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樱尧

仿法国傅先生银牌样式仿制品。

　　在福州地区，见过清朝皇帝颁发给船政“大清御赐金牌”和“大清御赐银牌”实物的人不多，笔者算是其中一位。此等船政文物，存世数量有限，很是稀罕。

　　来自法国的御赐银牌

　　先说银牌。1996年10月，马尾造船厂收到一封寄自法国的来信，寄信人是旅法华侨，中文名字傅瑞胜。他随信附来一张复印件，上面的物件令我十分惊讶。傅先生在信中写道：“今天我在法国友人处见到一枚清皇室御赐银牌，雕工精细，反面为‘福州船政成功’。我估计此牌可能为福州马尾船厂由于造了我国第一艘兵舰而赐……”

　　复印件十分清晰，尺寸大小也没走样，此枚银牌略呈椭圆形，横向直径86mm，竖向直径90mm，厚度未标出。上方有栓缓带的圆环。银牌一面（且定为正面）外侧有线形花边，正中上写“大清”（从右至左）二字，中间竖写“御赐银牌”四字，两旁对称雕饰神采飞扬的四爪飞龙，龙形线条流畅简洁。另一面正中书“福州”二字，下书“船政成功”，两旁雕饰环绕的瑞云。正反两面造型皆端庄古朴，字体为楷书。

　　信和复印件转到我的案头，对眼前的“大清御赐银牌”图案，我十分茫然。因翻阅过不少船政的文献资料，均未有见过铸造或赐给什么人金牌银牌的相关文字记载。但看这精美的图案，心中判定此物应该是真家伙。我随即请教了对船政史素有研究的陈道章、陈贞寿诸专家，他们也都说未见闻过此物。不久，我就给傅先生回了信，谈了自己对这枚银牌的看法，并请他有机会将此银牌带回国内看看，或能转让。

　　第二年秋末的一天，傅先生告知已将银牌托人带回福州。来者是一位中年女士，用电话通知我到福州华林路她的亲戚家里会见。我当即约了陈道章先生和马江海战纪念馆张寒松一同前往，张寒松特意还带了一台照相机。几经问路，我们终于来到这位女士亲戚的家，见到了这枚银牌。好家伙，真的非常精美，纯银质地，浮雕感很强，尤其那两条雕龙活灵活现，令人爱不释手。我们几位轮番翻看品鉴，很为当年船政有这么精美的御赐赏品而感慨。征得同意后，张馆长拿出相机开始拍照。他嫌房间内光线不好，那天正好阳光灿烂，遂移到阳台放在阳光下拍摄，正反面都拍了好几张。接着，我们和这位女士谈起了敏感的话题，即让售。女士表示此次将银牌带来，就有这个意向。我们询问了价格，说是要20多万元。那时船政文化尚未热乎，对船政文物的收藏并无官方授意。我们几个只是想，如果价格适合的话，就个人掏钱购下。听到这个价格，都张口结舌了。过了几天，那位女士携银牌离开了福州，我们心中一阵怅然。好在拍了照片，谁知，张馆长将胶卷送去冲洗，却是一片模糊，原来在强烈的阳光下拍照，银牌会反光，真是遗憾。如今陈老、张馆长都已作古，现仅有我亲睹过这件珍稀文物。

　　御赐金牌疑云

　　再说金牌。2001年6月，我的一位同事李元标收到他在福建云霄县工作的远亲庄先生来信，信中附来两张照片，说是船政的御赐金牌。庄先生信中说，他是文物收藏爱好者，前不久用几件字画从别人手中换得这块“金牌”，因心中没底，就拍下照片寄给我厂，请人鉴定。同事将信和照片转给我看，我更惊讶了，银牌来历尚未弄清，又冒出“金牌”来。仔细端详照片中的“金牌”样式，造型字样与银牌基本一致，只是一面文字为“大清御赐金牌”。庄先生在信中介绍，这枚“金牌”有磨损，质地实为纯银，只是外表镀金而已。另外，这枚“金牌”的尺寸比上述银牌小了很多，造型为浑圆，直径48mm，厚4mm，重55克。我又询之陈道章先生，都认为不可能是伪造物。陈老还苦笑道，难道清政府真穷到这个地步，标明金牌，实质却是金包银，好笑。我给庄先生回了信，谈了对这一船政文物的判断，并也提出转让的意思。庄先生明确答复：不考虑转让。

