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自振

福州话是闽东方言的代表，从六朝历经唐宋，逐渐扩展至今。福州方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地方色彩浓郁，是珍贵的非物质遗产之一，在福州方言的基础上才有了闽剧等地方文化精髓，才有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民间文化。以福州方言为载体的闽剧，是闽江的音符，表现了福州人的思想、生活与性格，也表现了特有的榕城民情风俗与城市精神。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晋江人梁克家出知福州。他在福州为官期间著有《三山志》，计四十二卷，其中第十卷详细描绘了千年前福州城的民俗风尚。例如“綵山”“观灯”所记载的元宵节万民同乐的繁华热闹： “綵山”：州向谯门设立，巍峨突兀，中架棚台，集俳优娼妓，大合乐其上。渡江后，停寝。绍兴九年，张丞相浚为帅，复作，自是不废。 “观灯”：旧例：太守以三日会监司，命僚属招郡寄居者，置酒临赏。既夕，太守以灯炬千百，群伎杂戏，迎往一大刹中，以览胜。州人士女，却立跂望，排众争睹以为乐。本州司理王子献诗：“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管弦喧夜千秋岁，罗绮填街百和香。欲识使君行乐意，姑循前哲事祈禳。”又司理方孝能诗：“街头如画火山红，酒面生鳞锦障风。佳客醉醒春色里，新妆歌舞月明中。”① 谢书中写道，辛苦了一年的百姓们，要借盛大的歌舞杂戏好好地乐一番，于是高高的棚台架起来了，入夜“群伎杂戏”“新妆歌舞”，使州人士女却立观望，排众争睹以为乐。我们之所以要回首“去听”“去看”千年前的歌舞杂戏，是因为这些从唐、宋就开始兴盛的福州民间歌舞是闽剧形成、生长的沃土。福州元宵灯节的习俗也一直沿至如今。

 明代典籍中也记载了福州新春之妆扮故事的戏曲演出： 迎春日，多陈百戏，盛亭台之饰。坐婴儿高槊上，儿皆惯习；饮啖自若，了无怖惧。千夫万骑，绕堂皇而出；唱呼跳舞，劳以历书。恶少辈多舞狻猊，求索尤甚，即藩臬长无奈之何。填街塞巷，自兹春事日盛②。 闽剧所演剧目讲述的大多是闽江畔柴米人家的喜怒哀乐，如《讨眠鞋》《红裙记》《苏百万讨亲》《和尚讨亲》等，说的都是福州本地发生的事。

在众多剧目中，一出极富地方特色，充满浓浓闽味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自其搬演之日起就颇受福州老百姓喜爱，成为闽剧中的保留剧目。

《贻顺哥烛蒂》所讽刺的对象贻顺哥，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层平民百姓，也不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贻顺哥是福州五口通商时代，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并存的社会条件中孕育出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的代表。同时，此剧在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还力图在“五口通商”后福州开埠的背景下，寻求市民文化以及福州人独特的人际秩序和生活方式。 五口通商之后，台江成为闽江流域货物、商品集散地，商贾云集，商业日趋繁荣，有福州市区的“黄金宝地”“聚宝盆”之盛名。台江义洲地区有一段河下街，西接白马河上的河下桥，东连延平路，作为台江汛商业古街，驰名一时。河下街有一段石狮兜，商店鼎立，生意红火。马贻顺的丝线店就开设在石狮兜的河下口。复杂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造就了一批以马贻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并逐渐形成了这一阶层独特的精神性格和伦理道德观念。

在《贻顺哥烛蒂》这出颇受市民阶层欢迎的剧目中，剧中人物所说的福州方言是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剧作中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仅构成了众多的喜剧效果。

