生活更加难以维持，他再次被迫停学。他的父亲变卖家当,四出借款,筹集了100元的保证金,又托人找了两家“铺保”,具写“甘结”，把他送进船厂当钳工学徒。这时林祥谦才14岁，身子比工作台高不了多少，只好站在废料箱上艰难地操作。工厂的劳动条件很差，更谈不上有什么劳动防护设施。他和工友们早上5点多进厂，下午6点钟下班，一天劳动12个小时，收入却十分低微，寒冬腊月到了，还穿着单衣，光着脚板干活。

林祥谦和工人们都住在“考工所”里。这是全厂最潮湿、最肮脏的低洼区,一排排泥墙屋紧挨在一起，每间狭小的房子里要塞二十个铺位，工人们挤着睡，连翻个身子都很困难。当时一个参观过“考工所”的外国人评论“它是最悲惨的寓所”。而这个“最悲惨的寓所”附近，却是供洋人享受的西式漂亮楼房和供船厂官僚住的“官厅”。工厂里的监督、监工、领班都由洋人充任。

清政府在厂里驻扎军队，像对待囚犯一样监视着工人，随意打骂和关押工人。一天，林祥谦和另一个徒工被派去抬运钢板。十几块钢板摞在一起，压得这两个未成年的学徒工连气都喘不过来。他俩刚坐下来歇息，就被监工用鞭子狠狠揍了一顿。打这以后，他和工人们经常用怠工的办法进行斗争，以示反抗。只要工头不在场，他们就歇手不干。

林祥谦聪明好学，进厂两三年就掌握了钳工技术，达到技工水平。但因他为人正直刚强，凡事秉持公道，爱打抱不平，得罪了工头，以致干了五年还转不了正式工，对此他十分气愤。加上那时物价上涨，工厂面临破产，大批解雇工人，林祥谦已无法在马尾立足，不得不另谋生路。

1912年初，林祥谦只身离开马尾来到汉口江岸。在妹夫周连城和几位福建老乡的帮助下，他借了一笔钱买了礼物送给工头，并找到“铺保”，经技术工种考试，被江岸铁路工厂录用。1912年冬，林祥谦返回家乡尚干，和邻近的大义乡贫农女儿陈桂贞结了婚。这时，他的父亲林其庄也被马尾造船厂解雇了。他便带着父亲、妻子和二弟元成一起到江岸谋生。在亲友和同乡的帮助下，林其庄进了江岸机厂当锅炉工，林元成到信阳火车站做升火工，林祥谦仍在江岸工务修理厂当钳工。他们全家住在福建街一间低矮破旧、阴暗潮湿的茅草房里。

铁路工人的工资也是非常微薄的，林其庄父子三人的劳动收入仅能勉强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加以林祥谦经常把工薪拿去资助其他更穷困的工人，家里经常瓜菜当饭，一日两餐。

林祥谦所在的江岸机厂，是法国人于1901年开办的。工人们一踏进工厂大门就好像进了监牢，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每天工作12小时，伤病假不发工资，每月初一、十五两个休息日也不发工资，一旦丧失劳动力就被洋人资本家踢出工厂。厂方的大小头目还对工人敲诈勒索，强迫工人送礼，甚至巧立名目扣发工人的工资，至于打骂工人更是司空见惯。有斗争精神的林祥谦哪能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提高工人的劳动收入，他和工友们曾多次开展小规模的罢工斗争，并用怠工的办法来对付工头的压迫。但是，这些仍无法改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柳。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这就是林祥谦和广大京汉铁路工人发出的呼喊声。

1917年秋，林祥谦的母亲因劳累过度，贫病交迫，含恨离开了人世。林祥谦忍着巨大的悲痛，回家料理丧事，随后又重返江岸。这时，他开始努力探索改变工人处境的道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新曙光。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劳动周刊》在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林祥谦和工友们看到了解放的希望，斗志更为昂扬。武汉地区党组织也很快地发现并及时地培养了富有反抗精神、在江岸铁路工人中威信很高的林祥谦。

1921年12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中共武汉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陈潭秋等，热情地找林祥谦、曾玉良等六人了解京汉路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方针任务，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以及长辛店和郑州铁路工人组织俱乐部开展斗争的情况。这次会见和谈话，使林祥谦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几天后，林祥谦又约江岸机厂曾玉良等人，到中共武汉区委所在地，找到了陈潭秋、黄负生等，向他们诉说了江岸铁路工人的悲惨生活，汇报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和狭隘地方观念的工人各个帮口之间的隔阂与矛盾，谈到这种隔阂、矛盾对工人团结对敌的不利影响，表达了追求解放的热切愿望。