　　那一年正好是船政创办135周年，厂里搞小规模的厂庆活动，我也正参与筹划“马尾造船工业旅游”项目申报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工作。遂对照银牌复印件和金牌照片图形，仿制了银牌和金牌，作为旅游点纪念品。这些仿制品赠送各界人士，作为船政吉祥物，很受欢迎。那几年，省市各级领导重视船政文化建设，船政文化成为福州地区四大文化品牌之一。为再现船政历史，传播船政精神，马尾区建设了大型的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时名扬遐迩。而在两年前（1999年），福州台江区一位干部到青海挂职，无意中在牧民家里见到一枚“大清御赐金牌”，就将其收购，随后转赠给船政文化博物馆。这枚历经百年的“金牌”，已磨损得现出里面的银质，大小形状都与云霄庄先生收藏相同。

　　不久，船政文化博物馆又收到英国人转赠的6枚“金牌”，转赠者说是曾在船政工作过的英籍教师的后代。这几枚“金牌”肯定很有来头，但据馆内工作人员细心鉴定，发现这6枚“金牌”质地却是铜和铁的，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

船政聘用的洋员洋匠合影。

　　多处现身，谜云重重

　　2006年4月，北京《中国船舶报》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原国家第六机械工业部的一位老同志在新加坡探亲时，购得一枚“银牌”，我立刻进行联系。这位收藏者叫汪经生，他说1999年底在新加坡以“坡币千元之多”购买到这枚银牌，认为很有价值。我请汪先生将银牌拍成照片寄来，不久，照片如约而至。我怎么看都不如以前法国带回那枚银牌“好看”，再核对提供的数据，这枚银牌为圆形，直径45mm，没有“挂钮”。当年6月中旬，我赴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抽空约见了汪先生，见到了这枚“银牌”。字样图案和前述的金牌、银牌大体一样，但浮雕感比法国傅先生那枚大银牌差多了，与常见的银圆差不多。汪先生主动表示愿将这枚银牌“有偿赠送”。我请他出个价，他表明要15万元人民币。

　　这年7月的一天，我又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我介绍是安徽太和县人，前几年收藏到一枚船政银牌，想了解一下银牌的来历。我先问了银牌大致样式，心中已有数，这是一枚与北京汪先生所收藏一样的银牌。我再问这位名叫孙黎的先生，银牌是怎么得来的？他很坦率，说自己是古币爱好者，前两年在收集钱币时，发现这枚类似银圆的银牌，就随手买下，花了一百多元。他始终弄不清船政银牌的出处，遂从安徽西北部的太和县打电话到福建来了解。他的电话恰恰又是我接的，算是撞对了人。我与孙先生交换了联系方式，请他将银牌照片寄来。一周后照片寄来了，也附上了相关数据，确是与北京的那枚一样。我也将发表在中国船舶报上题为《船政金牌银牌故事多》一文寄给他。

　　至此，我接触了好几个版本的大清御赐金牌和银牌，心中纳闷，清朝皇帝到底颁发了多少种标有“福州船政成功”的御赐金牌和银牌？

　　循迹追踪，谜团初解

　　带着疑问，我又查阅了手边拥有的船政资料，还是找不到相关的记载，只是在简单记述清政府对船政所聘外籍洋员的奖赏中，赏给船政正监督法国人日意格“一等宝星”。“一等宝星”是御赐奖牌吗？不得而知。

　　2006年底，马尾召开纪念船政创办140周年学术研讨会，福建师大林庆元教授参加了会议。他是资深的船史研究专家，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找到御赐船政金牌和银牌的相关资料线索，准备深入考证。不料几个月后，他因做心脏手术失败辞世，本应要揭开的谜团线索又中断了。

　　我退休后，留厂做些整理厂史资料工作。根据林庆元教授的研究思路，我认为在船政文献资料中，一定有这方面的史实记载。果然，事情出现了转机，我在翻阅资料中，发现了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的一份奏折，这份奏折在《船政奏议汇编》中已刊发，但另有附件却没有收录。就是这份附件，记载了金牌和银牌的来历。

　　事情还要从船政初创讲起。船政聘请欧籍洋员来马尾工作，双方订立合约，即洋员要造出各式轮船16艘，还须在五年时间内，“包教包会”，让船政人员也能自行设计、监造、驾驶和管理轮船。这五年合约时间从船政轮机厂建成这一天算起，洋监督日意格明确记述：“应从1869年2月12日开始。”合约规定，洋员洋匠若完成既定任务，将获得赏金和奖品。船政大臣沈葆桢见洋员工作认真卖力，特别在制造蒸汽机工程上颇有成效，于1870年3月就上奏朝廷，提出“恳将中外出力人员择尤奖励”。这一奏议得到皇帝批准，“奉旨允准在案”。但不久沈葆桢因父亲去世，坚持要“丁忧”守孝三年。等到沈葆桢重提此事，已是合约即将期满的时候了。

