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宗耀

王台谈判场所旧址。

　　1933年5月24日，蒋光鼐、蔡廷锴与刚刚从欧洲回国的老长官陈铭枢在福州于山“补山精舍”密商，决意要联合广东、广西及海内外各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发动抗日反蒋运动。

　　随后，陈铭枢到香港，在已经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原上司李济深的协助下联系两广，未获成果。他们以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先后请与中国共产党有所关系的朱蕴山、彭泽湘、梅龚彬、刘伯垂等人赴沪与中共上海中央局联系；蔡廷锴也拜托在上海的何香凝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机构联系，均不得要领。

　　一

　　东方军征战福建，十九路军一败再败。据蔡廷锴回忆：“当时陈铭枢回国初来福州，我质问他：‘你口口声声说已和共产党拉拢有几个月了，如今红军全力东向，想歼灭我军，这是合作吗？’他说：‘没有合作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动呀！’”他们考虑到，前方战局日趋恶化，“联共”工作不能拖延，既然在上海一直无法从中共方面或共产国际方面获取确实的讯息，而今红军已打到“家门口”，又何必舍近求远，不如请一位适当的人员秘密到前线向红军求和，以保存十九路军这一支弥足珍贵的抗日反蒋队伍。陈铭枢在香港偶遇陈公培，觉得是个适当的人选，就请他帮忙。

　　陈公培，化名吴明，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赴法国勤工俭学和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投身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和两次东征、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等都与周恩来共事过。因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后在上海与中共特科的李一氓等人有所来往，潘汉年称其为“我方情报人员”。

　　陈公培曾任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认识陈铭枢，但与蒋光鼐、蔡廷锴没有什么接触，自述之所以答应帮忙有3点原因：

　　“一、党有联合抗日声明。”1933年1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发表《宣言》，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的三个条件之下，“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是十九路军能与红军和谈的重要基础。

　　“二、十九路军有和中央苏区联系要求。”陈铭枢向陈公培表明态度，“不动摇地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接受“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不对红军采取任何大的进攻行动”，“维护公民的生存、信仰自由、言论、集会、游行、结社、出版等权利，释放政治犯”，“立即颁布组织义勇军的规定”。这是十九路军能与红军和谈的必要条件。

　　“三、我自己个人想到中央苏区取得联系。”陈公培携带陈铭枢的介绍函到福州后，蒋光鼐、蔡廷锴于9月16日在一块绸布上写了一封“致朱玉阶、毛润之（即朱德、毛泽东）两先生”的密信：“贵党及红军同胞，夙以反帝倒蒋为职志，此即证明贵党与敝军在政治上有共同目标、在军事上有提携之必要。特此委托陈公培同志与贵党为军事合作的磋商，敝军同志甚希望贵党及红军同胞予以最诚意的接谈。”陈公培打扮成农民模样，此密信藏在衣领中。

　　二

　　9月18日上午，十九路军在芹山又吃了大败仗，与红军和谈迫在眉睫，蔡廷锴偕陈公培乘快艇于当晚抵达古田县水口。第二天，陈公培和随员携带蔡廷锴在活页本上开的一张“令沿途军民团队放行”的便条出发，经葫芦山、吉溪、夏道，于9月22日在西芹遇到红军的前线部队。

　　彭德怀、滕代远很快得到前线部队的报告，对于正在与红军作战的十九路军派人来求和，感到很突然。他们立即致电项英、朱德、周恩来并抄报蒋光鼐、蔡廷锴密信的内容，请示对待办法。

　　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战云密布，而闽赣省境内原有的红军部队绝大部分都调入福建作战，防守力量相当薄弱。周恩来接到彭德怀、滕代远的来电，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东方军与十九路军能够马上停战，即可结束在福建的征程，迅速返回北线反“围剿”。由此，他于9月22日傍晚6时致电项英，力主与十九路军方面接触谈判。接着，又电告项英、彭德怀、滕代远：“蒋蔡代表陈公培即吴明，此人为共产党脱党者，常在各派中奔走倒蒋（介石）运动，并供给我们相当消息，吾常笑之为军阀的清客。如军委同意本日十八时电办法，可由国平（即东方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往西芹与吴明面谈，更可探知更多内容。”

　　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连夜开会研究，考虑到当时的军事局势，同意东方军领导人与陈公培接触谈判。

　　9月23日凌晨1时，中央局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提出我方《与蒋蔡谈判的先决条件》：“1.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2.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关押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和反帝组织之自由”，“3.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还特别交代，“谈判时，请依据上述条件及中央政府屡次宣言”，“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同时又提醒，十九路军派人前来求和，“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项英于23日上午8时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强调“关于谈判对策问题，昨已与中央局商定，以中央局指示电为基础进行”。

　　三

　　9月23日上午，陈公培从西芹来到东方军司令部所在地王台，彭德怀、滕代远与他在司令部隔壁“八角楼”二楼进行谈判。陈公培料不到是与久仰大名的彭德怀谈判，更难料在战场上已占据优势的红军是否接受求和。

　　陈公培首先表白：“与红军进行妥协，此完全是……陈铭枢所主持，蒋蔡同意”，“李济深同病相怜赞同反蒋”。接着，转述蒋光鼐、蔡廷锴态度：十九路军和福建方面承诺“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在押的）共产党（政治犯），取消经济封锁；（请）红军退出洋口，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

　　彭德怀回忆，我方根据中央局的电示向陈公培提出和谈条件，并指出：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是对的；来闽‘剿共’是错误的，也是蒋介石的阴谋——即‘剿共’和消灭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都有利”。彭德怀还回忆，热情款待陈公培和随员，“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缴来的……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由于“王台谈判”是以“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为政治基础、以“抗日反蒋”为共同目标，很快就获得成功，双方同意彼此间立即停止军事对抗。接着，红军方面拟了回信，用陈公培由福州带去的密电码译文，借东方军司令部的电台发给蒋光鼐、蔡廷锴。不料，连续几天“叫号老不通”。于是，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同我们中央进行谈判”。

　　10月9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密议，决定以“王台谈判”成功为契机，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在陈公培的陪同下，前往中央苏区与中共方面进行正式谈判。在毛泽东等人的支持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徐名鸿于10月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双方形成初步的合作关系和上层统一战线，为爆发“福建事变”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王台谈判”是中国工农红军与曾经兵戎相见的国民党军队，以“共同抗日三条件”为前提举行的第一次谈判，并获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几年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一个开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中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当年，“王台谈判”成功后，东方军奉命离闽，除了红军与十九路军已握手言和外，另有重要原因。

　　《福州晚报》2021年7月27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