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故事|马尾海校西迁黔北桐梓之路
2021-04-2303-36-06来源:《福州史志》2021年第1期

作者:赖晨

1937年7月7日,抗战正式爆发,日机常越过台湾海峡轰炸军港要地马尾。为此,马尾海校(中华民国海军军官学校)不得不先后迁徙到福州北郊鼓山涌泉寺、湘潭李家大院和黔北桐梓县金家楼。那么,马尾海校在西迁过程中,走了什么路线?经历过哪些故事呢?

敌袭马尾

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燃起抗日烽火,敌机越过台湾海峡侵入福州上空,向东郊王庄机场连连投弹,往返的敌机都飞掠马尾上空。

马尾是我国军港要地,设有司令部,海军学校,水兵练营,海军陆战队的讲武堂和火药库、仓库等;在江面上泊有军舰,设施集中,目标非常明显。为了避免受敌机轰炸,故海校首先奉令撤离马尾,迁到离马尾约20里路程的鼓山。

这时马尾海军学校一共有五个班,即轮四班(最高班级)、航七班、航八班、航九班和轮五班,师生共200余人。

迁校当日由训育主任、队长和兵操教官等率高年级三个班肩荷长枪,携带轻便背包先行。背包是学校特制的草绿色背囊,内装一条行军被。航九班、轮五班是新生,徒手整队随后,浩浩荡荡向鼓山进军,气氛极度严肃,俨若开赴前线。沿途演练了战斗的各种队形,如:散开、卧倒、遇空袭隐蔽、射击等动作,在不断的演练中,大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紧张。学生的行李和学校物件都由学校雇工代运。笨重物品及学生的箱笼杂物仍寄存马尾校内。

鼓山岁月

从1937年9月至第二年6月,马尾海校在鼓山涌泉寺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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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泉寺

马尾海校师生们上鼓山后,轮四、航七、航八三个班在“遂楼”(在涌泉寺左侧,迥龙阁右前方花园附近)。楼上为宿舍,走廊为食堂,楼下两侧是队长和部分教官的宿舍,中间为航九、轮五两班的饭厅,后面为伙房。教室则设在迥龙阁。二楼为航七、航八班,三楼为轮四班,底层为礼堂。迥龙阁每层都有小室,作为校长、训育主任和部分教官的宿舍。航九、轮五两班的新生均住在寺内的“思过堂”(现改为服务部)。教室设在寺内的“法堂”。还有一部分教官则借宿僧房。总之,生活和学习都很分散,因此管理极为困难,但学生们到觉得很轻松。

在山上学生一律打地铺,早晨起床后卷好铺盖。星期天的检阅虽照常进行,但要求则更低了。为了避免空袭,雪白的夏季军装改换浅草绿色,来不及做时则把原有的白军服加染。当听到敌机声时,学习一律停止,值队长发令号兵吹备战号。全部人员立即隐蔽起来,值勤学生荷枪实弹奔赴各自的岗位,劝游人隐蔽于密林之下,实行空袭戒严。敌机远去听不到机声时,吹解除警报号,收岗复课,恢复正常学习。在空袭频繁时,一周有好几次,打乱了教学秩序。

山上没有正规的体育场,所以学生们的体育课不能正常进行,各班每周只有一次越野训练。在马尾时,学生是从校内大操场起跑,出校门沿马尾大街,越过小山头至海潮寺前的公共汽车站,然后沿原路回校。现在则从涌泉寺前的广场,沿着下山的石阶到第五亭,即观音亭(亭外的石壁上刻有“欲罢不能”四个大字),在亭内取到一枚越野牌后返回起点。这样的越野训练在鼓山期间一直坚持。

星期日虽照常进行检阅,但检阅的内容比前简单了。午饭后放假,学生游名山或做爬山运动,也有些学生乘机下山到福州探亲访友或买东西、逛大街、看电影、洗澡等。学校虽没有明确规定活动范围,但到福州去毕竟是违反校规的。不过只要点名时在场,而在四五个小时内回一趟福州,还是可以的。假如在途中或福州市内碰到队长,就倒霉了,二话别说,记过一次。说实在,偷跑福州一趟确非易事,在四五个小时内要从涌泉寺下山到廨院候公共汽车去福州,事毕再从福州乘公共汽车至廨院上山(当时上下山都靠步行),赶在点名前到校,必须有很好的体力。因下山时最快要走十二、三分钟,上山最快也要走二十一、二分钟,2500多级石级如此上下飞跑,准时返校,很不容易。

1937年农历八月,航七、航八有十几个同学想趁中秋月夜,登鼓山绝顶峰赏月,商定各带手电筒、干粮,身穿冬季运动衣裤,脚穿运动鞋上山,其中一位同学自恃身体健壮,仅穿一条游泳裤,赤脚随众爬上高峰。不料天公不作美,当晚天空阴霾,寒风凛冽,伸手不见五指,大家既观赏不到月夜风光,又不能领略旭日喷薄的美景,十分扫兴而回。更不幸的是,这次夜游竟被队长发觉,于是各人一律被记小过一次。