陈潭秋和黄负生深入浅出地向他们讲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殷切期望林祥谦、曾玉良等带头克服帮口观念，把工人团结起来，组织江岸工人俱乐部。林祥谦和曾玉良等人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尽快把江岸工人俱乐部建立起来。作为团结工人、向敌人作斗争的指挥部。这次会见，陈潭秋送给林祥谦《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刊，勉励他克服困难，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从此。林祥谦找到了领路人，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林祥谦经常利用工余时间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工人周刊》等书刊。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谋求工人阶级解放的自觉。为了粉碎敌人破坏工人团结的阴谋，林祥谦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天下工人是一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道理，揭露敌人通过小恩小惠和封建帮口来分裂工人队伍的罪恶阴谋，使大家认识到工人大众都是一家人，不要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林祥谦信奉“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尽可能协助工友们解决困难，并发动工人互助。有一次，林祥谦的长女汉玉发烧生病，没钱治疗。但是，当他发现一位湖北籍工人因无钱为患了“绞肠痧”的孩子医治而焦急时，二话设说就急忙跑回家里，抱起一床棉被到当铺当了三元钱，立即给那位工人送去。那位湖北籍工人接到这救命钱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有一次，林祥谦发现另一位湖北籍工人已经几餐揭不开锅，小孩饿得直哭，便悄悄去取自己家里仅存的十几斤米，父亲皱起眉头问：“祥谦，我们家已连三顿稀饭都喝不上，你还把这些米拿去做什么？”林祥谦把那位工人家里的困难情况告诉父亲，说：“爹啊！穷人有难要相帮，我们一天有三顿稀饭，人家已经两三顿没有米下锅了。”父亲被儿子的话感动了，就让他赶快把米给那位工人送去。

在党的领导下，林祥谦日夜奔走呼号，宣传革命道理。他对工人们说：资本家不劳动，“赚钱多，住高洋房子，整天欺侮我们”，工人没有结成团体就要受压迫，“我们要先成立工人俱乐部，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工人们认识到要斗争就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无不热烈响应。经过林祥谦艰苦细致的工作，江岸铁路工人逐渐消除了帮口隔阂，增强了团结。这样，组织工人俱乐部，进一步团结、教育工人，谋求改善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时机日益成熟了。

中共武汉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项德隆（即项英）以江岸工人俱乐部文书的身份来江岸协助组织工人俱乐部，陈潭秋、黄负生等也常来具体指导。他们经常在林祥谦家里开会，拟定俱乐部章程，讨论批准俱乐部会员名单。每逢这时候林祥谦的妻子陈桂贞总是在门外为他们放哨。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工作,江岸工人俱乐部筹备就绪,1922年1月22日,在老君殿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那天，林祥谦和近千名工人一清早就欢天喜地地来到会场，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负责同志亲临指导，京汉铁路各站和武汉各工团组织都派代表参加，江岸各工厂厂长亦应邀出席。大会在一片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以《谁是工人之友》为题,在会上讲了话。林祥谦在会上作了会费收支情况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选出项德隆、林祥谦、曾玉良等人为江岸工人俱乐部干事，聘请施洋为法律顾问。

在工人俱乐部，林祥谦负责会计工作。他千方百计增加收人，节约开支，按时向会员报告收支情况。工人们在厂里毫无民主权利，到了俱乐部，气氛迥然不同，大家同样享受充分的民主自由，像是生活在另一天地。林祥谦和工人俱乐部的其他同志耐心劝说一些工人改正过去沾染的赌博、酗酒和吸鸦片等不良习气。为此，在俱乐部里购置了象棋、围棋、二胡、京胡等文娱器材，供工人们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参加工人俱乐部的多数是小工，他们对自己能平等地和工匠、工务员一道进行各项活动感到欣慰，这种状况是他们过去所不敢想象的。林祥谦从小就喜爱下象棋，他参加俱乐部活动时经常有意识地多找小工下棋，进一步增强了工人内部的团结。

