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科学地解决物质和意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阐明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世界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运动着的，以及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和对物质的反作用。辩证唯物主义除包含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三大规律外，还包含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分别从不同方面揭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矛盾关系。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创造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从“实事”出发，就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就是承认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是辩证法观点；通过“求”将“实事”与“是”联系起来，说明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这是认识论观点。　 

　　志书编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不断提高志书质量的根本准则。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使志书真实地、准确地、严谨地、全面地、科学地反映国情和地情。志书编纂要坚持实事求是，最主要要把握好几点： 

　　（一）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准确掌握国情、地情　 

　　任何地方的地情变化都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首轮志书一般是通志式，记述时间跨度很长。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对一地地情都会带来深刻影响，因而首轮修志在时代特点分析上呈现多样性。20世纪末以来开展的第二轮修志绝大部分为续修，记述年限在20年左右，正值深入开展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其时代特点十分鲜明，因而显示单一性和集中性特色，与首轮修志有很大不同。　 

　　任何地方的地情均处于永恒变化中。地情变化有两种不同形态，一种是渐变，日积月累，不易为人们觉察；另一种是突变，在较短时期中显示较剧烈的变动，例如遭遇战争，发动革命，发生严重的影响全局的天灾人祸，进行全局性改革运动等。突变一般集中体现在政治制度更换或短期实行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革，影响到亿万群众，这时期地情变化较为明显，较易为人们所觉察。当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在全国进行，对一地地情的变化起很大作用。由于这场变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不变的前提下，由上到下，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展，因此从总体讲，其性质仍属于渐变状态。但改革的深刻性、影响的全局性、涉及群众利益的广泛性、引起广大城市和农村面貌变化的明显性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形成了这场改革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时期的社会渐变不同的特殊性。　 

　　任何地方的地情变化都是全方位、全覆盖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但在各个领域的变化又是不平衡的。这种变化的整体性和不平衡性，在第二轮志书编纂中同样存在。比如有人建议第二轮志书断限较短，地质、地貌、山川河流、自然资源、气候、方言、民族等所谓“静态事物”可以不记，或只在有关章节中简单提及即可，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一地地情是完整的、全面的，有些领域看似“静”而不动，其实也在不断变化，不过变化较慢而已。何况，这些所谓“静态”事物同样是地情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地理环境，往往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地理环境实际上就是投资环境，乃至似乎不变的气象条件也因温室效应、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的变异而变化。所以，把握地情变化，也要准确把握其全面性和不平衡性。　 

　　由于地情是一个综合性、多层次、多方面的体系，志书编纂必须熟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实际，下大工夫对一地地情总貌和主要特征、优势、主要矛盾及其转化过程进行总体性概括，同时对地情发展变化的主要领域由量变到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阶段性特征有一个完整的概括，这是提高志书质量的基础性工作。　 

　　（二）要把握好志书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真实性、准确性特征　 

　　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性文献。志书编纂坚持“实事求是”，资料是关键。志书资料既要顾及全面性和系统性，又要把握好真实性和准确性。　 

　　资料必须做到全面性、系统性。志书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社会、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全面系统的社会大观的综录，内容极其丰富、极其广泛。从横的方面看，门类齐全，内容详备，是“地方资料的总汇”；从纵的方面看，不仅记述事物的现状，也记述历史，包括事物的发端、兴衰、沉浮、演变发展过程。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志书资料都必须做到全面性、系统性。　 

　　资料必须做到真实性、准确性。只有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的资料，才能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价值。资料不真不实，谬误掺杂，不但编不出好的志书，而且要延误子孙后代。对修志过程中搜集到的资料，必须尽心考证、核实。使资料去伪存真、去虚存实。历史资料要核对，近代、当代资料也不能随便转用，也需要核实。有些抽象的、含混不清的资料不应用在志书上。　 

　　（三）要处理好志书编纂中的四个关系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要运用事物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的系统性观点去处理整体和局部关系，每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都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是由相互联系的若干要素组成的统一体；系统同构成系统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要把一部志书记述的各个事业、行业看作是一个系统，按照系统的整体性观点，反映出系统和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把握好各自的功能地位。　 

　　宏观和微观的关系。从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统一的观点来看，微观中有宏观，分析中有综合。只有微观，没有宏观，只有分析，没有综合，既无法反映局部与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无法认识整体的面貌。所以，要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志书中处理好宏观综述与微观分述的关系。比如，现在志书普遍设立“总述（概述）”、“综述”以至“无题小序”等“述体”，其作用就在于在微观分述的基础上，加强宏观或中观的综述，使之统揽所属部分，沟通各门类、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此，“述体”并不是对分述部分的简单相加或“浓缩”，而是一种升华。　 

　　纵向与横向的关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纵向反映客观事物持续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横向反映客观事物相互之间存在的空间联系。过程（时间）与空间是物质运动存在的相互依存的两种形式，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志书编纂中就有“横分合理不缺项，纵述有序不断线”的说法，目的就是为了探索纵向与横向两者客观存在的关系，使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各类事物是复杂多变的，在具体编纂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来处理纵横关系。比如在志书编纂中的“横排竖写”，“横分到适当层次开始纵写”；“纵中有横”，在记述某项事物历史发展过程时以纵为主，同时又注意它与周围事物的必然联系，兼顾横向。　 

