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年鉴概论

　　年鉴的重要源头是古老的历书。现代性质的年鉴率先在欧洲发展起来，并逐步向外传播，19世纪中期伴随西方经济、文化的入侵传入中国。20世纪上半叶，年鉴在中国这片文化沃土上，汲取中华文化的丰厚滋养，生根、发芽、逐步成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鉴事业快速发展，焕发出蓬勃生机，呈现岀繁荣兴旺的局面。伴随着年鉴编纂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年鉴界、方志界、出版界对年鉴基础理论、编纂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第一节　中国年鉴的产生和发展

　　一、中国古代文献编纂传统与年鉴传入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献编纂传统。战国至东汉时期出现的《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四民月令》等农事类历书，记述每年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政府执行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辞书《尔雅》、三国时期的类书《皇览》，已具有百科全书某些特征。[1]当今时代与地方综合年鉴联系密切的地方志书，到宋代也基本定型。“年鉴”一词作为文献名称，最早出现在我国宋代。北宋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中著录“年鉴一卷”。《宋史·艺文志》在五行类典籍中著录“年鉴一卷”。此书现在已无从查寻，应为五行时令类典籍。[2]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西方年鉴这种书籍形式，但历史文献编纂传统的深厚积淀，为西方年鉴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沃土，历书、辞书、类书、方志等文献类型与后来的年鉴编纂在某种意义上有着渊源和传承关系，许多文献的编纂体式也与西方年鉴具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处，并对此后年鉴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产生影响。 

　　我国现代形式的年鉴是伴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西学东渐而从外国传入的。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年鉴事业的草创时期。我国早期年鉴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特点：最先是由外国人用外文出版有关中国的年鉴，创办类似年鉴的年刊，同时出现了我国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国外年鉴而摘编的世界年鉴，最后才由我国出版机构和个人编辑各类年鉴。 

　　根据现有文献，中国境内最早的年鉴是1852年北华捷报社创刊编纂的英文版《上海年鉴》。这部年鉴内容安排和编纂体例与当时西方年鉴基本相同。 

　　1859年，上海江海关和广州粤海关编纂岀版《进出口贸易统计年册》。1863年，英国人赫德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后，逐渐建立起一套较健全的贸易统计和报告制度。在海关总税务司七大系列出版物中，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是最重要的统计系列的主体部分，年刊由多个系列构成，其各自刊行的时间为：口岸贸易统计年册（1859—1881），条约口岸贸易年度报告（1864—1881），年度贸易册和贸易报告（1882—1919），“中华民国”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1920—1948）。其中，条约口岸贸易年度报告为各海关贸易的年度报告。1865年开始出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但各期书名有所不同。1864年的年度报告名称为《上海、广州、汕头、厦门、宁波、汉口、九江、芝罘、牛庄港贸易报告，1864年》，1865年改为《中国按条约对外国开放港口贸易报告，1865年》，1867年又改为《中国条约口岸贸易报告，1867年》。该报告由文字和表格组成，一般完成于次年一月底。1864年的贸易年报，每个海关仅数页，全书共三十余页。1865年，普通海关如福州增加到十页左右，上海等重要海关约二三十页。内容大致包括总论、轮船、进口、出口等部类。1874年，首次在年报的最后附上“海关题名录”，包括总署和各地税务司负责人名单，以及各类工作人员的数量。1876年，首次将年报的内容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全国贸易报告，其二是各海关的贸易报告。附件中的“海关题名录”所列海关关员名单，不仅包括总署和各地税务司署的官员，也包括海事部门、外国洋员以及已退休的工作人员。每年度的贸易报告大致在两百多页。[3]由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首开中国海关历史上贸易统计分析制度的先河。[4]年刊以中外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以连续出版物为形式，可称作中国现代年鉴的先驱之一。该书一直出版至1948年，保存了一批系统完整的海关资料。 