如果说，《贻顺歌烛蒂》是福州方言剧的喜剧代表作，那么，《荔枝换绛桃》就是闽剧中憾人心肺的大悲剧了。 《荔枝换绛桃》故事发生在端午时节，中国传统的端午节都有划龙舟的习俗，为的是凭吊屈原，而“福州的龙舟竞渡则来源于‘钓白龙’，与凭吊屈原有别。所谓‘钓白龙’，传说西汉时期闽越王余善率众反汉，事前在福州城南临江筑台钓白龙，争取百姓支持。当时余善让人用木头雕成白龙，浮在南台江上，让沿江各部落的健儿驾船夺取，谁夺得谁就胜利。后发展为一年一度的龙舟竞赛，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参赛龙舟中不少以白龙头、白蛇、青蛙等作为舟首标志”③。 第一场《邂逅》中，艾敬郎与冷霜婵就是在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初遇的。冷霜婵对艾敬郎颇有好感，却因为女儿家的矜持不敢向邻居归大娘打听有关艾敬郎的消息。归大娘看在眼里，嘴上却不明说，先是谈“知否西湖渊源”，再谈“今日西湖热闹非常”，最后又说到“离荷亭半里路，那边是西涧这里去西门。”归大娘天南地北地说，却惟独不提艾敬郎。此刻的冷霜婵焦急万分，频频暗示，要谈“现在之事使我了然”，“不听你讲天气”，“别件事不必讲，只要讲此刻——”步步逼近地暗示归大娘，却也惟独不提艾敬郎。在这样两相僵持之下，一句归大娘的旁唱揭示了原来归大娘有意“装傻”。“分明霜婵话难出口，我看样式猜她腹肠。她既然不说我也诈眠梦，看看是谁先看言。”很显然，归大娘对于冷霜婵对艾敬郎的爱意是明白于心的，但却一再“装傻”，这就“苦”了冷霜婵，使她陷入了欲言而又不敢言的境地。而读者也完全知道归大娘在装傻，因此充满了淡淡的喜剧味道。 在《荔枝换绛桃》的第五场《巧遇》中就体现了这种“喜”的运用。七夕时节，相传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日。“闽俗多在庭院中设香案，青年妇女拜织女星，乞讨灵巧的双手，祈望能织出美丽的锦绸来。乞巧时，以‘七’作为‘巧’的象征，陈列瓜果七盘，茶盅七个，银针七根，绣花丝线七条。在月光下比赛‘引七线，穿七针’，谁穿得准，穿的快，谁就得到‘巧’，这是福州特有的习俗。”④《巧遇》一场以七夕佳节的喜庆气氛作为大背景，表现出了这种“喜”的运用。七夕时节，冷霜婵与艾敬郎隔河巧遇。两人诉说真情，以解相思之苦。虽有一河之隔，但已私定终身，百般恩爱，让人如沐春风。这种喜悦感受的情节，确实一时会令人忘记了这是悲剧，但却丝毫无损整部悲剧所带给人的强烈的震撼力。关键在于这种由喜转悲的突然。七夕相遇的美好还未完全消退，冷霜婵就被闽王强行征选入宫，随后二人双双投入烈火之中，为爱殉情。 第二场《投荔》情节发生在福州三坊七巷的桂枝里，这就为误会与巧合的发生创造了一个合适的地点： 桂枝里河沿与吉庇巷平行，河北岸的吉庇巷人家将后门埕的建筑对准了小河，为了充分利用河道的便利，欣赏小河的风光。大多数人家都沿河驳岸撑起了木柱，搭盖起的小楼延伸到了河水的上方，成了沿岸而居的吊脚楼。吊脚楼往往是书生读书作画的地方。河南岸的桂枝里在河沿留出了一条植有古树的小街。街的南边也朝北搭盖着不少木构小楼，楼上大多住着未出阁的小姐⑤。