经过林祥谦等人的积极工作，工人俱乐部办得有声有色，吸引着江岸广大工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在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引导下，许多工人改掉了不良习气，家庭关系得到改善，家属们高兴地称赞：“俱乐部好，赌钱鬼没有了，吃酒人少了！”广大工人异口同声地说：“俱乐部是工人的家，祥谦是这个家的好兄弟。”工人俱乐部还举办工人业余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林祥谦每天晚饭后就来到俱乐部，参加夜校的政治和文化学习。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及时了解工人们的情绪和要求。通过夜校的学习，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纷纷自觉要求改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林祥谦和全体俱乐部委员代表广大工人的利益，同厂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原来病假不发工资，后来病假14天以内仍发全薪；原来工人上厕所受限制，后来赶走了厕所的看守，上厕所自由了；原来工人出厂要搜身，后来废除了；原来工头随意罚工人的款，后来厂方不得不取消了一些罚款条例。

1922年6月1日下午，江岸机厂工人黄宝成带着妻子，由汉口玉带门搭乘铁路工人上下班专用的交通车回江岸。车刚出站，总查票程炎和护车三等巡长姜道生就以查票为借口无理取闹，喝令巡警把黄宝成捆绑起来，送到大智门车站警务段关押，一路上拳打脚踢，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同时，还将他的妻子扣押在江岸铁路巡警所。

江岸工人获悉黄宝成夫妇被扣押后，即向俱乐部报告。当晚，林祥谦在俱乐部召开工人大会,报告敌人挑衅行凶的经过,组织工人商讨对策。经商议,工人们决定向路局提出七项要求，其中有：把凶手程、姜撤职查办；取消京汉路南段押车的巡长、巡警；赔偿损失；责令程炎、姜道生由大智门一路放鞭炮到江岸，向黄宝成夫妇公开赔礼道歉；优待工人家属搭乘短程空车免费等。怒不可遏的工人一致表示，如路局不满足工人的要求，就实行罢工。经过俱乐部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斗争，路局只好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第三天下午，京汉路南段车务处长汪奎龙带着程、姜二人,垂头丧气地从大智门出发,一路放鞭炮到江岸工人俱乐部。

但是，事隔不久，江岸工务修理厂的监工在上头的授意下，又借故把在该厂当工人的三名俱乐部会员解雇。林祥谦和俱乐部领导闻讯后，又召开工人大会，强烈要求将三名工友复职，把肇事的监工和厂长邵步云革职，并增加工人的工资。大会一致决定：上述要求在三日内如得不到满足，全厂300多名工人即行罢工。在工人们团结一致的斗争下，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

这一系列斗争的胜利，使江岸广大工人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的极端重要性。尽管敌人企图进行破坏，但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工人俱乐部周围，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林祥谦也在艰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22年夏天，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改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林祥谦斗争性强，办事公道，赢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敬佩，被推选为江岸分工会的领导成员。不久，又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1922年，全国出现了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沿线各站，在这一年里也先后成立了16个分工会。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京汉铁路广大工人迫切要求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为了适应全国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实现京汉铁路工人的迫切愿望，总工会筹委会经过多次酝酿筹备，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隆重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1月30日晚，林祥谦以江岸分工会代表的身份，同武汉30多个工会团体的代表一起，在工人们的热烈欢送下，从汉口乘车奔赴郑州，准备参加这个大会。

本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事先已把开会的有关事宜向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写了书面报告。赵满口答应，还把1月28日星期例假与2月1日对调，以便工人赴会，并答应“北段赴会者准予发给免票证明，南段赴会者准予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代表及来宾”；但他在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大肆攻击京汉路工“未经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虑，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吴佩孚眼看各地工运蓬勃发展已经严重威胁他的反动统治，如让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将使他的重要军事交通工具和军饷主要来源受到更大威胁，于是，他撕下了所谓“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公开指使反动军警进行破坏。

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有恃无恐，一再狂叫：“我黄殿辰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准工人开会。”1月28日下午，他带着武装警察，闯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办事处，气势汹汹地宣布：“吴大帅禁止你们开会！”29日，吴佩孚又电令驻郑州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制止集会，切实监视工人。为了对工会领导进行欺骗和威胁，以瓦解工人的斗志，阻止总工会的成立，吴佩孚又于30日电邀筹委会派五名代表到洛阳进行谈判。筹委会当即派出杨德甫、史文彬等人，于当天到达洛阳。吴佩孚对代表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受到代表们的驳斥，会谈不欢而散。代表们于31日赶回郑州，在当晚召集的全路各站代表会议上，汇报了同吴佩孚交涉的经过。会议决定不顾吴佩孚的阻挠和破坏，坚决按原定计划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城紧急戒严，岗哨林立，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街上商店闭门，行人绝迹，一片恐怖气氛。参加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和工人们，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毫不畏惧。他们在五洲大旅馆集中后，冲开反动军警的拦截，浩浩荡荡来到会场普乐园戏院。大会开始，林祥谦和各分工会负责人向大会报告总工会的筹备经过。这时，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气急败坏地闯进会场，爬上主席台，声嘶力竭地叫嚷：“不准开会！”“如有反抗，军法从事！”与会者根本不予理睬，一个劲地高呼口号，乐队高奏乐曲。响亮的口号声和乐曲声，淹没了黄殿辰的叫喊声。