　　1909年，奉天图书馆出版《新译世界统计年鉴》。该年鉴系奉天学务公所图书科员谢荫昌受奉天提学使卢靖之嘱，根据日本统计局局长伊东佑谷所编1907年卷《世界统计年鉴》辑译，奉天图书印刷所印刷，奉天图书馆发行，1909年7月出版。卷首题：“日本帝国统计局长伊东佑谷著，奉天提学司图书科员谢荫昌辑译。”全书分为11章，分别为：第一章各国主权者，第二章土地，第三章人口，第四章宗教及教育，第五章财政，第六章国防，第七章产业，第八章商业，第九章船舶及水运，第十章交通，第十一章银行及金融。另有附录。全书绝大部分为图表数据，仅有少量说明文字。《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在中国年鉴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翻译出版的具有现代性质的第一部年鉴，也是中国第一部完全取材于国外的年鉴，为以后的年鉴编译工作开了先河。[5]1910年，谢荫昌根据伊东佑谷所编1909年卷《世界统计年鉴》，先后编译《最新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1911年，奉天提学司图书科员孙世昌受奉天提学使卢靖之嘱，根据1910年英国《政家年鉴》编译了《欧美教育统计年鉴》。 

　　二、民国时期的年鉴 

　　辛亥革命前后，东西方各种学说和出版物大量传入中国，国内新思想活跃，学术活动增多。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仿效欧美研究社会的方法，调查社会，研究政经人文。年鉴这种新型书籍形式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 

　　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岀版《世界年鉴》。这是由中国人自己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具有现代性质的年鉴。该书于1912年7月开始编纂，12月31日出版，初版1万册，参加编辑的人员共69人。全书“沿东两各国世界年鉴之例而作，惟于分类一端，则由同人自运匠心，妥为支配，期得纲举目张之益，而收检查便利之功”，“资料由编译而成者约居十之七，其由直接调查而来者约居十之三”。[6]《世界年鉴》篇首收录了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题词，国务总理赵秉钧绪言，以及章太炎、王楫唐跋语，书名由程德全题署。地图部分收录了各国旗章图、各国元首写真、世界新地图、“中华民国”全图。全书1300多页，内容分为岁时类（历法、天文、时鉴、丛录）、地舆类（总部、地理、人文、丛录）、国际类（总部、法制、交涉、丛录）、政法类（总部、立法、行政、司法、丛录）、教育类（总部、学校、图书、丛录）、军警类（总部、陆军、海军、警务、丛录）、经济类（总部、岁入、岁出、金融、货币、丛录）、农林类（总部、农事、农产、丛录）、工商类（总部、工艺、商业、矿务、丛录）、交通类（总部、邮政、电信、航业、铁路、丛录）、人事类（交际、摄生、家政、游戏、丛录）、余录类（民国元年民国大事记、民国元年外国大事记、世界现今伟人事略、民国现今伟人事略、补遗、增订）12个大类。“大之宪章法典，小之名物象数，近之郡国州县，远之欧美非澳，凡一年内政治之陈迹、法制之变更、社会之进化、经济之现象，靡不包举无遗。”[7]《世界年鉴》博采国际国内各方面资料，结合国情分类编纂，并通过直接调查完善年鉴内容，在中国年鉴编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来综合年鉴的编纂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迪。如果说《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是国人翻译的成果，引进了“年鉴”这一书籍概念，那么，《世界年鉴》则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标志着国人对“年鉴”的认识和编纂实践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特别是由时任总统、副总统和国务总理亲自题词或作序，这在中外年鉴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0世纪初，创办发行的年鉴还有1914年由基督教全国大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编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6年江苏教育学会编纂的《江苏教育学会年鉴》等。 

　　20世纪20年代，中国年鉴事业得到初步发展。年鉴编纂种类多样，初具规模。从编纂类型上看，既有综合性年鉴，又有专业性及统计性年鉴；既有国际性年鉴，又有全国性和地方性年鉴。从编纂内容和方法上看，既有翻译、摘编的内容和实地调查采访资料，又有地图、大事记、表格、附录等多种体裁形式。从编纂主体看，既有外交部、市政府等官方机构，又有商务印书馆、银行周报社、新亚书店等新闻岀版单位，还有年鉴是个人主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年鉴的编纂手法在中国年鉴编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如《世界年鉴》彩色地图的运用，《中国年鉴》总目、细目的设计方法，等等。其中，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中国年鉴（第一回）》，可谓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纂的全面反映中国国情的综合年鉴。该年鉴卷首附有五表，即“中华民国十二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民国十三年阴阳历对照表”“最近二百八十年中东西三历合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中外度量衡比较表”，分土地人口（土地、人口）、政治军事（宪法、国会、官制、司法、外交、陆军、海军）、财政金融（财政、盐务、货币、银行）、交通水利（铁路、电政、邮政、航务、航空、治水及筑港）、农工商业（农业、林业、渔牧、矿业、工业、商会、公司、外国贸易、度量衡）、教育宗教（教育、宗教）六大部类，后列二十年来中国大事记和附录。《中国年鉴》的框架结构为民国时期各地编纂综合年鉴时所经常借鉴。 

