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助烈士像。

王助烈士墓。

　　27年的人生能做什么？王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

　　从照片上看，这是位梳着偏分头、戴着一副眼镜，体质较弱的青年。然而，他曾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要小看我是个身体消瘦、眼睛近视的文弱书生，有朝一日揭竿造反，我坐不改姓，立不更名。”

　　如其所言，从马尾海军艺术学校到燕京大学，他不断求索于真理和救国的道路。从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到中共福建省委委员，他不曾间断地用行动助民族意识之觉醒，用力挺起革命的脊梁。

　　辗转多所学校，革命斗志始终不变

　　王助生于1914年的闽侯县亭江乡（今马尾区亭江镇），从小目睹外国水兵对中国同胞趾高气扬的欺凌，让他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因不满马尾海军艺术学校的高压控制，参加罢考被勒令退学。

　　16岁时，他转入英华中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发觉这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救国救民道路，立即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次年，他被委以重任，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同年冬，王助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王助，如一颗火种，决心要将黑暗照亮。他组织读书会、组建党小组，在学生集会上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残害青年的罪行，宣讲党的救国理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然而，基督教青年会却不合时宜地放映起反战影片《西线无战事》，别有意图。王助和几位进步同学提前印好揭露国民党恐日、反共罪行的传单埋伏在楼座四角，待灯光熄灭，电影开映，无数传单瞬间向观众纷飞而来，观众夺来传单阅读。趁此混乱之际，王助等人悄然离开。

　　王助貌似文弱书生，实则浑身是胆。他会将传单突然塞给坐在黄包车上的国民党警官，大白天在街头散传单、作演讲、与反动军警周旋也是常事。考入燕京大学的王助更是积极从事学运、工运，深入到黄包车工人中，甚至还到西苑兵营开展兵运工作，鼓动东北籍爱国官兵“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

　　王助逐渐引起当局的注意，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组织决定让他返回福州继续领导学生运动。1933年他转入厦大经济系，厦大的学运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很快打开了局面。

　　勇于担当，迎击敌人的枪林弹雨

　　1933年，王助离开厦大，到江西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此后他不再以学生的身份参加革命，开始了戎马生涯。

　　担任红军闽北独立师政委兼闽东北军分区政治委员的王助，随部队进行了长达3年的游击战争。有一次在屏南县岭下乡上楼村，他率领两个红军连与国民党的一个团交战两个昼夜，歼敌数百人。最后红军弹药用尽，但是敌人的子弹仍接连不断地扫来，在这紧要关头，王助不顾头部负伤，镇定地指挥部队撤出阵地，安全转移到预定地点。就这样，王助带领部队不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发展和巩固新的游击区，粉碎敌人的计划。

　　1938年2月，王助回到福州担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其间，他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恢复、创办《战友》和《救世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推动全民族抗战；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同时，还广泛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为抗日前线输送一批干部。当时，国民党制造了“泉州事件”，包围缴械了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企图将之吞并。王助得悉，立即与范式人找国民党当局交涉，据理力争，使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不得不同意把扣押的人员和武器在3日内交还。闽中红军游击队的队伍得以保存，并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9年王助被选为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兼任省委武夷干校副校长。1941年福州沦陷时，王助奉命带队在建瓯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建阳东坑头带领游击队伍奋力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这一年，他27岁。

　　王助的生命短暂而热烈，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切。马尾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韩青介绍，为纪念王助，王氏家族的海内外族人筹集资金在王氏祠堂内修建了王助纪念馆，史志部门也一直在征集、整理和研究王助的历史资料，还原他的革命足迹，让革命先烈的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福州日报记者 林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