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兆云

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的陈列

陈昭礼烈士殉难处纪念碑（武夷山市郊七马槽蜈蚣岭）

核心提示

开国初，周恩来曾问潘汉年：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得悉牺牲，乃亲自修书给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专门为“小周”修建烈士墓。

所说的“小周”，即是陈昭礼。让人嗟叹的是，其人其事，在党史、军史上不是被淹没，就是遭忽略……

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闽北、闽南临委，任命陈昭礼为闽北临委总书记。

1931年百色起义后，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说，右江根据地工作难以展开，“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赖传珠日记》载，1937年12月26日，从延安到汉口太和街26号新四军军部，“开始和军长秘书陈希周结识”。

1940年，李济深对前来拜访的陈嘉庚说：“余所派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行至崇安界，被陈仪用人暗杀。”

陈昭礼，陈豪人，陈希周（小周），陈才，四个名字，四种不同身份，却同出一人。从以上摘录可见，当年这是何等重要之人物。

陈昭礼福建党组织的重建者

陈昭礼，1907年农历三月生于福州，就读省立福州第二中学时，受国文老师邓仪中（邓拓之父）进步思想熏陶，参与编写学潮宣言和传单。1923年考入复旦大学，开始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中共复旦大学首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组织学生支援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6年12月，北伐东路军入闽，陈昭礼受中共中央委派回福州，和特派员王荷波一道，帮助建设福建党组织，并于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1927年3月，代表福建党组织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福建党组织惨遭破坏。7月，陈昭礼和陈明受中央密派，分头回闽北、闽南，负责重建福建党团组织。8月中旬，中央来信指示，福州、南平、邵武、建宁属闽北，“闽北临委总书记陈昭礼”。

根据中央关于闽北临委“工作中心应渐移福州”的指示，陈昭礼于9月间潜入福州，成立了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在两个多月内，奔走于崇安（今武夷山市)、建瓯、福州等地，将闽北所属各地被打散的党团组织，又重新恢复、建立起来。

10月间，陈昭礼与陈明、罗明领导的中共闽南临委联系，参与筹备福建党的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会议于1927年12月4日在漳州举行，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明任书记，陈昭礼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至年底，全省建立了2个市委、5个县委、4个特支、8个拟建县委的新局面，全省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28年4月，陈昭礼代表省临委赴崇安领导发动上梅农民暴动，在闽北打响了反抗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6月，省临委代理书记陈祖康叛变投敌，陈昭礼机警逃脱诱捕后，采取应急措施，及时转移党组织，接着召集并主持省临委紧急会议，处理了陈祖康叛变后出现的问题，并派代表去中央报告。又于7月3日召开省临委扩大会议，作出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等6个方面的决议，使全省的革命形势稳步前进。9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陈昭礼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经他的建议，省委在厦门、福州举办了两期党的干部训练班。至1928年底，全省有20多个县有县委组织，党员发展到3000多人。

1929年春，陈昭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和讨论福建党的建设，并就中央对福建的指示和红四军入闽问题提出建议。5月中旬，陈昭礼受命代理福建省委书记。值得提及的是，福建早期党史文件，多出于陈昭礼手笔。

陈豪人百色起义的发动人

1929年7月间，陈昭礼接中央之命，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取“好人”谐音，党内则称陈导民），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给主持广西军政事务后不满蒋介石的俞作柏和李明瑞。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李明瑞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宿愿。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随后派来的40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他的职务方便和单线领导，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不久，他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使这支武装掌握在中共手里。

8月底或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和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并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

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陈豪人代表中共的诚心劝告，在南宁誓师反蒋。10月初反蒋失败，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护照原因而滞留南宁。陈豪人和邓小平及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等，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举行南宁兵变，继而撤往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龙州。

10月22日，陈豪人和邓小平抵达百色，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

11月上旬，邓小平在龙州会见李明瑞，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走后第二天，警备第五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随后中央来电，欲让邓小平留桂坐镇，但已来不及追回。