　　动态与静态的关系。方志记述事物，不仅要反映事物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结果，还要反映事物内部联系的本质特征，体现其客观轨迹和重要的历史经验。为此，需要把静态记述和动态记述结合起来，不仅记述其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还要记述对立的双方发展变化及其向对方转化的过程，以便通过综合分析反映事物的规律性及其历史经验。这一点，在第二轮志书编纂中尤其值得注意。第二轮志书记述的主体是改革开放后的事物，这时社会处于转型期，一些事物处于矛盾运动的某个阶段的完结，还有相当多的事物仍处于矛盾运动变化过程之中，因此更需要把静态记述与动态记述结合起来，才能把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经验教训真实地反映出来。　 

　　二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把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统一起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当代志书编纂，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 

　　（一）坚持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困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2]志书以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作为记述对象，就应把不同历史时期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为记述重点，同时又不能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反作用及其进行的变革。　 

　　要正确把握生产力标准，首先要看到不论社会发展到哪一个时期，每一种社会制度都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根本标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谓社会进步，归根到底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用生产力标准作为检验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尺度，衡量党在各个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重大决策，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应加以肯定，扬其所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加以否定，述其教训。志书体现生产力标准，应当渗透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记述中。应当全盘考虑各个部类怎样体现生产力标准，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一个部类。其次，在把握生产力标准时，还要注意不能简单化、庸俗化。不能用生产力标准简单衡量一时一事的得失。对于某项社会政策，某种改革措施，究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只看到某种局部的、直接的、眼前的生产力水平，而要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考察，看它是否经得起整体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检验。再次，不能用生产力标准代替各项具体工作的具体标准。生产力作为根本标准，对其他具体标准起制约作用，但不能代替这些标准。如果只是用生产力标准直接衡量各行各业的成绩，只看产值、产量、利润是十分有害的。　 

　　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它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科学技术诸要素。所以，在志书中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注意四个方面： 

　　一是要注意记述各业劳动者的素质及其变化。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能动的要素，因为只有劳动者才能创造和改进生产工具，掌握和使用生产资料。当代志书不仅要记载劳动者的数量，还应记载劳动者的素质，包括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操作的熟练程度等。除此之外，还必须反映不同时期劳动者素质的变化及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二是要注意记述各行业使用的生产工具及其变革。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也是时代前进的物质标志，是衡量人类控制自然程度的标志。比如首轮志书中，多数志书对农业生产的记述都比较重视，对不同时期包括古代、近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过程，如何从原始的传统农具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过渡及逐步应用现代化农业机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对生产工具变革对农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较详尽的数据反映。相比之下，工业生产中的生产工具却记载较少。较多记述各工业行业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类别，也记述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原值、工业产值、产品产量、利润及上缴税收等，但很少记述工厂的各类机器设备的拥有量、功率、自动化程度、生产能力及其与促进生产的关系。　 

　　三是要注意记述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推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邓小平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4]首轮志书中，对科学技术的记载都比较重视。一般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着重记载科技机构、科技队伍、科技成果、科技普及和科技管理等方面；在经济门类中主要记述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和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及其推广。但对先进科学技术从引进到消化到自主研发，以及知识产权的获得等方面的记述还显得不够深入和系统，应当加强。　 

　　四是注意记述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三方面内容。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首轮志书多数对生产关系变革的记述比较重视，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记述较为详细，反映了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随之发生的互助合作运动，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出现了新型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说明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强调：“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还指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5]第二轮志书，要重视记述在改革开放前提下生产关系调整变革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尤其要突出反映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内容；要重视反映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要记述国家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及其执行情况，以及政府转变职能、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等。　 

　　（二）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观点　 

　　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的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是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代志书编纂仍须坚持以记述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对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予以重视。 

　　从已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新方志来看，比较重视对经济建设的记述，对政治上层建筑的记述显得比较薄弱，分量不足，门类不齐全。目前，志书政治部类一般设置了党派、群团、政权、军事、治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等分志，但占全志的比例相对较少。如党派志有的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并列，体现不出领导核心的作用。即使有的志书把中国共产党单列成分志，也较具体地记述了解放前地下党活动、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活动等，但内容比较简单。又如政权分志中权力机构章，一般只记述人民代表会议和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出席代表人数、会议主要议题和选举结果，较少反映这些会议对该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尤其较少记述政府工作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作用；政府章一般记述机构变迁、领导班子名单、职能部门的职责和干部队伍，对历届政府根据本地地情特点作出的重大决策及其贯彻情况却记之甚简。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被提高到“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的关键”的地位。第二轮志书要充分记述政治这一上层建筑的变化过程，才能体现出政治、经济的辩证统一。　 