林祥谦和京汉铁路广大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无视吴佩孚的禁令，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果敢地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吴佩孚等人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无比恐慌与仇恨。2月1日下午，他们命令反动军警占领总工会会所，驱逐工会工作人员，查抄总工会的文件材料，捣毁各单位赠送的匾额和对联。代表和来宾住处也受到反动军警的包围和监视，代表和来宾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并被勒令立即离开郑州，郑州分工会也遭查封。郑州全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军阀的武力威逼，总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当晚，他们秘密召开各分工会和各路代表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向反动当局提出撤革赵继贤、黄殿辰，赔偿工会损失等五项要求，限其48小时内答复，否则，总工会将“于本月4日午刻宣布京汉铁路全体同盟大罢工。同时总工会决定移到江岸办公。一切进行事务，于总罢工期内，完全听总工会命令而定”。并表示：“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后退。”会议还成立了总罢工委员会，推选林祥谦、曾玉良等人领导江岸方面的罢工斗争，并用总工会名义发表宣言，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和成立经过，愤怒控诉反动当局的暴行，号召工人和同胞们团结起来，反抗军阀的压迫。宣言郑重声明：不达到总工会提出的五项条件，决不上工。

会后，代表和来宾陆续离开郑州。林祥谦、施洋、项德隆等武汉的代表，于第二天上午返回江岸，受到数百名工人的热烈欢迎。当天,召开了会员大会,林祥谦在会上怒斥军阀吴佩孚破坏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的罪行，传达总工会关于发动全路总同盟大罢工的决定，号召工人们用最大的力量，反抗军阀的暴行，争取自由，争取人权！江岸工人对吴佩孚的暴行愤恨万分，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总工会作出的罢工决定。

总工会秘密迁至江岸刘家庙办公后，一切公开活动都由江岸分工会出面。林祥谦深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争取工人自由和人权的斗争已经进入决战阶段，自己肩负的使命更加重要了。他决心战斗到底，不辜负阶级兄弟的重托。

2月2日和3日，林祥谦沉着地做好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周密地制定罢工的计划和行动步骤。在林祥谦的领导下，江岸铁路工人组织了宣传队,到处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的罪行；成立了调查队，了解敌情，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同时把工人纠察队扩大为工人纠察团，负责放哨巡逻，维持罢工秩序，保卫工会，对付敌人的破坏活动。工人们每十人编为一组，随时待命行动。工人纠察团员赶制铁棍、木棒，准备自卫。林祥谦日夜奔忙，连回家吃饭也顾不上。

3日晚，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于是决定：4日上工后，以江岸机厂锅炉房的汽笛声为全面罢工的号令。4日上午9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开始罢工的指示后，立即下达了罢工令。工人黄正兴于9时4分拉响了汽笛,随着这划破江岸沉闷空气的第一声汽笛的鸣响，江岸机厂的所有汽笛也都跟着吼叫起来。汽笛声迅速连成一片，响彻武汉三镇，震撼四面八方。工人们听到这对黑暗社会宣战的高昂声响，无不精神振奋。大伙在林祥谦的指挥下,立即关了电闸,灭了炉火,离开工厂。他们边走边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并迅速按照行动计划展开活动。宣传队员跑上街头，张贴红绿标语和《罢工宣言》，散发《敬告旅客》《敬告本路员司》等传单；纠察团员戴上袖章，手持铁棍、木棒，很快地控制铁路和工厂的各个要害部门。片刻之间，江岸机厂股道上便停满熄了火、放掉气的机车。厂里烟囱不再冒烟了，车间里顿时变得寂静无声，繁忙的运输线瘫痪了。不到三小时，京汉铁路全线所有的客、货、军车一律停驶，2万多工人停止了工作。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

