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常飞

　　南后街自古就是繁华的商业街区。柴米油盐等生活店铺一应俱全，也聚集了许多福州传统工艺行业，包括裱褙、笔墨店等，商铺林立的现象，古今无变。

　　在这里，我想暂时撇开南后街色彩斑斓的一幕，将它调成黑白，回顾一段时光。

　　三坊七巷中，居住过许多文人学士、名宦显贵。这里的每一样文物、每一段故事、每一位历史名人都令人津津乐道。坊巷的岁月，正在不断书写着。这里的书肆，曾经遍布街巷，书香盈街。重拾它的过往，虽然不能构成一段宏大历史，但却是“坊巷史话”中一页珍贵的记忆。

　　南后街

　　承载着一段书缘

　　南后街曾被称作“古旧书店一条街”，最盛时多达数十家，它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名城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底蕴。

　　书肆始于明末清初，到清代中后期，愈趋繁荣。民国福州藏书家郭白阳《竹间续话》一书记载福州风俗旧事甚多。书中写道：“会城书肆聚于南后街，以咸丰、同治、光绪时为盛。”今据有关资料考证，先列一张从清道光年间迄民国的“流水账单”：

　　王道徵书铺、何轩举书铺、郑椒蕃“带草堂”、杨浚“群玉斋”、严幼雪“藏古堂”、薛煊官“薛颐记”、林端植“醉经阁”、董执谊“味芸庐”、张思永“聚成堂”、郑危人（星驷)）“小酉斋”、陈培业(陈寿祺孙)“缥湘馆”、林家溱“宝宋斋”等。还有小琅嬛、观宜楼、藏经堂、六一居、耕文堂、草不除斋、寿古斋、古香斋、陆记、储文晟、藕根斋、万卷楼、知不足斋、粤雅堂、观宝楼、古今斋、山房古书店等。

　　南后街的书肆存在了好长一段时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暴涨，纸币贬值，各个行业萧条凋敝。新中国成立后，书肆基本淡出了这条街区。

　　古人买书不易

　　在古代社会，购书并非易事，甚至看书有时也成为难事。那时的读书人，都是不畏远途，到某地书坊去买书，或借他乡为官机会，寻访当地书店，或者干脆向人借书抄写。如果编辑那些轶事，几乎可以形成一部“抄书史”。

　　由于缺少集中的图书市场，买书很不容易。南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给大家分享了买书的办法，叫作“求书八法”。他的著作《通志·校雠略》中说：“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地方）以求’、四曰‘因家（家族）以求’、五曰‘求之公（官府）’、六曰‘求之私（民间）’、七曰‘因人（藏书家）以求’、八曰‘因代（年代）以求’。”

　　专门的书，向专业从事者访求，如果这类人士没有，就向与他们学说相近的人访求。而如地方志书，应去当地寻找。属于某家族藏书，要向该家族的后人获取。属于官府所编纂的书籍，应向官府索求，因为他们定有收藏。而非官方之书，可向民间访求，是为“求之私”。寻书，还可访求于藏书之家。而古书多散轶，时隔久远，所以不可强求。

　　确实，古人为买书常常跋涉千里，有则登门拜访，“遇藏书家必借读尽乃去。”这是郑樵得书的经验之谈，从这段历史信息中，可以想见当时买书之难。

　　南后街书铺林立，故多受文人学者青睐，自然引得省内外学人流连，也令嗜书者趋之若鹜。郁达夫在福州任职期间常逛书肆，据说在这里买过2000册的图书。还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此也收获大量古书，作为研究资料。

　　与当下售书不同，现在对买书人“一视同仁”，而当时却是“区别对待”，从而留下了许多鬻书逸事。黄巷口的带草堂即为其中一例。

　　郑椒蕃生于1788年，外号“带草先生”。他年少热衷科举，而不获功名。为谋生计，所以开设“带草堂”书店营生。平生广交藏书家，“凡秘本必鬻于藏书之家”。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州大水，“溪涨十昼夜。”许多人家无处藏书，只好“以书籍易米”。他抓住商机，“日得千卷，平其出入，家益丰”。奇怪的是，“带草先生”所买之书较贵，而卖出却又便宜。而售卖“劝世善书”则“不取一钱”。对于“禁书”，遇则烧之。