　　除记述好政治上层建筑之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记述也切不可忽视。比如对宗教、风俗及社会伦理道德行为的记述一直是旧志、新志都比较重视的，作为传统篇目始终保留在经济、政治、文化部类后作为社会部类内容进行专门记述。宗教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历史现象，还是一种群体现象和信仰实践，有其自身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目前新方志对宗教的记述深刻性还略显不足，有单纯就宗教谈宗教的倾向，对于宗教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社会生活、社会经济活动、文化风俗、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记述不够充分。此外，在全方位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情况下，社会意识形态的记述不能仅记述主流思潮，而应从多元化、多样化角度对非主流思潮和风俗习惯（包括从西方传入的思潮和习俗）也作适当记述。　 

　　总之，当代志书编纂，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记述好经济基础的各个领域，同时务必重视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记述，将它们对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反作用加以充分记述。　 

　　（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又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决定社会变革的力量。恩格斯指出：“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6]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都是人民群众的主体。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人民群众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总是也只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在已有现实关系的基础上，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些条件包含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精神条件等。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包含了对普通个人、普通劳动者作用的肯定。个人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社会和集体的途径，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那些代表进步阶级利益、能够反映时代要求，在历史上起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是杰出人物，他们能够比其他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他们的思想能够及时地集中反映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当时人们的某些进步愿望和要求，因此对历史的发展起重大作用。历史人物还包括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反面人物。　 

　　在志书编纂中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1．注意入志人物的广泛性和生动性　 

　　一是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改天换地的创造力量，详细记述普通劳动者在各条战线上艰苦劳动，创造物质财富的业绩和改革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方面的创造性成果，还要重视作为劳动者的组成部分的科技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和广泛应用到生产实践上的业绩。二是要深入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群众反映出来的新风貌。新方志中除了设专篇记述各级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和各级各类先进集体外，还应重视对文明新风的记述，记述在岗位服务、团结协作、邻里家庭献爱心、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突出模范人物。　 

　　2．注意入志人物的多样性和层次性　 

　　入志人物以普通群众为主体，而对杰出人物也同时记存。比如《奉贤县续志（1985～2001）》（稿）人物卷共收录人物千余人。对已故人物26人作传略记述，在世人物作简表或录表介绍。入志在世人物中，有地方正厅（局）级干部24人，军队正师级以上干部6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界高级知识分子79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48人；1956年以来中共全国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劳动模范11人；奉贤地区知名人士15人。另有地方副厅（局）级、军队副师级干部54人，正高级职称专家学者123人，县级机关和各镇党政主要负责干部37人，省部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230人，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352人，依次作列表介绍。全方位展示人物的多样性是新方志的一个特点。既记好领导人物，又记一般人物；既写好作出突出贡献的模范人物，又写好默默无闻却无私奉献、事迹感人的“小人物”。在《奉贤县续志（1985～2001）》中有孝子乡长、建设功臣；有农民诗人、折纸艺人；有人人称赞的个体劳动者，家家知晓的接生员；有养殖能手，也有营销大户；有为地方经济发展有功的大型民营企业老总，也有诚信服务、守法经营的小企业主；有名医名师，也有能工巧匠；有优质服务、方便群众的营业员，也有为顾客帮困解难的服务员；有几十年孝敬公婆的好媳妇，也有照料重残妻子的好丈夫；有见义勇为、抢险救人的过路人，也有长期照顾邻居孤老、扶残助残的好心人；有人残志坚、苦学成材的残疾人，也有老有所为、甘愿为社区作奉献的离退休干部等。　 

　　3．注意入志人物记述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记述人物既要继承地方志优良的传统方式，又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各地新方志都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只对逝世人物立传。大量新方志对在世人物运用多种形式予以记述，如列“人物简介”、列表简介、列“名录”等。此外，还采用以事件系人，以项目、任务带人，以企业、单位、机构联人。这些形式散见全志各个篇章之中，涉及人数往往超过《人物篇》的人数，不但内容事迹丰富多彩，而且使各个记事章节显示广大群众、干部的活动，避免了见物不见人的弊端。 

　　4．注意记述入志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志书既要记述好对历史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正面人物，也要记好反面人物。对那些阻碍历史前进、起倒退作用的人也要入志。如上海市《黄浦区志》的“人物篇”中共有立传者109人，名人事略135人，在这244人中，收录了反面人物4人。如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年），英国人，为英国首任驻沪领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与上海道宫慕久订立《上海土地章程》，勒索到近代中国第一块居留地，为英国获得在上海的特权。黄金荣（1868—1953年），上海青帮头目。贩运鸦片、设烟馆、摆赌台、走私军火，并积极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王康年（1924—1953年），经营西药投机买卖，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贻害志愿军，还大量偷漏国家税收，被法庭判死刑。赛金花（1872—1936年），清末名妓，因两次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奉贤县续志（1985～2001）》入志反面人物3人。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曾当选国民党制宪“国大”代表的国民党员何尚时等。收入少量反面人物入志，可以让后世人引以为戒。 

　　注释： 

　　[1]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1页。 

　　[4]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5]《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6～46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5页。 

　　[7]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