　　1873年11月11日，日意格向沈葆桢提供了一份“特此呈报欧洲员工对中国员工进行的理论与实际操作教学成果如下”的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船政学堂、艺圃各校学生的培育成绩，认为在办学教育方面，他带领的欧籍人员已达到目标。1874年2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题为“福州军械厂及其成果”的文章，在法文报《上海晚邮》上发表，讲述了他从择址开始在船政的工作情况，内容涉及船政基础建设和造船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言外之意，他认为圆满完成了“合约”规定的任务。

　　沈葆桢认可了日意格及其团队的工作成果，也同意给予奖赏，但必须再上报朝廷批准。1873年12月7日沈葆桢上疏：“奏为船政教导功成，吁恳天恩，将出力洋员匠奖励并速筹犒银回费，俾得如期遣散，以昭大信而杜虚糜事。”疏中汇总了洋员各项荣誉奖励、犒银和回程路费“需银十五万两有奇”，并详细列出清单“恭呈御览”。在另外的“密陈附片”中，沈葆桢还报请给“在工朝夕讲求，实属不遗余力”的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加赏，给副监督德克碑按既定方案给奖，“以示区别而昭激劝之处”。

　　朝廷同意了沈葆桢的方案，这项工作很快实施并完成，欧籍洋员洋匠“各员感戴皇仁，欢声雷动”。除应给的奖金和回程路费，作为“犒赏”项目，到底有哪些物品，价值几何？1874年3月3日，沈葆桢上报了很具体的清单：

　　支制给正监督日意格黄貂马褂一件，工价银一百三十七两；

　　支制给正监督日意格等一等宝星七颗、二等宝星五颗，共一十二颗，每颗金重一两二钱八分八厘三毫，工价装潢合银二十五两九钱三分八厘二毫，共银三百一十一两二钱五分八厘四毫；

　　支制给洋师乐平等金牌一十五面，每面重二两三钱九分六厘，工价装潢合银四十四两九钱九分七厘，共银六百七十四两九钱五分五厘；

　　支制给洋匠卑得儿等银牌二十五面，每面重四两三钱，工价装潢合银八两九钱三分三厘，共银二百两八钱二分五厘。

　　这些奖品中，宝星为纯金勋章，重量标得很清楚。而金牌则“每面重二两三钱九分六厘，工价装潢合银四十四两九钱九分七厘”，以当今黄金与白银的价值比例约50∶1折算，这二两多重的“金牌”，不可能为纯金。前些年发现的船政御赐金牌，表层磨损，露出银质，由此推理，金牌应是镀金的奖牌。而银牌“每面重四两三钱”，与笔者所见到的旅法华裔傅瑞胜先生收藏品“大清御赐银牌”，重量大体相当。

　　很有意思的是，在开列洋员“翻译官日意杰，请赏给六品衔”，漏写了奖品，日意杰很不爽。沈葆桢为弥补失误，在奏文中另加说明，补请“加给二等宝星”一枚。日意杰一直等到这枚宝星到手后，才离开马尾回国。或是受此启发，1882年李鸿章提议，对热心教导船政赴欧留学生的洋教师，不发奖金，而是赏赐宝星勋章和錾金赏牌，因为“西国崇尚宝星”。

　　船政对首批外聘洋员的奖励，并由此形成惯例。1876年船政开造铁胁船，又从法国聘来数名洋员，完工后也循此例奖赏。船政第二批正式雇聘的洋员10人，于1908年完成任务回国之际，也给予了三品至五品的官衔和金质宝星的赏赐。

　　至此，船政御赐金银牌来历的真相，大体可以揭开了，但依然还有谜云：一是为何银牌有大小之分？二是金牌内在材质还有铜、铁之类？三是这些奖牌在哪里制作？我查阅了更多资料，尚未找到相关的文献依据，只能做出如下推论：

　　对海军史、船政史研究造诣颇深的陈悦先生，也涉及中国近代勋章制度的研究。我与他探讨过船政奖牌的制作单位，他明确表示，晚清时期所颁发的勋章，均为颁发部门制作，而非皇宫内的“造办处”制造。船政的御赐金银牌，应是船政自行制作，当年船政的制造工艺因有引进设备，自非难事，上文引用的沈葆桢奏折清单中，也罗列了“工价”费用，即可证实。关于“金牌”材质多样化，我也曾与陈道章先生探讨过。陈老认为，船政仿制能力很强，不排除在以金银制造正规奖牌之外，用同一模具仿造了铜、铁质的金银牌。陈老还举例，船政曾制作过打牌用的金属筹码，他曾见过。最大的疑团，则是银牌为何有大小和形状不同的两种，是否可以推断，第一批制作颁给洋员的25块银牌，是精工制作成椭圆形，而之后的制作则随意了，做出与金牌同样的模式。或许，还利用现成的模具，制作铜、铁材料的奖牌，随意送人把玩而已。

　　《福州晚报》2021年11月14日 A07版、11月18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