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 

　　关于综合性年鉴定义，年鉴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综合性年鉴是指两个以上不同学科、行业内容并列为主体的年鉴。因此，当一部年鉴包容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领域时，它就应当是综合性年鉴。这种定义的综合性年鉴，是相对其他学科领域来说具有综合性，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综合性。第二种观点认为，综合性年鉴是指记载人类社会各方面发展情况和自然界各种新事物、现象的年鉴。符合这种定义的综合性年鉴，其内容具有普遍性，一般只受地域的限制。第二种观点与人们对综合性事物的习惯看法相一致，因此通常被采用作为综合性年鉴的定义。 

　　地方综合年鉴是限定地域范围的综合性年鉴，以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为收录范围。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这是从法规的层面，对地方综合年鉴定义和概念作出的权威性表述。该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的“地方”界定为行政区域，“综合”包含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属性定义为“年度资料性文献”。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超越了年鉴作为工具书的概念范畴，更加鲜明地强调和体现了地方综合年鉴的文献属性。当然，年鉴界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也有不同看法，基于年鉴具有较强的工具书特性，认为地方综合年鉴应当定义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工具书。 

　　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具体可分为省级综合年鉴、地市级综合年鉴、县区级综合年鉴。省级综合年鉴如《北京年鉴》《黑龙江年鉴》《江苏年鉴》《安徽年鉴》《河南年鉴》《广东年鉴》《广西年鉴》《新疆年鉴》等，地市级综合年鉴如《哈尔滨年鉴》《南京年鉴》《镇江年鉴》《杭州年鉴》《福州年鉴》《济南年鉴》《武汉年鉴》《广州年鉴》《西安年鉴》等，县区级综合年鉴如《江阴年鉴》《栖霞年鉴》《吴县年鉴》等。一些经济区域、城市区域年鉴，如《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年鉴》《长江三角洲城市年鉴》《武汉城市圈年鉴》《中国－东盟年鉴》等，从广义的地域概念和记述内容上讲，也可归入地方综合年鉴范畴。随着年鉴工作的拓展，出现了乡镇年鉴，也应属于地方综合年鉴。 

　　从地域、区域的角度看，我国地方综合年鉴与国外的区域年鉴基本相同。世界上一些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为了把握全球某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方面的历史及年度情报资料，编有各种各样的区域性年鉴。其中有些是记载一个洲的，有些是某个洲的一个方位的地区，有些则涵盖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或地区。例如《欧洲年鉴》《拉丁美洲年鉴》《远东和大洋洲年鉴》《北非年鉴》《中东和北非年鉴》《西非年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年鉴》《洛美协定国家年鉴》《加勒比年鉴》等。其中1968年创办的《远东和大洋洲年鉴》，又按南亚、东南亚、东亚、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 4个地区分别介绍了30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政府和外交使团、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而《洛美协定国家年鉴》则详细介绍了参加洛美协定的56个成员国（包括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各国）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共同市场（EEC）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二、地方综合年鉴的性质 

　　属性，是哲学上的一个概念，一般指实体的本性，即属于实体的本质方面的特征。事物的属性可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普遍属性和特殊属性，等等。对于地方综合年鉴的属性来讲，问题较为复杂，是多层次的，是辩证的。 

　　（一）资料性 

　　资料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的根本属性。翻开各种地方综合年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都是经过整理加工的各类型资料，凡一年来重要的信息资料，年鉴全部收录。既有宏观的全局资料，又有微观的典型资料；既有历史回溯资料，又有现实时事资料；既有原始文献资料，又有统计数字资料；既全面系统，又准确真实。容量大，范围广，而且高度浓缩概括。就某一部门、某一地区、某一学科、某一行业的信息量来讲，其他工具书没有地方综合年鉴这样集中、及时、连续和全面系统。地方综合年鉴资料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综合性、单一性条目，也有表格、图片、大事记，又有目录、索引、文摘、简介和大量的一次文献。 

　　（二）地方性 

　　最能反映地方综合年鉴个性特色的是乡土特性、乡土气息。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也不相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决定了地方综合年鉴在内容记述上必然各有其特点。地方综合年鉴要选取最具当地特色的内容，如当地重要产业、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工艺产品等独特的事物，载录其中。《新疆年鉴》对西北地域文化的反映，《杭州年鉴》对旅游等的反映，《南京年鉴》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记述，《扬州年鉴》对新兴产业的记述，等等，都突出了这一特性。 

　　（三）年度性 

　　地方综合年鉴在框架结构和内容记述上强调反映当地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突出反映年度内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成就，这是地方综合年鉴突出时代特色或者说年度特色的重要体现。例如，《哈尔滨年鉴（2012）》收录题为《坚定实施新战略，奋力实现哈尔滨科学发展新跨越》《哈尔滨市委关于加强文化名城建设的实施意见》的特载文章，从多个方面阐述部署哈尔滨发展建设工作。又如，《广东年鉴（2012）》中的特辑类目，分12个专题介绍了广东省新发展的成就，包括《十件民生实事圆满完成》《入世10年广东开放型经济跨越式发展》《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继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启动》《财政改革取得突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积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扎实推进》《社会建设新举措频出》《2011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成功举办》《2011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举行》《〈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出版印刷全面完成》，这12个专题从经济、文化、社会民生各个领域凸显时代特色，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再如，《江苏年鉴》将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执政施政举措引入年鉴框架设计，体现了年鉴编纂理念的与时俱进。 

