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助，1914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亭江象洋村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北游击战争时期的领导者之一。1941年9月21日，他在征途中突遭土匪袭击，光荣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王助童年在家塾发蒙。他天资敏慧，喜诵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作。这些不朽诗篇中所揭露的黑暗的封建社会现实，拨动了他对穷苦人民深切同情的心弦；中国近百年丧权辱国的历史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英雄事迹，也激荡着他幼小的心灵。后来他就读于马尾海军艺术学校（勤工学校的前身），目睹汇集在马尾江面上的英、日、美商船里倾泻而出的洋货，以及祖国财富被掠夺而去的情景，看到列强军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外国水兵趾高气扬，欺凌我国同胞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他曾对同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要看我是个身体瘦小、眼睛近视的文弱书生，有朝一日揭竿造反，我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在学期间，王助对这所国民党官办学校一味高压控制学生、不许有一点自由，感到极为愤慨。1929年冬，他所在班的同学愤然以罢考反对学校当局。他是这次斗争的活跃分子，被勒令退学。这一打击使他进一步看清了旧制度的黑暗腐朽，更加热切地寻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0年春，王助转入福州英华中学念书。他从一位进步教师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同年秋，他升入该校高中部学习、接触了高年级同学中的地下党员，接受了党的教育。不久，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年夏，他被选派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听取了法共党员、著名左翼作家巴比塞的报告。这年冬，他由郑维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助入党之后，按照党的指示，组织读书会，宣传革命真理。他在学生集会上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卖国投降、残害青年的罪行，闻者无不动容；据英华中学国文教师陈遵统先生回忆：“王生所列讲题中感不绝于吾心者有二：一为《学生之悲哀及其出路》，一为《中国青年悲哀的原因》，语时，几乎垂泣涕以道之，知其在旧时代所受痛苦，极感深矣。”他和进步同学一起发传单、贴标语，举行集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他积极参加郑维新同志领导的福州肃劣会、互济会，查抄日货，惩治奸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出了贡献。

1932年夏秋之间，王助深入福建学院学生中开展工作，宣传抗日，积极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学校党小组。

1932年秋，王助从英华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时值一·二八抗战之后，全国出现了抗日热潮。他不仅从事学运工作，还深入到黄包车工人中去、发动学生和工人罢课、罢工，组织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他还到西苑兵营开展兵运工作，鼓动东北籍爱国官兵枪口对外，把日军打回老家去。

王助的革命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注意，校当局要他离开燕大。党组织从王助的安全和工作需要出发，决定调他回福建工作。他于1932年冬返回福州继续领导学生运动。当时厦门地下党遭到破坏，不少同志被捕，厦大的革命工作局面难以打开。他遂于1933年秋转入厦大经济系。他住在囊萤楼103号，同室有几个同学都是他在英华中学时风雨同舟的好友，他们在一起讨论政治局势和上级指示，刻印革命传单。王助以他的组织才能和魄力，很快地打开了厦大革命工作的局面，使校内“反帝大同盟”组织有了发展，并成立了党的另一个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吸收进步学生二百余人参加。他们出版了刊物《现代文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马列主义理论，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活报剧、街头剧等。十九路军入闽后，王助又积极进行争取十九路军的活动。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助抓住时机，多方设法，携带宣传品深入十九路军驻厦部队，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励官兵的爱国精神。

1933年冬，王助离开厦门前往红都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后，王助于1934年8月被派到闽北，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他除随军参加指挥作战外，还在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创办的《红色射手》刊物上，大量报道各地红军抗击敌军的消息，他还亲自填词谱写了《农民骂叛徒歌》，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地战胜困难、抗击敌人的信心。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闽北苏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纠集十万人马，兵分四路向闽北苏区合围，矛头直指苏区首府大安。1935年1月间，王助随闽北党政机关退出大安，转战于武夷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面对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及与叛徒、内部动摇分子作斗争的十分险恶的环境，王助出生入死，为闽北党和红军在组织上，思想上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2月，闽北分区党委决定：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必须抽出一部分力量打到建松政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为此，成立了闽东北军分区，任命饶守坤为分区司令员，王助为政治委员。

此后，王助与饶守坤一道率独立师第二、三团约一千余人，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由崇安经浦城南下，以建瓯迪口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争。他根据闽北分区委的指示，在极其艰难的战斗环境中坚持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在农村中建立党组织；对罪恶极大的地主民团头子严加镇压，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他在斗争中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当时政和县有一个大刀会首领，为国民党所欺骗利用，专门同红军作对，经王助、饶守坤等做工作后，与红军游击队建立了同盟，共同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经过王助等同志的艰苦工作，闽北党和红军在斗争中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闽北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936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新部署对闽北、闽东游击区的总“围剿”。为了适应新的形势，4月，黄道、黄立贵、叶飞等在政和、周宁交界的洞官山举行会议，后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加强党的领导，下辖闽北、闽中、闽东、闽东北四个分区委。王助担任闽东北分区委书记，领导分区投入了新的反“围剿”斗争。一次，在屏南县上楼，他率领两个连与国民党一个团接上火，激战两昼夜，打死打伤国民党军数百人。最后我方弹尽，而敌人的机枪子弹仍不停地扫来。在这紧急关头，王助不顾自己头部负伤，勇敢沉着地指挥部队撤出阵地，安全转移到预定地点，化险为夷。王助等同志领导的东北红军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频频主动出击，使闽东北游击根据地不断护大。

