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严复与外甥女何纫兰。

严复为今人贡献了“信达雅”的翻译准则，在当时亦以翻译西籍而著名。尽管如此，他的翻译为后人所批评也不算少，火力主要集中在“翻译数量偏少”“译文太过古奥”“于原著内容不太忠实”三点上。

“假使严复在当时不以文见道，那么他的翻译也许就会被人束之高阁，而不能发挥什么影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陈友良在日前举行的福建省社科界2021年学术年会“严复、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分论坛上说，是时代、环境及个人性情，成就了严译的文体。

译著虽少“压千斤”

严复1879年留学归国后，常有“局外人”之感，当时的人们仍视科举取士为正途，严复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以至他写下“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的诗句来泄愤。严孝潜先生说，由于学了横向书写的英文，在社会上被看作如同洋人，严复自认为科举落第的原因，主要在于“误习旁行书”。

尽管如此，在晚清“学问饥荒”的背景下，严复还是从西方经典宝库中精挑细选，倾注心力译出《天演论》。写序的吴汝纶担心这部译著可能不易引起士大夫的重视，而被湮没于科举书籍和时文之中。他说：“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

最终，《天演论》令世人耳目一新，改变了许多人原本轻视西学的态度，也为后来中国人追求中西会通之学开辟了道路。“八大译”名重一时。

其实，“严译西学共计11种”。陈友良说，除了赫胥黎《天演论》等8种外，严复于1905年为宪政运动作系列演讲的讲稿《政治讲义》，基本译自英国人约翰·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初版于1895年）。另据其自述，在翻译《天演论》期间，同时还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柏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惜此二书后均未见成书。

不要光看数量少，“这11本译著所反映的，是当时西方文明的各个维度，包括政治、法制、经济、社会以及理性、自由主义”。陈友良说，严复译述的深度与广度均揭示了他将西方视为一个不同于中华的“文明体”，为清末民初中国人提供了一幅纷繁复杂的西方文明景象。

精准的“读者定位”

于今所谓“译文太过古奥”的批评，在严复当时看来，可能恰恰是一种优点，其致梁启超书信曾云：“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在严复所处的时代，从事翻译工作在文字上主要有4种选择：一是讲究文藻华丽与对仗工整的骈文，二是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三是上承“八大家”的桐城派古文，四是白话文。严复认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天演论》卷首凡例）”。

严复之所以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不仅仅是他个人喜欢的语言或风格，毕竟他曾师从桐城派的吴汝纶，吴汝纶在文字运用上倾向于古文，而反对骈文、八股文与白话文。更重要的是，严复相信只有这种语言风格的著作，才能够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

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保守成性，对外来事物有入骨般的疑惧。严复比他们看得远，知道事涉根本，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社会，而要改革奏效，又必须引进一整套新的思想。

他也清楚地意识到，承载新思想的西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裹了层“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

陈友良说，《天演论》刊布后引起轰动，与严译的文辞优美赢得士大夫们的青睐关系最大。

借译事一浇“块垒”

至于“于原著内容不太忠实”，是因为在“达”与“信”之间，严复更看重前者。

严复在《天演论》手稿本里所撰的“译例”四条，前两条是：“是译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颠倒增减，无非求达作者深意，然未尝离宗也。”“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

“可见严复以为著译的目的，是在于传播文明和思想，使所译之书能于文明思想发生影响，就算达到了译者的目的。”陈友良说，至于译者是否对于原著者负有完全雷同和准确的责任，在严复看来，那是不重要的。

严复的翻译，确实是挟带了不少自己的“私货”。在《天演论》卷下“论三”中，严复将“civilization”译为“文明”，并作解释：“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他认为文明的曙光是因为文字的出现和教化的演进：“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故自有文字洎今，皆为嬗蜕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尽管此段文字是以译文形式出现的，但在赫胥黎原稿中却没有类似的论述。

“我们读他的译文，好像是读他自己所做的文章。”陈友良说，至于他的案语，完全可以说是他个人思想的结晶。贺麟称严复译案是他的“翻译西籍之副产”，对于中国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也值得后人去研究。

其译案内容包括四层，一为附带介绍之学说，二为旧史式的列传，三为旧思想习惯之攻击，四为对于政治社会的主张。总而言之，严复的翻译往往借助西人的著作来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

这种做法妥否，确有可议之处，但评价前人要抱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体察他所处的“命悬一线”的时代危机感，以及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引进西学以帮助传统中国文明向现代文明变革转型，这样才不至于苛责前人。

也因寄著作于翻译，所以严复基本没出过一本属于自己名分的书。关于这一点，他说：“朋友或訾不佞不自为书，而独拾人牙后慧为译，非卓然能自树者所为，不佞笑颔之而已。”他没作辩解，只是含笑点头。

“绎新籀古折以中”，是“严复墓志铭（陈宝琛撰）”中的一句铭文。“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就是致力于探究中外学术如何交流互鉴的途径。”陈友良说，严复的翻译自成一家之言，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巨大影响与功绩，历史已有定论。

（记者 谢海潮）

《福建日报》2021年11月17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