起义迫在眉睫，成分复杂的起义部队又处在几股敌人的监视和包围之中，面临敌我决战时刻，陈豪人勇挑重担，周密安排。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红旗。由于前期工作准备充足，整场起义兵不血刃。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还有参谋长龚楚。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突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文职人员。陈豪人临危不惧，与许卓、叶季壮等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经4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

对败退龙州的李明瑞，陈豪人耐心帮助和争取他参加革命，下决心在左江地区扛起红旗。与此同时，俞作豫等改造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工作也取得成果。在《七军前委报告》中，陈豪人向中央建议，在红七军成立后，中央应保留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建制，让张云逸和俞作豫分别做军长而不是师长，任命李明瑞担任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成功，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诞生，俞作豫任军长。经考察和了解，陈豪人和张云逸介绍李明瑞入党，由李明瑞协调指挥两军攻打南宁。

南宁之战受挫后，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代李明瑞承担了责任，并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百色工作”。3月，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

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

7月至10月，红七军主力回师并恢复右江沿岸苏区后，陈豪人协助邓小平开展整训、整顿工作。邓小平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豪绅化的领导“把持了党及政权，办事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议在争论中，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值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

1931年2月，陈豪人和邓岗经广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此行曾被一些人说成脱离组织当逃兵。事实上，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1960年，张云逸回忆说：“邓、陈回上海，是通过全州党的地方组织，找到了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同志，由黄设法使他们秘密地通过白区出去的。”

3月9日，陈豪人除向临时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外，还递交了长篇报告《七军工作总报告》，对百色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深刻总结。

陈希周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之一

1931年4月，陈豪人受中央派遣，装扮成商人离开上海，和李硕勋（李鹏之父）分别以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的身份，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跋涉，未能通过敌人的关卡，只得折转上海。可上海的中央机关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而遭到破坏，接不上关系，遂往杭州和妻子潘超人会合，不久又迁居上海，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并多方寻找党组织。

1933年10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派人来找陈豪人谈话，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并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1月，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陈豪人化名陈希周，潜回福州，做十九路军上层的统战工作。经弟弟陈昭涌（陈碧笙，共产党员）介绍，他会见了李济深及陈铭枢等人，继而在陈铭枢幕府内工作，积极推动反蒋抗日。

翌年福建事变失败，陈希周随陈铭枢和李济深撤到香港，联系彭泽民、梅龚彬、宣侠父等地下党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广泛开展爱国统战工作，并参加宋庆龄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活动。3年间，他时而香港，时而上海，时而日本东京，从事秘密工作。在香港九龙，陈希周和北伐名将叶挺比邻而居，过从甚密。

1937年，叶挺受命在汉口组建新四军，出任军长，陈希周任秘书。不久，新四军军部迁南昌，陈希周留守汉口，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后来，武汉新四军办事处和八路军办事处联合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周恩来、董必武也都在汉口，陈希周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圈里都以“小周”相称。

国民党七十军军长李觉（湘军何健之婿）曾通过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向共产党要干部帮助工作。1938年3月，陈希周和李觉面谈，深得其信任和授权，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

干训班开办之初，中共湖南省委就派来郭超、马式材等党员干部，他们在陈希周的掩护和配合下积极开展工作，到1940年5月第三期干训班结束时，七十军中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50多人。

李觉回忆说，当时部队在元气未恢复的情况下辗转作战，全赖陈希周带的新生骨干从中支撑。但好景不长，蒋介石很快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曾一天两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查询陈希周的来历。李觉复电：“陈是始终如一拥护抗日，并无任何轨外之行，我可以负责。”这才使陈希周得以继续在七十军中工作。

1940年5月间，蒋介石和何应钦第三次给李觉发来“亲译密电”，指明陈希周、马式材均系共党危险分子，应从速除掉。得知密电内容后，陈希周坦然表示，为了减少蒋的注意，准备辞去七十军的职务，但并非一走了事，而是去重庆，到那里有很多朋友，尽量争取回第三战区来，帮助军长做坚持抗战的工作。