1937年1月，蒋介石任命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重新集结了数万兵力，以分进合击和跟踪追击的战术，向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游击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闽北形势重新恶化。王助遵照省委指示，结合闽东北斗争特点，采取分散和隐蔽的斗争方法，伺机集结力量歼灭反动军队，有效地粉碎了反革命“清剿”。

这年3月，闽赣省委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成立了闽赣省军政委员会，王助任闽东北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10月21日，他以闽东北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就崇安国民党当局破坏联合抗日条款，致函国民党崇安县军政官员，严正陈述了共产党真诚抗日的立场，对搞好联合抗日提出建议。接着，10月31日，他和汪林兴又联名致函国民党崇安县县长，重申共产党的严正立场，推动了当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出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此后，根据闽北分区委的指示，王助和左丰美一起带领闽北红军第二纵队百余人，到建瓯、松溪、政和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并在邵武二都、建阳香菇村和杜潭等地一天三战三捷，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1938年1月，闽北游击健儿集中于江西铅山石塘，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开赴抗日前线。王助于1937年冬奉命回福州，接受新的任务。

1938年2月，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中共东南分局指派闽东特委书记范式人和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王助主持办事处工作。王助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办事处主任，范式人以军部秘书身份在办事处工作。办事处除了做好前后方联系、传递家书、颁发抗日军人证明和烈士证明等工作外，更重要的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王助抱病领导办事处开展工作。他通过基督教“美以美”青年会和进步的“民二七”读书会，把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建立了南台歌咏队，采用教歌曲、演话剧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同时，他先后派共产党员及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官办的省抗敌后援会，成立读书会、乡村工作团、抗日妇女后援会和城内歌咏队等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福州各界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一次，他领导南台歌咏队在东街口文艺剧场（今八一剧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歌咏晚会，演唱《八千里路云和月》《松花江上》《八百壮士》等救亡歌曲，悲壮激昂的歌声激发了听众的爱国热情，歌咏会成了抗日救亡的一次动员大会。

王助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很重视抓紧工农武装和党的建设工作，重视发展各种进步团体。1938年冬，他通过连江县进步人士的关系，派出一批同志带军用地图和一批马列主义书籍以及其他进步书刊到连江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建立工农武装；在连江溪沃办了合作人员训练班，培养了干部二十多人，作为骨干输送到各个准备建立武装的基地去。他还在福州发展了许多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和双虹小学联络点。1938年夏起，他领导组建了中华民族先锋队福州总队，并派出代表赴延安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会议。他还恢复了《战友》期刊，创办了《教世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

1938年3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泉州事件”。闽中红军游击队遭顽军包围，被迫缴械。王助立即与范式人找国民党省府主席陈仪交涉，据理力争，陈仪不得不同意把被扣人员和武器在3日内交还，使这支队伍得以保存，并开赴抗日前线。王助还先后输送六七十名干部到新四军去。他针对当时抗日形势，拟了一份作战计划，提出福州一旦沦陷，如何动员民众展开游击战的问题，但被国民党当局束之高阁。

1939年5月，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福州地区的学校相继迁往内地，新四军福州办事处迁往南平。王助则奔走于永安、明溪、闽清各县之间，将因机关、学校内迁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重新建立各县党组织。

1939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崇安县村头村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会。会议决定加强党的自卫武装，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进行斗争。在这次会议上，王助被选为省委委员，兼任宣传部长。同年9月，省委在崇安坑口村头山上的绿村洋创办了武夷干校，王助兼任副校长。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党的宣传和理论建设工作上。武夷干校在绿村洋办了四期，培训了干部二百余人。1940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福建省委实行有武装、有组织的隐蔽精干政策，保存有生力量。省委机关、武夷干校和武装部队都分散到闽北各地进行隐蔽斗争。省委书记曾镜冰和王助则带领省委机关和特务队共四十多人，坚持在村头、长涧源、坑口一带领导斗争。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顽固派纠集重兵向福建省委所在地崇安及建松政地区发起猖狂进攻，省委机关被迫撤离崇安。1941年4月21日，日军在沿海登陆，福州第一次沦陷。省委决定由王助率领一支队伍在建瓯一带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王助身体虚弱，高度近视，仍经常昼伏夜行，翻山越岭，指挥战斗。5月间他病得很重，同志们硬把他送到邵武中心县委驻地疗养。过了一个月，省委机关辗转到了邵武二都大山，他立即投入紧张的抗日反顽的领导工作。8月，省委为要打通闽北与闽南的联系，派王助率部挺进建瓯、南平、顺昌边界，开辟抗日游击支点。他不顾大病未愈，身体衰弱，带领部队日夜兼程，向南挺进。9月21日，队伍途经建阳茶埠东坑头时，与一股土匪遭遇。那天中午正逢日全食，王助趁天色昏暗，带领同志们冲出村子。队伍奋力突围了，但王助不幸中弹牺牲了。

（严传全）

（来源：《福建英烈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