中共武汉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发动武汉工人、学生、妇女、新闻等各界群众，采用各种形式声援江岸工人的罢工斗争。4日下午，武汉各报都为江岸铁路工人罢工发了号外。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家家户户都在谈论罢工的事。各群众团体每天都派出慰问队，川流不息地来到江岸慰问工人，鼓舞斗志。武汉18个工团联名致电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工会，痛斥军阀政府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罪行，表示：“我等代表全体湖北各工团，暂以全力为诸君后援，即赴汤蹈火，拼一死命，亦所不惜！”4日晚，寒风凛凛刺骨，白雪铺天盖地，林祥谦和江岸分工会秘书黄子章在分会所研究罢工日刊的创刊号问题。

敌人妄图扑灭罢工烈火。2月5日，吴佩孚命令湖北督军肖耀南从速消灭罢工的领导力量。肖耀南指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带着军警到江岸，企图以与工会谈判为名，诱捕林祥谦等领导人。工会干部识破其奸计，答称：“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张厚生见诱捕不成,便调来大批军队,占领工厂，强迫工人上工，并抓走了两名司机，逼他们升火开车。林祥谦得知后。立即组织1000多名工人和纠察团员，赶到江岸机厂，不顾军警阻拦,冒着生命危险将那两名司机抢救出来。当天下午，敌人又绑架了万能山、廖于廷等三名纠察团员。林祥谦派代表交涉无效，便召集2000多名工人，手持铁棍、木棒和斧头，高举“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的旗帜，涌入车站，不断高呼“还我工友”等口号，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了三名纠察团员。

2月6日上午，在党的领导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武汉各界，派出两千多名代表来到江岸，亲切慰问同敌人英勇搏斗的京汉铁路工人。为了壮大声势，鼓舞士气，总工会领导和林祥谦特地在江岸分工会会所门前召开有一万多群众参加的大会，林育南、林祥谦和武汉工人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林祥谦在讲话中感谢武汉各界群众对江岸铁路工人的有力支援，控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号召“工人们要团结，罢工要坚持！不要怕军阀，不要怕帝国主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分成四路纵队，前后长达数里。工人们情绪高昂地从江岸向汉口出发，林祥谦、施洋等走在队伍的前头，曾玉良指挥纠察团员行进在游行队伍的两侧，保护游行群众。街道两旁的群众对游行队伍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商店的店员还燃放鞭炮表示支持。沿途自动加入游行队伍的群众多达三千余人。在林祥谦等带领下，队伍穿过汉口的英、法、日、德等帝国主义租界，向帝国主义示威。他们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自由、争人权！”帝国主义分子吓得躲在租界楼房里，路旁平时凶狠残暴的租界巡捕也夹着尾巴不敢吭声。

罢工斗争在继续，罢工工人的生活日益困难。林祥谦勉励大家说：“苦是暂时的，眼前苦一点，为的是争自由，争地位，斗争要英勇。”他把工会所存不多的经费拿出来，连同各界支援的款项，按工人的困难情况分发，用以买米度日。他的夫人陈桂贞也大力协助做好妇女家属工作。工友们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此，敌人加紧进行镇压罢工的反革命行动。帝国主义在北京的公使团以“财产遭受损失”为借口，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唆使吴佩孚使用武力镇压罢工。2月6日下午，汉口的美、英总领事召集一批中外资本家和肖耀南的代表，在英国总领事署内密谋策划。在这之后，吴佩孚就丧心病狂地决定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大屠杀。

2月7日，罢工进入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肖耀南秉承帝国主义和吴佩孚的旨意，任命张厚生为刘家庙铁路警备司令，并在扶轮小学设立指挥所，完成了屠杀江岸铁路工人的反革命部署。

当天上午，武汉各界群众继续派出代表，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由于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林祥谦等人的努力工作，江岸铁路工人在连续的对敌斗争中，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工人纠察团和广大工人，警惕地保卫着分工会会所。他们下定决心:不实现京汉铁路总工会所提出的五项条件,决不复工。

当天中午，林祥谦意识到残酷的斗争即将来临，他接受工友的劝说，回家吃午饭，做父亲和妻子的工作，让他们有思想准备。父亲林其庄望着儿子熬红的眼睛和消瘦的脸，疼惜地劝儿子在家休息一会儿。妻子陈桂贞忙给丈夫盛饭，问道：“听说路局要下毒手，真的吗？”祥谦说：“咱工人结团体，立工会、争自由、争人权是光明正大的事。但敌人是不甘心的，是会下毒手的，咱要有准备。”他把分工会的图章藏在炭火盆里，饭后急忙返回工会。下午2时，张厚生派警官到江岸分工会，佯称：“奉肖督军命令，特来请求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来”，“来时拟穿便衣，以示诚意”，“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工会干部知道这又是敌人耍弄的诱捕林祥谦等领导人的鬼花招，就开了一个假名单给他。敌人见阴谋落空，迫不及待地要总工会的全权代表于下午5时在会所相候，企图把工会领导人一网打尽。