后人把陈希周和怪杰宣侠父、隐杰梅龚彬并称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

陈才少将巡视员倒在军统枪下

1940年5月，陈希周到重庆后，征得中共南方局同意，化名陈才，由李济深引荐，在其任副主任的全国战地委员会就职，领少将军衔。

7月底，陈才巡视完江浙前线后，抵江西上饶，住七十军军部。由于蒋介石多次严令各部严防共产党渗入，李觉等七十军领导人感叹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已是有名无实，陈才鼓励他们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只要坚持长期抗战，就能取得最后胜利。此时，在七十军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郭超已暴露身份，被列入第三战区黑名单，江西省委通知他尽速撤退到延安学习。陈才乃安排郭超以考察武岗分校名义离开七十军，并交给他盖有军部关防的信笺和路费。他本人在对七十军内党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后，也准备回福建崇安岳母家探亲，为家属从桂林迁来崇安作准备。

陈才在七十军的一进一出，没能躲过军统的密探。时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也曾专门派人求见陈才，探听虚实，试图收买。

8月初，陈才从上饶一到崇安，即被军统特务秘密监视。8月13日，他告别岳母和表妹陈良瑛，与警卫乘坐班车回上饶，特务们已密谋好暗杀计划。那天，在客车上靠近陈才两旁坐着两个特务。车行至离崇安城三公里蜈蚣岭处，事先埋伏在那里的三个特务持枪劫车。陈才的警卫员发觉情况有异，刚准备拔枪反击，即被车上特务枪杀，猝不及防的陈才也倒在军统的枪下，年仅33岁。特务将陈才拖下汽车丢在路旁草地上，为混淆视听，捏造了中共游击队锄奸消息。

案发当天，陈良瑛急电七十军和当地国民党政府。李觉得悉，即派军部秘书主任到崇安协同料理丧事，将棺木停放在县城南门余庆桥内，等待结案。此时，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恰好来崇安视察，见之，乃问陪同的国民党崇安县长刘超然，回重庆后又把目击经过向李济深作了通报，李济深认为陈才血案系福建省主席陈仪所为。陈嘉庚和胡愈之分别在海内外书刊发表文章，揭穿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谋杀共产党要员的罪行。

对这次惨案的发生，李觉甚为愤怒，以致军统头子戴笠不得不事后亲到福州，深夜造访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的李觉中将。李觉后来脱离蒋介石集团，参加湖南起义，晚年著文回忆说：“我对希周同志品德学问非常佩服……（他）宣传和执行共产党的持久战和坚持必胜的信心，对我感受很深，受到他革命气概感染，使我后半生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 * * * * * * * *

陈昭礼牺牲后，党派人从重庆到桂林，安置其妻子儿女。1949年广西解放后，时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云逸派人到桂林寻找战友家属，护送他们到北京。有关部门将陈昭礼的两个小孩送进干部子弟学校，安排潘超人到全国工商联工作（1964年退休）。

1950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民主党派人士时，特地同潘汉年和梅龚彬提起陈希周：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1952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把陈希周的遗骨从崇安迁葬福州，在福州修建陈希周烈士墓，供后人瞻仰。

烈士墓刚修好，潘汉年冤案猝发。生前与潘汉年关系密切的陈希周竟然“连坐”，被说成是第三党，或者诬指他消极脱党，从红七军直接去了香港，充当可耻的叛徒。于是，陈希周的墓碑被砸，孩子工作受影响。一度在党史、军史中，百色起义无其名，组建新四军也没他的份。

1983年，潘汉年冤案正式获平反。1985年8月12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文林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陈希周骨灰安放仪式。1992年，陈昭礼殉难处也建立了纪念碑。

陈昭礼既不是某些影视作品中那个戴眼镜凡事附和的书呆子，也不是李立三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叛徒、第三党，而是早期中共党史上一个顶天立地的重要人物！

（作者单位为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福建日报》2016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