抗战宣传普及祖国大地,福州中学的宣传队曾多次到鼓山来进行宣传、演出,激起海校师生的救亡热忱,加以进步书籍的大量发行,更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生活,三三两两的读书小组在山坡或树丛里活动。在这些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有一小部分同学毅然放弃学业奔赴陕北延安,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救国斗争中去。奔赴延安的13位学生是:航海七届的何康、何澄石、郭添礼(田里)、陶炳坤、俞国藩,航海八届的黄汉基、黄炎、彭协中、陈长光(陈光)和张隽奇,轮机六届的赖坚、何世庚(何进),轮机五届的王寿山(王彻)。

国民党当局为了控制学生的思想,派来一位党务教官,给学生作“精神讲话”,在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演。内容是“效忠党国”和“攘外必先安内”等。当时受抗日思想熏陶的学生们,常常提出各种问题同他辩论,往往逼得这位党务教官很尴尬,不得不下山去。

1937年秋,原在南中国海的练习舰上学习的航六届同学也迁来鼓山,在教练官何希珉少校率领下,在第五亭附近的杨墓(杨树庄墓)祠堂内学习。

湖南湘潭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侵略军的魔爪步步深入,1938年5月,厦门沦陷,福州地处沿海,随时有被侵占的可能。因此,鼓山上的海校奉命内迁。

1938年6月期考后,学校组织在校师生分批内迁,轮四班的学生已毕业离校,余下学生分三批出发,轻装简带,所有笨重的行李和旧书籍等均由校设法另运。每两人发给约80厘米立方的木箱一只,以供装书籍、笔记本等之用。

整装之日,学校一片紧张繁忙气氛。不但家在福州的学生心中感到十分难过,就连家在福州的教官,也因要辞别妻小而心事重重。师生动身时,各批都取道福州,从仓山龙潭角乘汽船到南平,转乘长途汽车经建瓯、建阳、浦城等地到达江西省上饶,再从上饶乘浙赣线火车到湘潭。

到湘潭后,学校租用近郊的一座大院——“李家大院”为临时校舍,院落宽敞但很破旧。各批师生到齐后,就在新添置的竹制课桌椅的教室里上课。战争激烈,时局动荡,学生无心读书,教官也无心教书,勉强完成了学习进度。很多同学假日上街到书店看书,有一些往日禁售的书刊也开放了。临时校舍与剧场近在咫尺,因而部分师生常去看京戏,个别同学夜点后还溜出去看戏,被队长发觉后受记过处分。

战争形势日趋紧张,学校又要再度迁徙了。大家认为干脆迁到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免得一搬再搬。

正在议论准备行装的时候,突然传说航七班一个姓周的同学失踪了。消息传开,人心惶惶。由于当时暗探密布,特务猖獗,故不敢公开议论,只有面面相觑而已。事后听说,那一天学校放假,周某外出购物,路上遇一位浙江同乡邀往相会,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校方以该生逾期不回校,照章予以除名,其原因未公布。

1938年7月,奉海军总部陈绍宽部长之令,海军学校训育主任周宪章、教官欧阳宝来到贵州,在贵阳、清镇、安顺等县寻觅房屋。但因贵阳由他处迁来者很多,毫无余屋可赁;清镇巢凤山有庙宇一所,屋宇少,饮水不便,不能适用;安顺环境太恶劣,不宜训练,也难合选。最后到了桐梓,虽县城街市狭小,但地方尚称清静,民生用品价格低,离贵阳、重庆均为一日车程,为川黔公路的中间站,四面环山,便于隐蔽。县城中央有座金氏节孝祠(学子后来称之为金家楼),数年前因故停工,租赁后稍加添修,即可使用。距校址不远有公共体育场可以商借供训练之用。

第二次内迁开始,各班师生从湘潭分乘海军水雷所运输车出发,途经衡阳、郴县入广东的韶关、曲江,折向西行,到达广西的桂林、柳州、宜山、南丹,然后再向北入贵州的独山、都匀到达贵阳,再过息烽、遵义来到黔北的桐梓,校址选在桐梓县内。九月底各批师生到齐,经安置后开始上课。

黔北桐梓

桐梓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对日作战情况,毫无所知,日常只看到频繁过往的车辆,从当地的群众中才稍稍知道些局势。海校地点在县城中心一座大楼——“金家楼”,大楼外观呈“U”字形的三层楼,三楼之上有一半层高的小阁楼,充作贮存室。楼的底层两侧为宿舍,学生睡双人床架,中间为食堂,中层为教室,第三层为办公室及教官宿舍。离金家楼不及半里有县公共体育场,暂时充作操场及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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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校学生在桐梓清溪河游泳

到桐梓不久,校长李孟斌调离,由高宪申接替。1939年春,在校的四班学生奉命全部加入国民党,所需半身相片一律由学校负责拍摄。在拍照之前,每个学生都须剃成光头,每四人横坐拍一次,冲洗后分开,登记手续由各班按名单报送。有一天学校集中全体学生由校长领读誓词作为宣誓,此外无其他活动。学生没有收入,党费大概是由学校代缴,没有发给“党证”。

学校迁桐梓后,由于海军当局墨守成规,要学生仍照在马尾时的规章制度。然而经过抗战炮火的洗礼,救亡运动的激励,特别在长途迁徙中与社会各方面接触后,思想上已经从蜗居在马尾一隅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要求学校对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能使学生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

因此,马尾海校学生在桐梓有进行一些课外活动、抗战宣传活动,也参与了桐梓的中学教育。

(来源:《福州史志》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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