　　进入30年代，中国年鉴事业出现了一个高潮，有人称为短暂的“年鉴热”。1930-1949年，编辑出版了百余种年鉴。 

　　民国时期出版的年鉴，有如下几个特点： 

　　1．数量种类可观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各类年鉴280多种[8]。这在战事频繁、经济凋敝、文化落后的时期，实属不易。年鉴类型大致齐备，其中尤以地方性和专业性的年鉴为多。但出版年鉴的地区分布并不平衡，最多的属广州市，1928年该市出版《广州卫生年鉴》，1929年出版《广州统计年鉴》，1932-1933年出版《广州商业年鉴》，1947年在继续出版商业年鉴的同时，又出版《广州商场年鉴》和《广州工商年鉴》。江西和江苏等省还出现了《赣县年鉴》《无锡年鉴》《无锡县公安局年鉴》《吴县工运年鉴》这样的县级年鉴。而这一时期，部分省区未见年鉴出版的记载。 

　　2．存续时间普遍较短 

　　这280多种年鉴，80%以上只出版了一二回（部），昙花一现，寿命普遍不长，有的两回之间间隔长达10年以上。坚持连续出版三回以上的为数甚少，仅有《申报年鉴》《中国经济年鉴》《全国银行年鉴》《世界年鉴》《国民政府年鉴》《内政年鉴》《财政年鉴》《中国年鉴（英文）》《世界知识年鉴》《江苏教育会年鉴》《上海市年鉴》《广西年鉴》《湖南政治年鉴》（后改名为《湖南年鉴》）等，其中，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为《申报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 

　　3．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民国时期编纂岀版的年鉴，尽管存续时间普遍较短，内容篇幅大小不一，编纂质量参差不齐，但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当时的各种年鉴，除详细载录有关时事资讯外，还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收录了大量采访册、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许多年鉴内容大多以调查统计资料为主。特别是部分年鉴连续出版时间相对较长、篇幅相对较大，更为后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逐年可比历史资料。当时还有一些伪满洲国和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编辑的年鉴，尽管立场、观点、方法都存在问题，但其中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资料、图片及统计数字仍然是十分珍贵的。 

　　三、新中国成立后年鉴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天津进步出版社于1950年编纂出版《开国年鉴》。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综合性年鉴，主要反映新中国开国大事。其实应该叫手册，开本也比较小。大公报社编纂出版了《人民手册》，名为手册，实为年鉴。它从1950年开始，到1965年的16年中共出版了15册，基本上逐年出版，只有1954年和1955年是合刊，其宗旨是记录新中国前进的脚步。该书定型后，每册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大事特辑，汇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言论、文电，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决议、方针政策条文和政府声明，党报党刊的重要社论等；后一部分逐年记载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统计资料，起到了国家年鉴的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从1953年开始出版《世界知识手册》，基本上每年一册，1958年起，改名为《世界知识年鉴》，按年度反映世界各国概况、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各种统计资料和大事记，栏目稳定，查找便当。这一时期还出版有《中国摄影年鉴》《开滦年鉴》《球类比赛年鉴》等年鉴。据统计，50年代年鉴数量不到十种。 

　　20世纪60年代，《中国体育年鉴》《台风年鉴》《广东省地面气象年鉴》3种年鉴创刊，但都只出了几期，影响不大。这一时期，我国翻译出版了《徳意志民主共和国统计年鉴》《阿尔巴尼亚年鉴》等外国年鉴。此外，还内部出版几部统计年鉴。“文化大革命”前，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创刊的年鉴几乎全部停刊。[9] 

　　总体上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年鉴编纂出版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年鉴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及民国时期，这与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是极不相称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只有极少的年鉴编纂出版，年鉴事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年鉴事业的迅猛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9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负责人时，对陪同接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说：“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0]以《中国百科年鉴》等年鉴的编纂出版为龙头，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久不衰的年鉴编纂热潮。 