这种特殊的建筑结构使得艾敬郎与冷霜婵能够隔河相望，又不暴露于人前，让误会与巧合的发生成为一种可能。《投荔》一场中，艾敬郎欲将荔枝收入画幅之中，却被冷霜婵误认为“莫不是口干思饮”，见艾敬郎下楼之际，冷霜婵欲“采摘荔枝与他止渴”，“表我一片情义”。可见霜婵有情，但如果没有这次误会，也不会造就一段姻缘。紧接着，艾敬郎得知冷霜婵投于他荔枝感动不已。恰时，艾敬郎母亲舒氏拿绛桃上，见画中荔枝，追问：“这是什么？荔枝？”艾敬郎以为心事被发现颇为惊慌，手忙脚乱地急把画遮盖住，造就了第二个误会。艾敬郎借用唐人李商隐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题在绛桃上，投向冷霜婵以表心意。而冷霜婵由于矜持假装刺绣。见无动静时，正要上前拾起绛桃，不料冷霜婵母亲容氏走上阁楼。霜婵急中生智，将裙子罩在绛桃上，并催促容氏快点下楼。形成了第三次巧合。冷霜婵又投以艾敬郎荔枝，并用绣笔题上“心有灵犀一点通”。艾敬郎拾荔，颇喜。心不在焉地说道：“荔枝，荔枝，这荔枝心有灵犀一点通呀。”舒氏以为艾敬郎中暑而看着荔枝说胡话，却不知此荔枝非彼荔枝。这又造成了第四个误会。《投荔》全场都是在误会和巧合中度过的。容氏和舒氏频频出现使得两人原本埋藏在心里的情感慢慢地明朗化起来。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道：“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⑥王国维的这句话也恰恰体现了中国戏剧所具有的一个共性。《荔枝换绛桃》也是这种共性下的一部作品。“闽剧传统剧目中多以小人物且多具有轻喜剧色彩，即使剧情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悲哀、悲痛甚至悲惨的成分，但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团圆的、欢喜的，……这种知命乐天，苦中寻乐，坚强又达观地看待生活，看待命运，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心理往往是民众对黑暗无奈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自然心理调节。”⑦自然，《荔枝换绛桃》毕竟是一部悲剧，尽管在它的前半场描写艾敬郎、冷霜婵两人的爱情，在涉及民情风俗时，不乏喜剧的场景，但它的结局却是“化蝶双飞”。请看《荔枝换绛桃》全剧的结尾（第七场《火殉》）：起火——武士应声。殿下火势熊熊而起。艾敬郎、冷霜婵怔怔地对望。伴唱：夫妻火里化鸳鸯。艾敬郎、冷霜婵投入柴塔，烈焰飞空。火里飞出一对鸳鸯，腾空飞起。王延翰及武士均为怔倒。幕落。 此诗冷霜婵与艾敬郎以鸳鸯腾飞的“尾巴”结局，虽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却能在民众之中留下一个观念，即表现爱情超越生死，即使两人的肉体不复存在，却能以一种意象来完成一种重逢，是对这种美好追求的一种肯定方式。另外王延翰在看见此情此景之后十分震惊，到最后甚至一病不起。当冷霜婵与艾敬郎生前苦苦哀求，希望获得幸福却无法实现，最终以双双殉情作为结局时，剧作家就以老天为名义达到一种“人压倒对象”的愿望，从而暗示一种因果报应的文化理念。

入清以后，闽剧戏班之所以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根本原因还在于各地演戏酬神的需要。因为演戏酬神，请外地戏班演出，既不方便，开支又大，语言有时也不相通，所以各地就自己组织戏班，如闽清“乡人演戏赛神，每月均有一二次，极见热闹，向皆省城及古田、永泰外来之戏班。自清季以来，有所谓‘儒家’者，系邑人所组集之娱乐”⑧。 为了适应不同宗教祭祀活动的需要和争取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闽剧的剧目被大量地创作出来，剧本数以千计。在这些剧本中，许多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诸如《目连救母》《陈靖姑》等。

 注释：

①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土俗类二”“上元”（清抱山堂抄本，十二册）。

②明·王世懋：《闽部疏》，（《丛书集成初稿》第三一六一种）。

③④林壁符：《闽都文化源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

⑤唐希：《福州文化散论》，海风出版社，2004年。

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⑦王宇：《闽剧反映的福州社会的思想观念》，王评章等主编《福建省艺术科研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⑧民国：《闽清县志》卷五《礼俗志》。

 参考文献：

[1]吴迪主编:《闽剧艺术散论》，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1年。

[2]王晓珊著:《榕腔小谱——笙歌绮丽福州戏》，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3]邹自振主编:《闽剧史话》，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4]张英慧、潘唅威编著:《闽剧文学鉴赏》，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