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琳厝里的《抗日救亡》周刊旧址。本报记者 林奕婷摄

　　“相见恨晚，分别恨早，此去不知何时重逢？”“感谢你，我会再来。”

　　1939年8月的一个夜晚，闽清溪口宏琳厝内，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送别。为避国民党当局耳目，宏琳厝第六代后裔黄开修在此送地下党员项南离开闽清。两人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以宏琳厝为根据地在闽清掀起抗日救亡的风暴。

　　借助一台收音机

　　办起《抗日救亡》周刊

　　“1937年，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黄开修、黄开云兄弟二人自刻蜡板，用油印机印刷稿件，办起了影响闽清民众的《抗日救亡》周刊……”走进宏琳厝二进的横厝，讲解员卢书棋指着一间挂有“《抗日救亡》周刊编辑处旧址”门牌的屋子介绍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得知此消息，在“八·一三”事变后从江苏淮阴文化馆回到闽清六都的黄开修，立即在家中七拼八凑，组装了一台土收音机，用32个1号干电池串联在一起作为电源。第二天，《抗日救亡》创刊号便正式发行。每当夜深人静，黄开修便与弟弟黄开云一边详细记录电台的抗战新闻，一边刻板印刷，利用《抗日救亡》让群众及时了解抗战动态，激发家乡父老的爱国报国之心。

　　1937年9月底的一天夜里，黄开修组织群众在新壶小学操场收听广播，当延安电台播出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时，全场沸腾，远近村落接连响起鞭炮声。黄开修在第二天的《抗日救亡》上刊出这一特大喜讯。

　　随着抗日题材的稿件越来越多，《抗日救亡》从一开始的旬刊改为周刊，从起初每期只印几十份，到后来印至百份以上，派发寄送的范围也从一开始的闽清各中小学校，扩大到福州、厦门、武汉、长沙和延安解放日报社等地，并与各地抗日刊物交换并请求指导，影响力越来越大。

　　“有时因纸张和印刷材料供应不上，延误了刊出，就会有群众写信或直接前来询问。”卢书棋介绍，不少进步青年受这份刊物的鼓舞，参加了八路军，奔赴抗日的最前线，黄开云就是其中的一员。

　　创建一支队伍

　　把抗战理念送至千家万户

　　《抗日救亡》周刊编辑处旧址旁，一间大门敞开的“会议室”里，三名年轻人的塑像正围坐在木桌前激烈地讨论。“在这里，项南常常和战时民教流动工作队（简称‘战工队’）的成员们一同讨论话剧剧本和演唱剧目，研究部署巡演工作。”卢书棋介绍。

　　1939年初，中共闽江工委指派地下党员项南、舒诚等到闽清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恰逢黄开修准备筹建战工队，项南的到来犹如及时雨，他把项南等地下党员安排在宏琳厝内居住，一同组建了闽清县“战工队”，项南任队长，黄开修任指导员。

　　当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宏琳厝第二进大厅灯火通明。厅堂做舞台，天井等处的观众满满当当。“战工队”先后表演了《大刀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菱姑》等节目，最后由项南上台做抗日演讲。观众受到感染，高喊抗日口号，群情激昂，许多人当即摘下手上的金戒指、玉手镯交给“战工队”，请他们转赠给当地的抗日军属和贫苦农民。

　　不只是这一个夜晚，当年1月至8月，项南带领“战工队”队员穿着草鞋跋山涉水，夜宿学校、祠堂，打地铺、睡门板，先后在闽清30多个乡村宣传演出，每一场都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

　　群众对“战工队”的欢迎和拥护引起了国民党闽清当局的恐慌，他们秘密下令抓捕项南。8月的一天，党组织事先得到消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连夜派船把项南由宏琳厝送离闽清。离开后的项南仍通过书信同“战工队”保持联系，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项南离开后，黄开修担任队长。在他的带领下，“战工队”依然把抗日宣传送达闽清各处，一直持续到1940年夏天。

　　“宏琳厝是福州一处重要的抗战遗址，当年项南在宏琳厝组建‘闽清县政府战时民教流动工作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带动掀起了闽清全县抗日救亡热潮，在闽清影响深远。宏琳厝这座有2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见证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烽火岁月，具有重要的党史研究学习价值。”闽清县委党史与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黎义晖说。

　　（记者 林奕婷 林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