5时20分，张厚生带着两营敌兵，从江岸车站分三路包围江岸分工会会所。一路由头道街包抄会所右侧，一路由福建街控制会所左侧，还有一路由火车站直扑会所。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则紧急宣布临时戒严，同时从军舰上派兵登岸配合行动。

林祥谦接到纠察团员关于敌人分路包抄工会的报告后，命令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率众迎敌，并亲自销毁工会的秘密文件。守卫在江岸分工会会所的数百名工人纠察团员和敢死队员，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他们拿起铁棍、木棒，拣来石子、瓦片，做好同敌人搏斗的准备。

突然，江岸分工会会所周围枪声大作，张厚生亲自指挥军队朝江岸分工会会所疯狂射击，开始了骇人听闻的“二七大屠杀”。

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江岸铁路工人怀着对军阀匪徒的仇恨，在“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的口号声中，挥动铁棍、木棒同敌人勇猛搏斗。林祥谦的亲密战友曾玉良像怒吼的雄狮，带领纠察团员冲向敌人，在同敌人厮杀时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工人们同敌人激战了30分钟，直到京汉铁路总工会下令撤退才离开战场。

兽性大发的敌人到处枪杀、搜捕工人，他们还闯进工人家里抢劫财产，奸淫妇女。工会附近的商店也被洗劫一空。福建街一夜之间连遭三次洗劫，老人、小孩、妇女的哭喊声惊天动地。工会门前及周围，弹痕累累，尸横遍地，鲜血淌流，惨不忍睹。在敌人的野蛮屠杀中，江岸30多名工人英勇牺牲，200多名工人受伤，林祥谦的二弟林元成也被敌人杀害。林祥谦在同围捕他的敌人英勇搏斗中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几十名工人。

7日晚上，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敌人把几十名被捕工人捆绑在江岸车站站台上。林祥谦被绑在站台东侧的木柱上。江岸广大工人听到林祥谦和许多工友被捕的消息后，冒着被敌人捕杀的危险，纷纷奔向车站，想夺回大伙爱戴的领导人和其他阶级弟兄。但是大队敌兵端着刺刀组成一道道封锁线,阻拦工人靠近站台。林祥谦透过层层刀枪，看到和他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战友们，顿时力量倍增，他威武不屈地挺立在站台上，怒视着敌军官兵，有力地鼓舞着工友们的战斗情绪。

这时，湖北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沄、江岸机厂厂长杜拉克一伙，带着身佩大刀的刽子手，杀气腾腾地来到江岸车站站台。张厚生妄想用死的威胁来迫使林祥谦下令复工。他亲自提着马灯，走到林祥谦跟前，故意问段长：“此人是不是林祥谦？”段长连忙回答说：“就是他。”张假惺惺地说:“林会长,受委屈了!你现在的唯一出路是下令工人赶快上工,这样做，我保有你的好处，不然，你就性命难保。”

林祥谦怒目以对，不予理睬。

威胁利诱不成，张厚生立即凶相毕露，恶狠狠地命令刽子手举刀朝林祥谦左肩砍去，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对襟蓝上衣，不断滴落在洒满雪花的站台上。林祥谦忍着剧痛，巍然屹立。

陈桂贞接到林祥谦被捕的消息，迅即赶到车站。她看到林祥谦后急忙喊道：“祥谦，你有什么交代？”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林祥谦，突然听到已有身孕的妻子的呼唤声，着急地说：“你不要管我，赶快回去吧！”

张厚生又对林祥谦嚎叫：“上不上工？”

林祥谦瞪圆双眼，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

张厚生又气又恼，命令刽子手朝林祥谦右肩又砍一刀，歇斯底里地狂叫：“到底下不下复工令？”

林祥谦毫不动摇，坚定地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

张厚生气得脸色铁青，疯狂地命令刽子手挥刀再砍。林祥谦血流如注，顷刻间晕厥过去。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时，骄横的敌人洋洋得意地问他：“现在怎么样了？”林祥谦使尽全身力气，咬牙切齿地痛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帮军阀手里了！”

张厚生恼羞成怒，浑身发抖，没等林祥谦说完，就慌忙命令刽子手把他杀害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林祥谦，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1岁。

林祥谦虽然牺牲了，但是他那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敢坚定，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高度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以及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崇高品质，为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