　　1980年，全国先后有《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出版年鉴》《世界经济年鉴》《自然杂志年鉴》（后改名为《自然科学年鉴》）5种年鉴问世，加上继续岀版的中译本《科学年鉴》，共有6种。1981年，《中国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农业年鉴》等7种年鉴创刊，《中国体育年鉴》复刊，全国年鉴共有14种。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印刷年鉴》《中国文艺年鉴》《中国新闻年鉴》等13种年鉴创刊，《世界知识年鉴》复刊，年鉴发展到28种。1983年，第一部地方综合年鉴《苏州年鉴》编纂出版，《黑龙江经济年鉴》《辽宁经济统计年鉴》《广州经济年鉴》创刊，地方年鉴异军突起。1984年，第一部省级综合年鉴《河南年鉴》编纂出版。1986年，全国编纂出版年鉴113种。1993年，全国编纂出版年鉴640种，其中地方综合年鉴340多种。1999年，全国编纂出版年鉴1300多种。2005年，全国编纂出版年鉴2000种。2008年，全国编纂出版年鉴2500多种，其中地方综合年鉴1400多种。2014年，全国编纂出版年鉴5000多种，其中地方综合年鉴2000多种。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6年，为“年鉴热”兴起阶段。改革开放之初，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不同专业、学科、部门读者群对知识信息的需求，以《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等为先导，一大批专业年鉴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专业年鉴中数量最大的当数经济类，已覆盖国民经济各个主要部门，并且从大的经济门类扩展到行业，从行业扩展到企业，从生产部门扩展到财经商业部门。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年鉴，如《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国际形势年鉴》《世界经济年鉴》，英文版的《中国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译的《意大利舰船年鉴》，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和美国亚系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美国工商年鉴》，等等，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其次，是统计类年鉴的大批问世。除全国性的《中国统计年鉴》外，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出版了统计年鉴。再次，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疗卫生类年鉴，涌现出教育、文艺、体育、新闻、广播电视、电影、戏剧、版画、摄影、文学研究、卫生、中医、中医药、外科、内科、口腔医学、医学科学、药学等30种年鉴。 

　　第二阶段，1987-2005年，为年鉴快速发展阶段。在专业年鉴的带动和影响下，随着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相继建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尤其是1986年以后，地方性年鉴异军突起。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会大城市为主，编出一批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各地首轮地方志编修工作的完成，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在80年代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又迎来了一个高峰。 

　　第三阶段，2006年以后，为依法编鉴阶段。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476号）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首次明确了地方综合年鉴的性质、编纂主休、质量要求和经费来源，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有关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全国性法规，它结束了地方志书和年鉴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标志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和地方综合年鉴工作进入了依法编修的新阶段。在《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相应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的指导、推动下，地方综合年鉴不断向市、县（市、区）拓展。截至2015年，全国共编纂出版地方综合年鉴2300多种。北京、上海、安徽、广东等省市实现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全覆盖，吉林、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市地方综合年鉴覆盖率达80%以上。《上海年鉴》《江苏年鉴》《广州年鉴》先后推出英文版，一批年鉴简本、地情手册等衍生产品相继涌现。地方综合年鉴不仅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在编纂质量上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注释： 

　　[1]王世伟：《百科全书起源考略》，载《图书馆情报工作》1991年第4期。 

　　[2]牟国义：《宋代〈年鉴〉一书考略》，载《江苏地方志》2012年第5期。 

　　[3]吴松弟、方书生：《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的书名、内容和流变考证：统计丛书之年刊系统》，载《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4]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述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王世伟：《二十世纪中国第一部年鉴》，载《图书馆杂志》1990年第5期。 

　　[6]《世界年鉴（1913）》（1）例言，《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 

　　[7]熊希龄：民国3年《世界年鉴》序言，《世界年鉴（1914）》，《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8]《民国丛书续编》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的历史文献价值》，《民国丛书续编》第一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此数字为约数，未进行全面校核。 

　　[9]张丽丽：《浅析新中国年鉴出版发行特点》，肖东发等著《年鉴学》，方志出版社2014年版。 

　　[10]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