　　然而郑椒蕃是文人，那种举措表面看似荒唐，实则符合情理。姑且可以称他是有情怀的书商。其实，文人开书店是南后街书肆的特点之一，所谓“奇文共欣赏，好书相与还”。如同治年间的何轩举书铺，他在南后街开店，只是为了结交文士；再如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林家溱，1919年左右曾在文儒坊口开设“宝宋斋”。他精通目录学，且嗜书成癖。其友郭白阳曾说：“曩同董执谊先生及林汾贻、沈祖牟二君，欲举诸家所藏孤罕本，印为《闽海丛书》，乃中日战争起，不果行。”可以猜想，该店的开设也是用来交流、置换图书用的。另外，还有塔巷口清末学人郑星驷开设的小酉斋等。

　　刊刻图书成风尚

　　清朝末年，广东番禺举人王国瑞客寓福州。王国瑞本身嗜书成癖，暇日好逛书肆。他作了两首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面”，可算是“后街书肆印象”。诗写道“：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今传丛刻重吾乡，知不足斋粤雅堂。犹憾当年徐谢辈，未为刊布但收藏。”

　　“琉璃厂”是北京的文化街，古来书商云集。将南后街书肆与琉璃厂对举连言，很可以反映这段历史。“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两句更是写出访书者的心声，也说明当时书肆图籍宏富。

　　王举人的另一首诗，是对后街书肆刻书的写实。知不足斋与粤雅堂是著名刻书坊。王国瑞亲历当时刻书业的发达，于是联想到明代大藏书家，徐火勃、谢肇淛等前贤，遗憾他们没有将家藏甄选以集成丛书。

　　福州刻书业史可追溯到五代时期，北宋福州城内“户弦诗书”，刊刻之事兴盛。至明清时期，继续向前发展，民间刻书坊也随之增多。所以刊刻图书，也成为当时一种风尚。

　　书肆书籍来源

　　“不读楞严礼玉晨，缥缃充陈可安身。买来万本皆清俸，不许儿孙更借人。”这是一代经学大师陈寿祺的诗。陈寿祺嗜书如命，将书籍视为珍宝，更叮嘱儿孙不可随意借人。而民国时期，在衣锦坊口的缥湘馆，即其后人陈培业所开，馆中图书多为陈寿祺旧藏。

　　其实，南后街书肆中相当部分图书，除了有些是书坊本身自刻以外，均为这一带藏书家旧藏。一些家族中落以后，书籍也随之星散四方。谢章铤《课余续录》载：“近十数年来，先生之家颇中落，余时从故书肆见洙云、心香两先生遗稿。”所指洙云即林正青，心香即林在峨，二人皆藏书家、书法家林佶之子，林家藏书甚富。

　　又如郭白阳《竹间续话》（卷4）载：宫巷口“薛颐记”（店主为薛煊官），皆叶临恭、何道甫、李兰卿诸氏旧藏；杨桥巷口“小琅嬛”，沈芝田所收则半为林轩开（闽县文人，家有“拾穗山房”，藏书亦不少）旧藏。

　　前人零星觅得一二本，如获至宝。然而，正如宋末一藏书家所言“：世间万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这些书籍流通的故实，令人顿生“江山易代”、人世沧桑之感。

　　书肆繁荣有因

　　藏书事业由来已久。明朝建国，明太祖很重视藏书，全国兴起藏书热。当时闽中藏书，较为著名的有曹学佺、谢肇淛、徐火勃、邓原岳等。清代，特别是在雍乾以后，政治、社会稳定，百业复苏，图书事业也更趋繁荣。

　　三坊七巷地灵人杰、名人荟萃，许多家族皆以诗书继世。对于书籍，他们有一种难舍的情结。这片区域的藏书楼有很多，如林佶“朴学斋”、黄任“十砚斋”、叶观国“绿筠书屋”、梁章钜“黄楼”以及许均、刘家镇的藏书室等。如果将范围再往外延伸，坊巷的附近地区还有林则徐“云左山房”“七十二峰楼”、郭柏苍“沁泉山馆”、林鸿年“松风仙馆”、谢道承“春草堂”、谢章铤“赌棋山庄”、林寿图“欧斋”……他们嗜书成性，构屋聚书。作为福州有代表性的名人，他们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所以，南后街书肆的繁荣，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来自坊巷的人文底蕴。

　　《福州晚报》2021年5月9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