　　（四）综合性 

　　基本资料是否完备、主要内容是否全面，是地方综合年鉴综合性的内在要求。它的特点是点面结合，首先必须考虑地域的覆盖面和领域、行业等内容的覆盖面。例如，省级综合年鉴在地域上要兼顾全省和市、县（市、区）；在内容上既要全面系统记述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兼顾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又要兼顾重点行业、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在内容资料完备的同时，还要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成果、经验和人物进行重点介绍，做到点面结合、主从适度。 

　　（五）工具性 

　　地方综合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但具有较强的工具书性质。有学者认为，年鉴有可读性，与字典、词典、历表、年表、书目、索引等类工具书有较大差别，因而对地方综合年鉴的工具书性质产生怀疑。其实就可读性的广泛含义而言，凡书刊皆可读，字典、词典、书目、年表等也是有可读性的。但地方综合年鉴与普通书刊比较起来，还具有收录广泛、内容概括、信息密集、资料浓缩、编排特殊、功能齐全等一系列特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供读者查阅，以解决多方面的疑难问题。这是编辑出版地方综合年鉴的重要目的。在实际生活中，系统阅读地方综合年鉴的读者极为罕见。年鉴的工具书属性（包括查考性、易检性、完备性、概括性、系统性等）是主要的，可读性是次要的。 

　　地方综合年鉴应该加强工具书的属性。但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实际工作中，却有许多情况是与地方综合年鉴的工具书属性相悖的。如过度汇集论文、报告、会议文件、发言等一次文献，信息量大为减少，缺乏查考性和概括性；不附任何索引，只有目录一种检索途径，失去了易检性；栏目设置和编排不合理，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性。 

　　（六）史册性 

　　地方综合年鉴逐年编纂出版，它的连续性和积累性又加强了它的史册性。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古今的概念也是相对而言的：眼下的“今”，就是明日之“昨”，更是若干年后的“史”或“古”。年代久远，年鉴逐年记载下来的当时的资料，自然会变为历史性资料。美、英等国的许多年鉴都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相当一部分已变成近现代史料集。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批年鉴，到现在也成为珍贵的史册。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申报年鉴》，就是在原《申报》经理史量才的主持下，于1932年创办的。此年鉴已成为了解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状况的重要资料性文献。 

　　资料性、年度性、地方性、综合性、工具性、史册性可以称为地方综合年鉴的本质属性，因为这些属性反映、揭示了地方综合年鉴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属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特有的并能与其他类事物区别开来的特殊属性。 

　　三、地方综合年鉴的作用 

　　地方综合年鉴的功能可以概括为资政、存史、育人，围绕其功能，作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一般来讲，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地方综合年鉴系统记录了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记录了当代人的实践活动和智慧经验，横陈百科，资料丰富。通过对地方综合年鉴所辑录资料的运用、研究，既可以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熟悉地情提供咨询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依据，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也可以为规划编制、旅游开发、城市建设、招商引资、防灾减灾、文化建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教育等方面提供信息咨询和合理化建议，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二）为科学研究和社会各界提供信息资料 

　　地方综合年鉴是由熟悉本专业、本地区、本领域情况的行家里手在占有大量的事实、文献、数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综合、研究之后写出的。其中不仅有具体的事实、重要的文献、准确的数据，还有大大小小类别不同、长短不一的综述性文章或条目，高密度储存地域地情信息，知识高度密集。这些具有权威性、系统性的信息资料，既可以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和翔实数据，为开展新闻写作、文学影视创作等提供基本素材，也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资讯，使读者对该学科、该地区、该领域的发展概况有较完整、系统的了解。 

　　（三）保存、传播地方重要文献信息 

　　地方综合年鉴主要记述一个地方开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辉煌历史，搜集、整理和保存各地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珍贵历史资料，在社会实践中出现的代表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出现的新思路、新创造、新经验，这些都是重要的地方文献资料。同时，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大多由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或年鉴编纂单位具体组织实施。这种管理体制使得地方综合年鉴具有政府出版物性质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使得地方综合年鉴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值得政府部门和图书收藏机构、社会人士搜罗保存，保证这种独特的文化产品传之久远、传之四方，使得地方综合年鉴具有较强的史册性质和文化传播工具性质。 

　　（四） 增强乡土情感和自信心、自豪感 

　　地方综合年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域文化的凝聚，体现着地域特色和地域精神，弥漫着乡土气息，保存着深厚的乡情、乡思、乡愁。地方综合年鉴中涵盖的深厚文化积淀、宝贵精神品格、浓重家国情怀、崇高价值追求，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地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增强人们的乡土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10月底，我国已编纂出版32种、790余部省级综合年鉴，338种、4590余部地市级综合年鉴，近2000种、12000多部县区级综合年鉴。数量众多的地方综合年鉴汇聚在一起，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国情信息和地情信息资源宝库。亟须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掘，充分利用，努力将其转化为巨大的经济财富、文化财富和社会财富。 

　　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年鉴编纂单位逐步认识到了年鉴资源开发利用的极端重要性，在编纂年鉴的同时，不断研究新办法，探索新方式，推动年鉴工作与现实服务接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一是利用地方综合年鉴资源出版年鉴简本、袖珍本、便民本、英文本等不同版本，编写地情手册、地情概览或实用指南等地情资料书籍；二是利用地方综合年鉴资源建立图片库，编纂出版系列图片集或反映地域文化的画册，举办地方图片展览；三是配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发展战略，编纂出版区域性年鉴；四是制作年鉴光盘，建立年鉴数据库或年鉴网站，将年鉴资料免费提供给社会公众使用。总之，地方综合年鉴的无穷魅力正在逐步展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